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终结丨君士坦丁堡的崛起：禁卫军改革和蛮族入侵

君士坦丁堡的崛起之三

■ 陆幸生

帝国禁卫军统领在王朝末期的混乱岁月里，显得尤为重要，常常因为是皇帝统治世界的重要助手被倚为股肱，成为制约朝臣和贵族元老的军事手段。因而禁卫军团在帝国末期形成一股独特的势力异化为改朝换代的强权工具，往往可以决定皇帝的兴废。

到了戴克里先朝开始军事体制的改革，禁卫军统领往往被派往行省担任行政和军事统领，远离权力中枢，即可成为行使行省总督权力的权贵，又是在边患严重省份即刻整合罗马军团和地方武装对外攻战有效防御的指挥官和行政首脑。一般可出任军政主要首长，成为制约边防抗衡外部势力的统领。在君士坦丁朝进一步形成了某种干部人事的制度性设计和安排。

在帝国转型的新旧体制交替时期，面临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新形势下，政治军事的变革势在必行。执政官和大公们过去的显赫已经因为权势的虚化成为隔日黄花，禁卫军统领的地位火箭式蹿升，成为真正掌握帝国党政军大权的首要权臣。这些位高权重的新贵，不免成为皇位的觊觎者、簒夺者。比如提比略时代的赛亚努斯、卡里古拉和尼禄、图密善均被禁卫军将领所谋杀，克劳狄皇帝和伽尔巴、奥托均为禁卫军所拥立。所谓戴克里先皇帝本人即为禁卫军统领出身的篡权者，他自然很懂得对于禁卫军的制约。从塞维鲁（Seyerus）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护卫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在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是东方帝国的“首相”，一手握着皇帝的玉玺，一手举起帝国的旗帜。统领永远抱有强大的野心，有时对待侍奉的主人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都受到禁卫军官兵的支持。性质傲慢的军队在实力受到戴克里先削弱，最终被君士坦丁制服以后，仍能保住官职的统领，毫不费力当作皇帝的侍臣，安置在发挥作用而又恭顺臣服的位置。禁卫军头目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失去对整个宫廷各个部门一直拥有和行使的司法权力。他们不再直接指挥罗马军队中的精锐先锋，在作战时负责冲锋陷阵以后，君士坦丁立即剥夺统领的军队指挥权。最后通过一项奇妙的转变，皇帝卫队的队长，全部转任各行省的行政长官。

按照戴克里先的军政改革计划，“四帝共治”各有自己的首都和禁卫军，等到君士坦丁再次统一帝国后，他仍旧设置四个统领，分别管辖所属各个行省。

其一、东部统领的司法权，延伸到南面的尼罗河大瀑布到北面的发西斯河岸，西从色雷斯的山区到东边的波斯边界。

其二、潘诺尼亚、达契亚、马其顿和希腊所属主要行省，接受伊利里亚统领的管辖。

其三、意大利统领的权力不仅限于头衔所表明的地区，实际还统治远至多瑙河畔的雷提亚，地中海处于附属地位的岛屿，以及阿非利加大陆从昔兰尼到延吉塔尼亚之间的大片地区。

其四、高卢统领所辖的地区包括不列颠和西班牙。

禁卫军统领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之后，奉命对周边臣服的民族行使民政管辖权，负有对不服从统治权威的民族行使军事镇压的职责，这样使得有能力的封疆大吏可一展长才，满足个人的野心。凭着他们的才智，被委以司法和财政的最高权力，在国家和平时期，几乎包括国家和人民各自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国家的职责主要是保护遵守法律的公民，人民则是尽己义务，拿出部分财产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钱币、公路、邮政、粮食储备、制造及一切对帝国繁荣有关生产的活动，都受到禁卫军首领的控制。他们是皇帝陛下的直接代言人，有权在宣布一项诏书，按自己的意图进行解释，督导贯彻实施，有时加以局部修改适合当前的状况。

他们监督行省总督的施政行为，免除玩忽职守者的官位，对犯有罪行者进行惩处。下级司法机关的任何重要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如需上诉都要送到统领的法庭进行审判。他们的裁示就是最后的判决，绝不容更改。皇帝不容有人对他的判决有相反的意见，也不许任何人对此蒙受信赖而赋予无限权力的官员，表示任何不满。他的任命完全符合个人的地位。查士丁尼在帝国财政极其拮据时，还在阿非利加行省设置一个禁卫军统领，他的薪酬每人高达每年一百磅黄金。如果他们想存心贪婪，随时都有机会捞到大笔酬金、礼品和大笔回扣。尽管皇帝再也用不着担心统领的野心会危及到皇权安危，却也十分小心留意处理这些地方大员和中央皇权的关系，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形成割据而威胁皇权，通过任期限制或任职年限不定随时调动，削弱重要职位所能够掌握的权力滥觞而尾大不掉，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的可能。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皇帝掌握的部队称为内卫军，负责边疆的部队称为边防军，两种军职的收入差别很大，内卫军的待遇较高，而且享有特权，除非应对紧急战争情况，平时驻扎在宁静的各行省，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兴建营房，运用高压手段实施军事统治。

