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去山上砍柴，撞见放羊的寡妇，她躺在草垛上：过来歇歇脚吧

草垛上的春天

楔子

那一年我十九岁，山里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腊月初八，天还没亮，娘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说灶房里柴火不够了，让我上山砍些回来。我迷迷糊糊套上棉袄，摸了两个冷红薯揣在怀里，扛着柴刀就往后山走。

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把破棉袄紧了又紧，缩着脖子往山坳里走。后山的松树长得密，地上的枯枝多，不用爬太高就能捡到好柴火。我正弯腰捆柴，忽然听见山坳那边传来羊叫声。

这大冷天的，谁家还放羊？

我直起腰，顺着声音望过去。山坳的避风处有一个干草垛，是夏天割草时堆起来的，已经风吹日晒了半年，颜色从金黄变成了灰褐。草垛旁边散着七八只山羊，正低头啃着枯草根。

草垛上躺着一个人。

一个穿着蓝色棉袄的女人，侧身躺在草垛的凹陷处，一只手撑着脑袋，正望着我这边。我认出来了，是村里赵老三的遗孀，都叫她秀芝嫂子。

赵老三去年冬天在矿上出了事，人没了，留下秀芝嫂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村里人都说秀芝嫂子命苦，嫁过来才五年就守了寡，婆家嫌她克夫，恨不得把她扫地出门，要不是为了孙女，怕是早就把她赶走了。

“大兄弟，砍柴呢？”秀芝嫂子开口了，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

我点点头，不敢多看她。十九岁的后生，面对一个寡妇，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过来歇歇脚吧。”她拍了拍身边的草垛，“这草垛软和，避风，比你在山口吹冷风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柴刀走了过去。

走近了才看清她的脸。秀芝嫂子其实不老，也就二十五六岁，只是一身灰扑扑的衣裳和干裂的嘴唇让她看起来憔悴许多。她的眼睛很亮，亮得让人不敢直视。

“坐啊。”她笑了笑。

我在草垛边缘坐下，离她有一臂远。草垛确实软和，带着秋天残留的干草香。背靠着草垛，北风果然吹不到了。

“大兄弟，你今年多大了？”她问。

“十九。”

“十九啊……”她望着灰蒙蒙的天，叹了口气，“我十九岁的时候，刚嫁到赵家。那时候还以为，日子能越过越好呢。”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好低头揪着草垛上的干草。

她忽然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大兄弟，你说，人的命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了？”

那个冬日的午后，在避风的山坳里，在干草垛上，一个年轻的寡妇和一个半大的小伙子，就那么坐着说了一下午的话。太阳偏西的时候，我捆好柴下山，她赶着羊往另一个方向走。

走出好远我回头看，她的蓝色棉袄已经变成了山坳里的一个小点，和那片枯黄的草色融在一起。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草垛上的下午，会是我和她纠缠半生的开始。

第一章 山里的日子

一

我叫刘长河，名字是村里教书的陈先生给起的。

陈先生说，长河长河，愿我像长长的河水一样，奔流不息，走出这大山。可我从出生到十九岁，连县城都没去过。最远就是跟爹去镇上赶集，那来回也就四十里山路。

我家住的地方叫野猪沟，在青石岭最深处，整个村子加起来不到三十户人家。山多地少，能种庄稼的平地都是巴掌大一块块的，挂在半山腰上。村里人祖祖辈辈都在石头缝里刨食，种玉米、种土豆，靠天吃饭。

娘常说，野猪沟的姑娘往外嫁，野猪沟的小伙娶不上媳妇。这话不假，村里打光棍的后生多的是，有的熬到三十好几，攒够钱去更穷的地方买个媳妇，那日子过得也是磕磕绊绊。

我家情况稍好一些。爹是个木匠，农闲时给人打家具、修门窗，能挣几个活钱。家里三间石头房，一间灶房，虽然旧，但不漏雨。爹娘就我一个儿子，上面两个姐姐都嫁了人，大姐嫁到了镇上，二姐嫁到了隔壁村。

就因为这，娘总觉得我能娶上媳妇，而且得娶个好的。

“长河，你可得争气。”娘动不动就这么念叨，“我跟你爹就你这一个儿子，你可得把老刘家的香火续上。等开春了，让你大姐在镇上给你物色一个，镇上的姑娘眼界宽，说不定有愿意嫁到山里来的。”

我听着就头疼，每次都找借口溜出去。

十九岁的年纪，要说不想媳妇那是假的。山里后生开窍早，十五六岁就知道偷看大姑娘小媳妇了。可野猪沟拢共就那么些人，适龄的姑娘要么嫁出去了，要么订了娃娃亲，剩下的……说实话，我也看不上。

