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男人娶一对连体姐妹，婚后怀孕，生下孩子成这个样子

短楔子：产房外的抉择

手术室的红灯像一只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走廊尽头的长椅。

陈树远坐在椅子上，两只手交叉握拳，指节发白。他的西装外套皱成一团扔在旁边，白衬衫的腋下洇出两团深色的汗渍。手术室里面，躺着两个女人——不，准确地说，是他这辈子唯一深爱过的女人，和这份爱带给他的全部惩罚与馈赠。

护士第三次推开门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单子，脸上的表情被口罩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犹豫的眼睛。

“陈先生，情况比较复杂。”她把单子递过来，“您太太和……您太太们的情况，我们需要您签一份特殊知情同意书。”

陈树远接过那张纸，上面的字像蚂蚁一样爬进他的眼睛。

他看到了一行字——术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产妇为连体双胎分离术后患者，盆腔结构异于常人……

“签。”他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刮过铁皮，“不管出什么事，保大人。”

“可是……”护士欲言又止。

陈树远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她们两个，都算大人。”

护士愣住了。

“两个都要保。”他签完字，把笔重重拍在单子上，“一个都不能少。”

手术室的门再次关上。

陈树远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十二年前第一次见到她们的场景。那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娶一对连体姐妹。更想不到，今天他会坐在这里，等着一个所有人都说不可能降生的孩子。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天快亮了。

第一部：微澜

第一章 杨家旧事

杨家祖宅坐落在绍兴城东一条窄巷的深处，青砖黑瓦，门楣上“杨氏宅”三个字被岁月磨得只剩浅浅的痕迹。街坊邻居提起杨家，多半会先叹一口气，再压低声音补一句：“造孽啊。”

1990年代那场轰动全城的手术，至今仍是老街坊茶余饭后的谈资——杨家的双胞胎女儿，生下来就是连在一起的，从胸骨到肚脐，共用一副肝脏。

“杨家大嫂怀孕的时候摔过一跤，肯定是撞坏了胎神。”隔壁的王奶奶每次讲起这事，都要重复这个结论，仿佛她亲眼见过胎神长什么样子。

杨家大嫂叫赵秀兰，老实本分了一辈子的女人，生下这对连体女儿后，月子都没坐完就瘦成了一把骨头。她丈夫杨德胜在镇上的五金厂当会计，为人沉默寡言，出事之后话更少了，每天早出晚归，把工资一分不少地交到老婆手里，然后坐在院子里抽闷烟。

孩子满月那天，厂里的工会主席带着记者上门，说杭州来了专家，愿意给孩子做分离手术，费用医院承担大半。赵秀兰抱着两个女儿哭了整整一夜——她怕，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但更怕的是，要是不做这个手术，孩子这辈子怎么办？

手术定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七号。

那天杨德胜请了假，和赵秀兰一起守在手术室外。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半，杨德胜抽完了整整两包烟。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时，主刀医生摘下口罩，第一句话是：“分离成功了，两个孩子都活着。”

赵秀兰当场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但医生紧接着说了第二句话：“不过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两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姐姐杨春的左腿发育不全，以后走路会受影响。妹妹杨秋的右腿也有同样的问题。目前的技术只能做到这一步。”

杨德胜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个字：“好。”

两个孩子活下来了，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日子还长，慢慢过吧。

杨春和杨秋就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了。姐姐杨春性格沉稳，说话慢条斯理，从小就知道照顾妹妹；妹妹杨秋活泼外向，嘴甜爱笑，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从不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她们共享过一副身体，分离后各自带着对方身体的一部分——杨春的左腿做过多次矫正手术，膝盖以下装着支架；杨秋的右腿虽然不需要支架，但也比正常人的腿细了一圈，走快了就会跛。

上小学的时候，杨秋问过赵秀兰：“妈，我和姐姐以前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现在还算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赵秀兰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

杨春在旁边翻了一页书，头也不抬地说：“当然是两个人。你是你，我是我。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杨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又凑过来：“姐，那你心里想什么我能感觉到，算不算？”

杨春终于放下书，看了妹妹一眼。这倒是真的——从小到大，她们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应。杨秋疼的时候杨春会觉得不舒服，杨春难过的时候杨秋会莫名其妙地想哭。医生说这是罕见的双胞胎感应，在连体双胞胎中尤其明显。

“那也不代表我们是一个人。”杨春说，“只是比别人更了解对方而已。”

这话说得没错，但也不全对。

很多年以后杨春才明白，她和杨秋之间的那种羁绊，远比“了解”要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

