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懵懂的第一次婚姻

作者：曾志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有我一个女生，还没等毕业，就有许多单位来联系要我。

因为我是党员，我服从组织的决定，首先是到农民协会做专职妇女干事，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队的聘请，做政治助理员，算是正式的军官，每月有50块大洋的薪水。警察大队共400多人，我每周到那里上一两节政治课，有时全体集中上大课，有时则下到中队去上小课；有时在礼堂上课，有时就在草坪上席地讲授。后来，我也到妇女运动讲习所为她们讲过几次课，那里的学员有几十个人，文化程度和年龄参差不齐。

记得那时去讲课，也不懂得什么讲课艺术，就凭着与生俱来的胆大，年纪轻记性好，我照着在讲习所里学到的东西，依葫芦画瓢。总之，一个年轻的女教官，加上崭新的知识、浅显的道理，大家都很愿意听我的课，如此而已。

夏明震

当然，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我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

正是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说来话长。尽管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为了便于工作，衡阳公开共产党身份的只有三位同志。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插图]，化名王达山。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插图]，她是个达官显贵家的小姐，家在长沙朱家花园，有上千亩土地，内有亭台楼阁。她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背叛了她的封建家庭。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后成为我丈夫的夏明震。

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

那时我才16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考虑婚事，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

我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那时，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农民在乡间打土豪、分田地，吓得地主都逃到城里藏身。地主老财们恨透了农民运动，恨透了共产党，他们网罗地痞、流氓、土匪，在衡阳郊外建立反动武装，扬言要攻打衡阳城，杀害工会、农会负责人，放共产党人的血。因此，衡阳决定戒严宵禁。

有一天夜里，夏明震召集会议，一直开得很晚。像往常一样，困了，我就先睡了。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我的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

我把他推醒，问他：“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我见他是和衣而睡，连被子都没盖，且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没叫醒我就走了。

早上起床我也没在意这事。吃早饭时住在我隔壁间的总务主任宾利用见到我笑嘻嘻地问：“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很愉快吧？”

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顿时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下午夏明震来找我解释，我不听，把他赶了出去。

后来，他找了妇女主任龙淑[插图]来做我的思想工作。龙淑说，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你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夏明震原来也没什么思想准备，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他愿意同你结合，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不然你怎么办，舆论对你不利。

她还告诉我，夏明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做官的，母亲是大地主家的小姐，读过不少书，懂诗文。夏家兄妹五人都投身革命（后来都为革命英勇捐躯，夏明震有个哥哥，便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插图]，还有后来人”这首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震曾由母亲做主定过一门亲，女方大他好几岁，念过一些书，当时正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夏明震对她并不满意，正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个女生自由恋爱，那女的追他追得很紧。

1927年春夏明翰与妻子郑家均在武昌合影

说实话，当时我对夏明震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虽说他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讲话老是慷慨激昂，像个演说家。我觉得这人太热情奔放，且锋芒毕露，欠缺点稳重，所以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对总队长赵伯诚印象更好些。

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开门，夏明震就冲了进来，抓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不要拒绝了，同我结婚吧！”

说着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

看着他那样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软了。

婚礼是那样的简单，没有仪式，没有酒宴，也没有鞭炮。当时正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夏明震在组织部机关住，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能到组织部去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定好一个日子，我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儿去住了。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些糖果、花生、瓜子、糕点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就算是结婚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它是那样的偶然，又是如此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