不是眼光高，是山里姑娘过得都苦。我大姐嫁到镇上，好歹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电灯。二姐嫁到隔壁村，还是石头房，还是煤油灯，日子跟没嫁人时一样苦。我不想娶个媳妇回来跟我一起受穷，可让我去外面闯，我又不知道该往哪里闯。

这些心思我跟谁都没说过，连最好的朋友石娃都没说。

石娃比我大两岁，已经订了亲，是隔壁村王家的闺女，长得粗粗壮壮的，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手。石娃挺满意，说只要身体好能生娃就行，别的都不挑。

“长河，你就是读书读多了。”石娃这么说过我，“你看咱们村里，谁娶媳妇还挑喜不喜欢？能过日子就行呗。”

我没反驳，但心里不认。

读书是陈先生教我的。野猪沟没有正经学校，陈先生是当年下放到这里的知青，政策好了以后他本来可以回城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走，就在村里待了下来。他在破庙里支了块黑板，教村里的孩子认字算数。

我跟着陈先生学了六年，从七岁学到十三岁，后来要帮家里干活就不去了。但这六年让我跟村里别的后生不一样了，我能看书看报，会写信记账，还从陈先生那里借了不少书看。

书里的世界跟野猪沟不一样。书里的人会为了爱情要死要活，会为了理想走南闯北，会为了一个叫“自我”的东西跟家里决裂。我看得似懂非懂，但有一点很明确——我不想稀里糊涂过一辈子。

可是，不想稀里糊涂又能怎样呢？

腊月里的一天早上，我正蹲在院子里磨柴刀，准备再上山砍些柴回来。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手里还拿着搅玉米糊糊的勺子。

“长河，你大姐捎信来了。”

“说啥了？”

“说她婆家那边有个姑娘，在镇上的裁缝铺做活，今年二十，长得周正，家里也清白。你大姐的意思是，让你年前去镇上见一面，要是合适，开春就把亲事定了。”

我磨刀的手顿了顿。

“我不去。”

“你说啥？”娘的声音立刻高了八度，“为啥不去？你大姐好不容易帮你物色的，人家姑娘在裁缝铺干活，一个月能挣十五块钱呢！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当你是皇上的儿子啊？”

“我不喜欢相亲。”我闷声说。

“不喜欢？那你喜欢啥？喜欢打光棍？”娘急了，勺子指着我的鼻子，“长河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咱们野猪沟啥情况你不知道？你再拖两年，二十好几了，谁还愿意嫁过来？到时候你可别怪爹娘没本事给你娶媳妇！”

爹从屋里出来，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言不发。爹就是这样，家里的事都是娘说了算，他只管干活挣钱，别的一概不问。

“反正我不去。”我把柴刀往地上一扔，起身就往外走。

“你去哪儿？”

“上山砍柴！”

我扛着柴刀气冲冲地出了门，娘的骂声在身后追了一路。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我就是不想这么被人安排。什么叫“见一面就定下来”？那跟骡马市上相牲口有什么区别？

后山的路我闭着眼都能走上去。冬天的山林很安静，只有风吹松枝的沙沙声和偶尔几声鸟叫。我走到半山腰，没去捡柴，而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发呆。

然后我就听见了羊叫声。

然后我就看见了草垛上的秀芝嫂子。

然后就有了那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下午。

二

秀芝嫂子原名叫沈秀芝，是隔壁磨盘村的人。

磨盘村比野猪沟还偏，在山的那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秀芝嫂子十六岁就嫁到了赵家，赵老三比她大八岁，人长得黑壮，在镇上的小煤矿挖煤，一个月能挣三十块钱。在那个年代的野猪沟，这算是顶好的营生了。

秀芝嫂子嫁过来头一年就怀上了，第二年生了个闺女，小名叫杏儿。赵老三虽然想要儿子，但对闺女也算疼爱，挣的钱都拿回家，秀芝嫂子的日子过得还行。

可好景不长，杏儿两岁那年冬天，煤矿塌方，赵老三和另外五个矿工一起被埋在了下面。等人挖出来，早没了气息。矿主赔了一笔钱，不算多，但足够孤儿寡母过几年了。

钱全被赵老三的爹娘攥在了手里。

赵老三的爹叫赵有财，娘叫刘桂花，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赵有财年轻时候也是下矿的，后来腰不行了就在家种地。刘桂花是村里出了名的厉害角色，一张嘴能把人说哭，一双手能把东西攥出水来。

赵老三死后，刘桂花把秀芝嫂子和杏儿赶到了院子角落的偏房里住。那偏房原本是堆柴火和农具的，四面透风，地上连砖都没铺，就是夯实的泥土。秀芝嫂子带着杏儿在那里面住了快两年。

“那你怎么不搬出去呢？”我在草垛上问秀芝嫂子。

她苦笑着摇摇头：“搬去哪儿？娘家那边，我爹早就没了，我娘跟着我哥过，我嫂子厉害，容不下我。再说，杏儿姓赵，赵家不放人。”