她们的生命从同一个受精卵分裂而来，在母体里连着同一根脐带，出生后共用同一副肝脏。分离手术在她们的身体上划下了界线，却割不断血脉深处那条看不见的线。

那条线，将贯穿她们的一生。

高中毕业后，杨春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学的是特殊教育专业。她的想法很简单——自己从小就是残疾人，知道残疾孩子最需要什么样的老师。杨秋则去了市里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会计，说是想早点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赵秀兰和杨德胜没有反对。在这个家里，两个女儿的选择从来都是被尊重的。也许是因为她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已经足够特殊，所以父母对她们的期望只剩下最朴素的两个字：活着，好好活着。

但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已经吃过足够多的苦就放过你。

第二章 三十岁的姐姐

杨春三十岁那年，赵秀兰开始催婚。

催婚的方式很传统——先是旁敲侧击，再是托人介绍，最后直接上升到“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当老姑娘”的灵魂拷问。杨春每次都笑着敷衍过去，说自己工作忙，说现在的男人不靠谱，说再等等。

她不是不想结婚。只是她太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左腿的支架虽然换成了更轻便的进口货，但走路的姿态依然一眼就能看出来。相亲过几次，对方看到她的第一眼，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接下来整场饭局都在努力控制自己的目光不要往她腿上瞟。

那种感觉，像被人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地审视。

杨秋的情况也差不多。两姐妹同岁，自然一同承受着来自母亲的压力。但杨秋比姐姐更想得开，她直接跟赵秀兰摊牌：“妈，我和姐这种情况，找对象不能凑合。要找一个能真心接受我们的人，找不到就单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赵秀兰气得骂她不懂事，但骂完之后又偷偷抹眼泪。她心疼两个女儿，可又觉得女人不结婚终究不是个事儿。这种矛盾的心理，大概是每一个传统母亲的必修课。

转机出现在杨春三十一岁那年秋天。

市特殊教育学校新调来一个后勤主管，叫陈树远，三十五岁，离异，没有孩子。据说是从省城调下来的，因为前妻出轨离了婚，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杨春第一次见到陈树远是在学校的食堂。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她的支架在潮湿天气里总是格外不舒服，走起路来比平时更费劲。端着餐盘找座位的时候，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前栽去。

一只手稳稳地托住了她的胳膊。

“小心。”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点北方口音。

杨春抬起头，看到一张不算帅但很端正的脸。三十多岁的男人，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但眼神很干净，看她的时候没有那种小心翼翼的打量，也没有刻意的回避。

就像在看一个普通人。

“谢谢。”杨春站稳了，把胳膊从他手里抽出来。

“你的支架需要调一下。”陈树远看了一眼她的左腿，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螺丝有点松了，走路的时候会晃，容易摔。”

杨春愣了一下。她的支架确实该调了，但最近忙，一直没去医院。问题是，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以前在康复中心做过行政。”陈树远像是看出了她的疑惑，“见多了，就懂了。”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后来杨春才知道，陈树远的前妻是他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留在省城打拼。他进了康复中心，她去了外企。结婚第五年，前妻和公司的一个高管好上了，离婚的时候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只留了一张纸条：我们不合适，对不起。

陈树远没有纠缠，签了字，辞了职，一个人来到这座小城市重新开始。

“你不恨她吗？”杨春问他。

“恨过。”陈树远老实回答，“后来想通了，恨也没用。她选了她想要的生活，我过我自己的日子，互不相欠。”

这种通透，让杨春心里微微动了一下。

他们开始慢慢接触。陈树远不抽烟不喝酒，下了班喜欢去健身房，周末偶尔骑车去郊外。他约杨春的方式也很朴实——不是送花送礼物，而是问她支架在哪儿调的，说自己认识省城一个康复科的专家，可以帮她看看。

杨春拒绝了两次，第三次的时候，杨秋在旁边听见了，直接把杨春的手机抢过来，对着电话说：“陈哥是吧？我姐同意了，周六上午，你来接她。”

挂了电话，杨春瞪她：“你干嘛？”

杨秋理直气壮：“姐，你都三十一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不嫌你腿的，你还要把人往外推？你是不是傻？”

杨春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杨秋凑过来，压低了声音：“而且我帮你‘感觉’过了，这个人靠谱。”

“你怎么感觉的？”

