河南
七十四岁的张景惠，连自己有几个妻妾都答不上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驻长春，伪满洲国那套牌子倒了。这个当了十年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的老人，还想换一块招牌，组织治安维持会，等着别人来“接收”。
苏军军官问他：长春城里日军还有多少，驻在哪里？
张景惠摇头。
又问溥仪去了哪里。
他还是摇头。
军官火了，干脆问他家里的事：有几个妻妾？
张景惠伸手掰着指头，先说三，又说二，数来数去说不清。对方拍桌追问：“你可知今日天气之晴雨否？”
他搔着头，迟疑了一会儿，才答：“天正晴也。”
这不是一个普通老人的糊涂。
他这一辈子，最会的就是在该清醒的时候装糊涂，在该装糊涂的时候忽然清醒。
张景惠早年不是读书人。他生在辽宁台安，做过豆腐买卖，地方上有人叫他“豆腐匠”。后来东北乱局里，他拉起地方武装，混进奉系圈子。
一九〇一年左右，张作霖在一场火并后带人来到八角台一带。张景惠没有把人往外推，反而让出头把交椅，自己做副手。
这一步，他算得很准。
张作霖往上走，张景惠也跟着往上爬。奉系坐大以后，他做过军职，也做过地方要员。没多少学问，却懂人情，懂风向，更懂什么时候低头。
他不是没脑子。
他只是把脑子用在了保自己、捞位置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急着拼凑伪满洲国。张景惠很快站到了那一边。一九三二年二月，张景惠等人参加沈阳的伪“建国会议”，随后伪满洲国出笼。
一九三五年，他接替郑孝胥，当上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
这个位子，他一坐就是十年。
郑孝胥有清遗老的脾气，心里还惦记着一套旧东西；张景惠不同，日本人说什么，他多半点头。伪满的所谓政府，真正的权力在关东军手里，他这个“总理”，不过是把日本人的意思盖上中国人的脸。
这张脸，最要命。
日本侵略者要的是东北的土地、煤铁、粮食和人力。伪满政权要替他们征粮、征工、维持殖民秩序。张景惠站在台前，替这一套机器运转。
他在公文桌前糊涂吗？
不糊涂。
一九四三年，东条英机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张景惠也去了，坐在那张侵略者摆好的桌子旁边，替伪满政权装点门面。所谓“大东亚共荣”，说穿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侵略战争披的一件外衣。
他照样配合。
更刺眼的是，张景惠身边有一个人，走了完全相反的路。
那是他的儿子张绍纪，后来改名张梦实。
张绍纪出生在张家，按理说吃穿不愁。可父亲成了伪满总理大臣后，“汉奸之子”这几个字压在他头上。他后来接触进步思想，加入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回到长春后，利用张家身份作掩护，搜集关东军和伪满上层情报。
张景惠的官邸里，父亲在替日本人办事，儿子却在把情报送出去。
有一次，张绍纪把密写材料藏在张景惠照片背后，坐车送往哈尔滨。照片上是伪满总理，照片背后却是反侵略的情报。
这才是最锋利的反差。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大臣们各找出路。张景惠没有立刻认罪，也没有收手。他从通化一带回到长春，急着组织维持会，想用“维持治安”的名义再搏一回。
这时他已经七十四岁。
可苏军来得太快。
那些曾经穿着礼服、坐在会议桌前的伪满大臣，一个个被带走。张景惠也在其中。旧账没有因为他年老就消失，伪满的牌子倒了，汉奸的身份还在。
后来，他被移交回中国，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
到了这里，他又变成了另一副样子。
一九五五年三月，贺龙、聂荣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张景惠已经八十四岁，牙齿脱落，身体衰弱。管理所给他配过假牙，也给过适合老人吃的软食。
见到来人，他还能立正敬礼。
贺龙问他会不会唱《东方红》。
他没有推辞，张口唱了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声音未必好听，态度却很认真。
这一下，那个“糊涂老人”的壳又裂开了。
刚被问到日军驻防，他不知道；问到妻妾多少，他数不清；可到了抚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唱什么歌，他又明白得很。
张景惠的糊涂，从来不是简单的糊涂。
他年轻时知道跟着张作霖能起家；中年时知道靠着日本人能保官；日本败了，又想靠维持会换门庭；进了战犯管理所，便低头唱歌，学着改造。
一九五九年，张景惠病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八十八岁。
那个卖过豆腐的人，最后死在监舍里。床铺、饭碗、假牙，都还在；伪满“总理”的名头早没了，只剩一个被历史钉住的身份：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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