“那就一直这么熬着？”

“熬着呗。”她揪着干草，一根一根地揪断，“等杏儿大一点，我就出去找活干。听说镇上有人家招保姆，一个月管吃管住，还能挣几块钱。”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酸。

“赵家人对你不好，村里怎么不管？”我问。

“谁管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秀芝嫂子说，“再说，刘桂花那张嘴，黑的能说成白的。她到处跟人说我克夫，说赵老三是我克死的，说我是扫把星转世。村里人信这个，见了我都绕着走。”

我想起村里那些婆娘们聚在一起嚼舌根的样子，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

“那你信命吗？”我想起她刚才问我的那句话。

秀芝嫂子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不信又能怎样呢？我总不能去死吧？我还有杏儿呢。”

她说这话的时候，草垛上的阳光正好照在她脸上。冬天的太阳没什么温度，但光线很亮，照得她的眼睛像两颗黑玻璃珠子。

那一瞬间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画面。如果那天我没有去后山，没有在草垛上听她说这些话，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确切地知道，那个草垛上的下午，像一颗种子一样埋进了我心里。

它在等一个发芽的时机。

那天傍晚我背着柴下山，走到村口的时候，正好碰见刘桂花在井边打水。她看见我，眼睛在我身上剜了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心里一惊，难道她看见我去山坳了？

但我很快镇定下来。我看见秀芝嫂子赶着羊从另一边回来的，刘桂花不可能知道我去了哪里。

吃晚饭的时候，娘还在念叨相亲的事。我端着碗往嘴里扒拉玉米糊糊，一句话也不说。爹看了我一眼，难得开了口。

“孩子不愿意就算了，急啥。”

“你不急我急！”娘瞪了爹一眼，“你看看村里，长河这个岁数的，哪个没订亲？石娃比他大两岁，人家明年开春就办酒了。长河再不抓紧，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

“镇上那姑娘不一定就好。”爹慢悠悠地说，“咱们山里人，还是找山里媳妇踏实。”

“你懂啥？”娘不乐意了，“镇上的姑娘眼界宽，见过世面，将来对孩子也好。你没听陈先生说吗，以后的孩子都得读书，没文化的爹妈教不出有出息的孩子。”

我听不下去了，放下碗筷说：“我吃好了，出去走走。”

“大冷天的去哪儿走？”娘喊道。

“石娃家。”

我没去石娃家。我沿着村里的小路往北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赵家门口。

赵家的院子挺大，正房三间，偏房两间，都是石头垒的。正房窗户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偏房那边黑漆漆的，一点光亮都没有。

我站在院墙外面，听见正房里传来刘桂花的笑声，还有赵有财咳嗽的声音。偏房那边安安静静的，像一座坟。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也不知道站在这里能干什么。就是觉得，这院子里的光明明灭灭，那间黑着的偏房里住着的人，跟我有了一点说不清的关联。

站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偏房的门忽然开了一条缝。秀芝嫂子端着一个破瓦盆出来，走到院子角落的茅房边，把盆里的水泼了。

她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停住了。她看见了我。

夜色里，隔着院墙，我们对视了几秒钟。她什么都没说，脸上也看不出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回了偏房，轻轻关上了门。

那个轻轻的关门声，在冬天的夜里，像一片落叶掉进了水里。

我转身往回走，心跳得砰砰响，也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三

腊月十五，镇上逢大集。

娘一大早就催我起来，让我跟她去镇上赶集，顺便见见我大姐说的那个姑娘。

“我都跟你大姐说好了，今天晌午在她家吃饭，那姑娘也来。”娘一边往背篓里装山货一边说，“你给我穿利索点，把你爹那件新棉袄穿上。”

“我不去。”

“你不去也得去！”娘把背篓往我怀里一塞，“你当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你大姐费了多大劲才说通的，你连见都不见，对得起你大姐吗？”

我被娘推搡着出了门。路上碰见石娃，他正扛着锄头要去地里，看见我这副样子就笑：“哟，长河这是要去相亲啊？”

“相个屁。”我嘟囔了一句。

去镇上的山路不好走，积雪化了一半，泥泞得很。娘在前面走得飞快，我跟在后面，一步一步踩着娘的脚印走。

走了一个多时辰才到镇上。镇子叫河口镇，因两条河在这里交汇而得名，比野猪沟热闹多了。石板街道两边是各种铺子，卖布匹的、卖农具的、卖吃食的，还有一家裁缝铺和一家照相馆。

大姐家在镇子东头，是一排平房中的两间。姐夫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算是有铁饭碗的人，大姐的日子比在野猪沟时好多了。

我们到的时候，大姐正在灶房里忙活。看见我们，大姐擦了擦手迎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

“长河长高了，也瘦了。在山里没吃好吧？”