“不知道。”杨秋摊手，“反正我就是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

杨春没再说话。杨秋的那种“感觉”，从小到大没出过错。

第三章 那个叫陈树远的男人

周六上午，陈树远准时出现在杨家楼下。

他开一辆半新不旧的银色卡罗拉，车里收拾得很干净，副驾驶座上放了一个靠垫。杨春坐进去的时候发现，靠垫的高度刚好能让她左腿的支架放得更舒服。

“你准备的？”她问。

“嗯。”陈树远发动车子，“上次看你坐同事的车，腿好像不太放得开。这个垫子是我在康复中心时候用的，记忆棉的，应该合适。”

这种不动声色的细心，让杨春心里暖了一下。

省城的专家帮杨春重新检查了左腿，调整了支架的承重结构，又教了她几组康复训练的动作。全程陈树远都在旁边认真听着，还拿手机录了视频，说回去可以对照着练。

看完医生已经是中午，陈树远带她去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面馆。店面不大，但干净整洁，老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看到陈树远就笑着招呼：“小陈来了？老规矩？”

“老规矩。”陈树远帮杨春拉开椅子，“再加一份清汤。”

面上来之后，杨春尝了一口，愣住了——是她最喜欢的片儿川，而且味道特别正。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片儿川？”

“上次食堂做了片儿川，你打了两碗。”陈树远低头吃面，“我就记住了。”

那天他们聊了很多。陈树远说自己小时候在北方农村长大，家里穷，上大学之前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馆子。后来考到省城，勤工俭学读完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人这一辈子，吃的苦多了，对甜的感知就会格外敏锐。

“所以你离婚算是一种苦？”杨春问。

“算。”陈树远放下筷子，“但那道苦吃完之后，我遇到了你。”

杨春低下头，耳根有点发烫。三十一岁的女人，在一个面馆里被一个认识不到三个月的男人撩得心跳加速，这件事说出来连她自己都不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回去的路上，陈树远突然在一个路口把车停了下来。杨春以为车坏了，正要问，却看到他侧过身，认真地看着她。

“杨春，我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

“我离过婚。”

“我知道。”

“我没有房子，车子你也看到了，存款也不多。说白了，我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男人。”

杨春没说话，等他继续说。

“但我想娶你。”陈树远的声音很平稳，就像在汇报工作一样，“不是因为同情，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就是觉得和你在一起很舒服，想一直这样下去。”

杨春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

这十秒钟里，她想了很多东西。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相亲时那些男人脸上的表情，想到杨秋跟她说的“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不嫌你腿的”，想到赵秀兰每次打电话时欲言又止的语气，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过的那无数个生日。

然后她说：“你先送我回家。这件事我要跟我妹商量。”

陈树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

杨春没有开玩笑。从小到大，任何重要的决定她都会跟杨秋商量。分离手术让她们的身体各归各位，但那根看不见的线始终在。她需要知道杨秋的“感觉”。

当天晚上，两姐妹挤在杨秋的出租屋里，面对面坐在床上。

“他跟你表白了？”杨秋的眼睛瞪得老大，“这么快？”

“嗯。”

“你怎么说的？”

“我说要跟你商量。”

杨秋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姐，你是嫁人还是开家庭会议？”

杨春没有笑。她认真地看着妹妹的眼睛：“你帮我‘感觉’一下。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

杨秋收起了笑容，闭上眼睛。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杨春看着妹妹的侧脸，忽然觉得她们还像小时候一样，挤在一张床上，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近得能听见对方的心跳。

过了大概一分钟，杨秋睁开眼睛。

“姐。”

“嗯？”

“嫁给他。”

杨秋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但嘴角是笑着的：“我‘感觉’到了，这个人会用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

杨春低下头，攥紧了被角。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眶也红了：“那我嫁了，你怎么办？”

“我？”杨秋咧嘴一笑，“我又不是你，我还能找不到对象？”

杨春被她逗笑了，伸手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

那一刻她们都不知道，杨秋说这句话的时候，心底深处涌上来一阵莫名的酸楚——那是属于她们共同的直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

后来的事情进展得很快。陈树远正式上门见家长，赵秀兰和杨德胜对他很满意——毕竟是正经工作、老实本分、不嫌弃女儿残疾的男人，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婚期定在了那年的十一月初八。

婚礼不大，只请了双方的至亲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杨春穿着定制的婚纱，左腿的支架被裙摆遮住了，走路的时候陈树远一直扶着她的手，稳得像一座山。

杨秋是伴娘，站在姐姐身边，笑得比新娘子还开心。

敬酒的时候，陈树远多喝了两杯，脸红红的，拉着杨春的手对满桌宾客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那天在食堂扶了她一把。”