所谓边防军日久顽劣坐生贪婪嬉戏之心，忘怀军人神圣责职和所应该具备的素养，过着纸醉金迷生活与当地平民无异：有的自甘堕落经营小本生意，赚取蝇头小利；有的无所事事，整天在浴场剧院厮混苟且度日，完全失去进取的活力，部队变得不重视操练而武备松驰，变得一味讲究饮食和穿着。他们平素的作为让帝国臣民感到畏惧，等到蛮族部队大举入侵，表现出畏葸战栗，抱头鼠窜的怯懦姿态。面对内忧外患的民乱和外敌蛮夷的入侵已经逐渐失去了战斗力。面对帝国内乱频发，边患加剧，将疲兵弱，枕于安乐，尚武精神的丧失，帝国已经由兴盛转向衰败，帝国军团已经不堪保家卫国重任，只能选用蛮族人进入禁卫军和边防部队拱卫中枢和边疆，以日尔曼雇佣军作为内卫和哥特人作为盟军抵御外寇，无异国家重器旁落，中央皇权威望危殆。

引狼入室利用所谓“以夷制夷”的手段，这样蛮族人进入罗马军队，变得日益普遍而且功利对权力的要求强烈而且殷切，这却给帝国带来致命的危机。帝国军事国防能力的丧失，江山社稷也就摇摇欲坠了。彪悍大胆的西徐亚人、哥特人和日尔曼人、过去仅仅乐于战阵之事，当他们发现对行省的保护比抢劫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于是纷纷投身行伍，不仅可以加入族人的协防军，而且还可以自行编组军团，还有着凭借武功进入威名远播的内卫部队之可能。

等到蛮族利用帝国开放和民族融合政策自由混杂在帝国臣民之中，逐渐弄清了民俗社情的实际，对当地逐步腐败堕落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就产生了轻蔑不敬之心。同时在于罗马军团协同作战中学习和模仿文明社会的种种权术手段后，逐步滋生出升官发财的野心。蛮夷融合和同化的结果是：罗马人的知识使他们在腐败的社群和军政体系中保持着优势，虽然从表面上看，对于帝国的伟业是某种支持。然而，在帝国日趋没落的当下，却陷入某种“二律背反”的悖论，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就陷入某种引狼入室和釜底抽薪扬汤止沸的荒唐，成为葬送帝国的荒谬之举。此类荒唐在帝国江河日下的时候，其恶果将逐渐彰显。

按照吉本的分析：罗马的骄傲取决于蛮族的无知，等到蛮族获得知识迷蒙混沌渐开，文明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与罗马帝国政制等量齐观并驾齐驱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对帝国的敬畏之心。两者之间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争斗。蛮族士兵只要展示出军事才能，毫无例外升入更高阶的指挥职务，可以担任军事护民官、伯爵、公爵，甚至独当一面。即使祖先是外国人，也无需自惭身世加以掩饰，这些将领就是投入战争对付自己的族人，也会受到信任，他们宁受效忠的誓言的束缚而非同种同源的血统，然而他们难免犯下通敌的罪行，或是受到猜疑，为的是邀集敌人的进犯掠夺，而在退离时坐地分赃。大军的营地，以及君士坦丁子孙们的宫殿，都受到他那些大权在握的法兰克御林军的统治。

法兰克人非常合作也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是个人受到侮辱，也是国家受到侮辱。 因而，蛮族将领对于帝国的忠诚程度，其实是大打折扣的。此时罗马帝国的军队不再是罗马人组成的军队，而是由各省人民，主要是蛮族组成，他们不为他们的祭坛、家庭而战，却为薪水、战利品而战。他们宁愿攻击劫掠帝国的城市，而不愿意应付外来的侵略。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子弟，嫉恨富人及繁华的都市，视其为穷人和乡村的剥削者。于是乘内部混乱、边患层出之际，彻底地劫掠各城，不给外来蛮夷侵扰的机会。是时军事问题比内政问题更加严重，边疆的城市反而成了政治的中心，罗马城只能沦为凯旋式的剧场，帝国建筑的展览厅，政治古董的博物馆，权力分散，多首都的建立，使行政统一破坏无疑。

到公元4世纪，皇帝几乎不再访问罗马。虽然罗马依然是帝国的象征性首都，以免费食物和其他补贴形式有相当比例的帝国税收，但是它已经不再是重要的政治和行政中心。尤其是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形成，这些权力中心距离帝国的主要边界更近。在意大利本土，罗马向北几天行程即可抵达的米兰已经成为帝国实际政府的主要所在地。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莎菲河（Save）和多瑙河交汇处的塞尔曼(Sirmium)，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以及靠近波斯边界的安条克（Antioch）,这四个城市在不同时期也都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戴克里先“四帝共治”政体下，四位实际参与执政的皇帝各居一方进行统治。公元4世纪时，形势稍稍稳定下来：帝国西部的米兰和特里尔，以及帝国东部的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为帝国的主要行政和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