杨春低着头笑，脸红到了耳根。

杨秋在旁边起哄：“姐夫，那你第二幸运的事是什么？”

陈树远想了想，很认真地说：“第二幸运的事，是她有个好妹妹。”

全场都笑了。杨秋也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没有人注意到，她笑完之后悄悄转过了身，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角。

第四章 婚后的日子

婚后的第一年，日子过得像浸了蜜。

陈树远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先把杨春的早餐放在锅里保温，再去上班。杨春因为腿脚不方便，起床洗漱要比正常人慢一些，陈树远从来不催，只是在出门前会喊一声：“媳妇儿，我走了，桌上有豆浆，记得喝。”

下班回来他会顺路买菜，变着花样给杨春做好吃的。周末两人窝在沙发上看电影，或者开车去郊外转转。杨春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从小到大，她都习惯了被当成“特殊的那一个”，但在陈树远面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妻子。

唯一让她不太适应的是婆婆。

陈树远的母亲王桂芬，六十三岁，守寡十五年，一个人把陈树远拉扯大。她对这个儿子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占有欲，当初陈树远和前妻离婚，王桂芬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早该离了”。在她眼里，没有任何女人配得上她儿子。

何况是一个瘸子。

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王桂芬就没给杨春好脸色。饭桌上她一直在夸陈树远从小有多优秀、读书有多好、工作有多能干，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确——你这么个残疾姑娘，能嫁给我儿子是烧高香了。

杨春没吭声，低头吃饭。

陈树远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她的手，然后不紧不慢地对王桂芬说：“妈，杨春是我们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骨干教师，带的班连续三年评优。她很优秀，我娶她是我的福气。”

王桂芬的脸当时就绿了。

婚后，王桂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小两口家里“视察”一次。每次来都要检查厨房干不干净、衣柜整不整齐，然后对着杨春指手画脚一番。杨春脾气好，从来不跟她正面冲突，顶多在婆婆走后跟陈树远抱怨两句。

陈树远的处理方式很简单——他去找王桂芬谈了一次，语气平静但态度坚决：“妈，杨春是我老婆，您要是觉得她哪里做得不好，您跟我说，我去跟她说。您别当面说她，她不欠咱家的。”

王桂芬气得骂他没良心，但后来确实收敛了不少。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杨春在学校的工作越来越顺手，陈树远的后勤工作也做得风生水起。周末的时候，杨秋经常来蹭饭，姐妹俩在厨房里叽叽喳喳地聊八卦，陈树远就在客厅里看电视，偶尔被点名跑腿去楼下买酱油。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直到婚后第二年，王桂芬正式搬过来同住。

起因是王桂芬在老家摔了一跤，脚踝骨裂，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后陈树远不放心她一个人住，就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杨春没有反对——虽然她不怎么喜欢婆婆，但老人摔伤了确实需要人照顾，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

她没想到的是，王桂芬这一来就不走了。

“我是他妈，住儿子家天经地义。”王桂芬坐在客厅沙发上，脚上还打着石膏，口气却理直气壮，“你们不会嫌我碍事吧？”

陈树远看了一眼杨春，杨春微微点了点头。

“妈，您住下就是。”陈树远说，“但咱们得约法三章。”

“什么三章？”

“第一，这个家的女主人是杨春，家里的事情她说了算。第二，您有什么不满意的跟我说，别冲她发火。第三，等您脚好了，要是想回老家住，我随时送您回去。”

王桂芬的脸色变了几变，最后挤出一个笑容：“行行行，都听你的。”

但杨春知道，这老太太不会这么老实。

果然，王桂芬的脚好得差不多了之后，她的“婆婆作风”就全面复苏了。先是嫌杨春做的饭不合口味，说她娘家穷，没吃过好东西；然后是嫌杨春洗衣服不用消毒液，说残疾人身上细菌多；再后来直接上升到人身攻击，说杨春“耽误了树远一辈子”，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这最后一句话，扎在了杨春最疼的地方。

她不是不想要孩子。她和陈树远从结婚第二个月就没避孕，但两年过去了，肚子始终没有动静。去医院查过，医生说她的生殖系统本身没有问题，但考虑到她小时候做过那么大的分离手术，加上长期佩戴腿部支架导致骨盆受力不均，受孕确实会比正常女性困难一些。

陈树远知道这件事后，抱着她说：“不急，慢慢来。就算真的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娶你不是为了传宗接代。”

但王桂芬不这么想。

她开始变本加厉地催生。先是旁敲侧击地说谁家媳妇又生了，谁家孙子满月了。后来直接当着杨春的面说：“我们老陈家三代单传，你要是不争气，我就让树远跟你离了。”

杨春忍着，忍了很久。

直到那天晚上，王桂芬在饭桌上说出了那句话。

第五章 饭桌上的那句话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二傍晚。

杨春下班回来，拖着酸疼的左腿在厨房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做了四菜一汤——红烧排骨、清炒西蓝花、葱爆牛肉、凉拌黄瓜，外加一锅菌菇豆腐汤。她知道王桂芬嘴刁，每一道菜都特意按照婆婆的口味调整过。

陈树远那天加班，提前打了电话说晚点回来，让她们先吃。

饭桌上只有杨春和王桂芬两个人。

气氛从一开始就不太对。王桂芬夹了一块排骨，嚼了两口就放下了，皱着眉头说肉太柴。又尝了一口汤，说太淡了，没放盐似的。杨春没说什么，自己默默吃饭。

吃到一半，王桂芬突然放下筷子，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杨春。

“小春，你跟树远结婚快三年了吧？”

杨春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婆婆又要开始了。

“嗯，明年三月就三年了。”

“三年了，肚子还没动静。”王桂芬的语气不像是在陈述事实，更像是在宣判罪行，“你说说，我们老陈家三代单传，总不能毁在你手上吧？”

杨春放下了筷子，深吸一口气：“妈，我跟树远一直在努力。医生也说了，我的情况需要时间……”

“时间时间时间！”王桂芬突然拔高了声音，“你拖着一条瘸腿嫁到我们家来，我们树远不嫌弃你，那是他心眼好！可你不能得寸进尺啊！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你让我们老陈家怎么有脸见祖宗？”

杨春的脸色白了。

结婚快三年了，这是王桂芬第一次当面叫她“瘸子”。以前最多是背地里说，当着她的面多少还留了几分面子。今天这是彻底撕破脸了。

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想起陈树远说过的话——有什么事让他去跟他妈说，自己不要正面冲突。

“妈，这件事等树远回来再谈吧。”杨春站起来，开始收拾碗筷。

王桂芬却没有罢休的意思。她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杨春面前——她的脚其实早就好了，但一直留着走路有点跛的毛病，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告诉你杨春，我已经忍你很久了。”王桂芬指着她的鼻子，“你一个残废，嫁到我们家就是高攀了。你要是识相，就赶紧给我生个孙子。生不出来，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残废”两个字像一把刀，直直地扎进杨春的心窝。

她端着碗的手剧烈地抖了起来，指节攥得发白。三年了，三年的委屈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堵在她的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但她还是忍住了。

她没有哭，没有喊，只是把碗轻轻放在桌上，转身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她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眼泪无声地淌了满脸。

她拿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按下了杨秋的号码。

电话接通，那边传来杨秋欢快的声音：“姐！我刚下班，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今天食堂做的糖醋里脊可好吃了，周末给你和姐夫带点？”

杨春没说话。

杨秋那边安静了两秒，声音立刻沉了下来：“姐？你怎么了？”

她们之间的感应，永远不需要多余的言语。

“秋儿……”杨春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我想离婚。”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杨秋说：“你在哪儿？我现在过来。”

“别过来。”杨春擦了擦眼泪，“树远还没回来，我不能让他夹在中间为难。”

“你都被他妈欺负成这样了，你还替他着想？！”杨秋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气愤，“姐，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杨春苦笑。

“你以前……”杨秋说到一半，自己也顿住了。是啊，她以前是什么样的？以前她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天不怕地不怕，谁欺负了她们就还回去。但结婚之后的杨春变了，变得小心翼翼，变得忍气吞声，变成了一个连她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你来接我吧。”杨春最终说，“我想回家住两天。”

“行，我马上过来。”

杨春挂了电话，靠着门板闭上眼睛。

客厅里，王桂芬还在絮絮叨叨地骂着，声音透过门板传进来，模模糊糊的，像苍蝇在嗡嗡叫。

杨春突然觉得很累。

三年前陈树远在车里跟她表白的时候，她以为自己的运气终于变好了。她以为嫁给一个不嫌弃自己残疾的男人，就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但现在她才明白，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战争。

而在王桂芬眼里，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战败者。

一个瘸了腿的、生不出孩子的、高攀了他们家的战败者。

手机亮了，是陈树远发来的微信：媳妇儿，我到家楼下了，给你带了你爱吃的糖炒栗子。

这个男人，对她确实好。但这份好，够不够抵消他母亲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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