“挺好的。”我说。

“快进屋坐。”大姐把我们让进屋里，倒了热茶，然后压低声音对娘说，“那姑娘一会儿就到，我跟她说好了的。她叫周小菊，在裁缝铺干活，手艺好，人也勤快。她爹是镇上的搬运工，她娘在家糊纸盒，家境一般，但人清白。”

“好好好。”娘连声说，脸上笑开了花。

我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不吭声。

约莫过了一盏茶的工夫，门外有人喊：“刘大姐在家吗？”

大姐赶紧迎出去：“在呢在呢，小菊快进来。”

门帘一掀，进来一个姑娘。

我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了头。说实话，周小菊长得不算丑，圆圆的脸，梳着两条大辫子，穿着一件碎花棉袄，看起来干净利落。但她看我的眼神让我不舒服，那是一种打量、掂量的目光，像在市场上看一件货。

“这就是我弟弟长河。”大姐拉着周小菊的手，指着我介绍。

“长河哥好。”周小菊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

我“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娘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小声说：“说话啊！”

我硬着头皮抬起头：“你……你好。”

周小菊倒是不怯场，在大姐的招呼下坐下来，主动跟我说话：“听刘大姐说你在山里种地？山里好玩吗？”

“没什么好玩的。”我说。

“山里空气好，夏天凉快吧？”

“还行。”

就这么干巴巴地聊了几句，我实在找不到话说。周小菊大概也觉得没趣，就转头跟大姐和娘聊起来了。她们聊裁缝铺的活计，聊镇上的新鲜事，聊谁家的媳妇怀了娃，我在旁边坐着，像个局外人。

中午吃饭的时候，姐夫下班回来了。姐夫是个会来事的人，一个劲儿地给周小菊夹菜，嘴里说着“小菊以后常来玩”“长河这孩子老实，靠得住”之类的话，那架势好像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一样。

周小菊笑着应和，时不时瞟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满意，也有遗憾。满意的大概是我长得还算周正，不丑不残；遗憾的大概是我就一山里种地的，配她这个镇上的姑娘有点高攀了。

吃完饭，周小菊说裁缝铺还有活就先走了。她一走，娘和大姐立刻凑到一起。

“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大姐兴奋地问。

“不错不错，长得喜庆，人也大方。”娘连连点头。

“长河，你觉得呢？”大姐转向我。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说：“不合适。”

“咋不合适了？”娘和大姐同时问。

“人家是镇上的，我是山里的，过不到一块儿去。”我说。

“这有啥？你要是愿意，我跟姐夫说说，让他在供销社给你找个临时工的活儿。你在镇上站稳脚跟了，不就不是山里的了吗？”大姐说。

“我不想在镇上待。”我站起来，“我想去外面看看。”

“外面？哪里外面？”娘的脸沉下来了。

“城里。我听陈先生说，南方那边在搞建设，到处都招工。我想去试试。”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娘猛地一拍桌子：“你疯了吧？去南方？你认得路吗？你有钱吗？你去了能干啥？别听陈先生瞎说，他自己待在山里不走，倒撺掇你往外跑！”

“陈先生没撺掇我，是我自己想去。”我闷声说。

“不许去！”娘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我跟你爹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指着你传宗接代养老送终，你倒好，翅膀还没硬就想飞了？我告诉你刘长河，你要是敢跑，就别认我这个娘！”

大姐赶紧拉住娘：“娘你别生气，长河还小，不懂事，慢慢说。”

姐夫也在旁边打圆场：“长河啊，出去闯荡是好事，但也得有个准备不是？你这么两眼一抹黑地跑出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不如先在镇上找个活儿干着，攒点钱，等熟悉了外面的情况再说。”

我不说话了。我知道说不过他们，但我心里打定了主意——我不会跟周小菊成亲，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

下午回山的时候，天阴了下来，风也比上午更冷了。娘一路上都在数落我，从我不懂事说到我不孝顺，从我不孝顺说到老刘家的香火要断在我手里。我跟在后面，一个字也不反驳，心里却越来越冷。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赶着几只羊往山坳的方向走。蓝色的棉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很显眼。

我忽然很想去那个草垛上坐一坐。

但娘在身边，我连多看一眼都不敢。

晚饭后，我找了个借口溜出去，在村里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转到了赵家院墙外面。偏房的窗户透出一点点光，是煤油灯的光，昏黄而微弱。

窗户上映出一个人影，是秀芝嫂子。她抱着杏儿，在地上来回走着，嘴里哼着什么调子，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词。

我在墙外站了很久，直到那盏煤油灯熄灭了，才转身回家。

躺在炕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周小菊打量货物般的眼神，一会儿是秀芝嫂子躺在草垛上的样子，一会儿又是娘拍桌子骂我的画面。

最后我想起秀芝嫂子问我的那句话：“人的命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的？”

我不知道别人的命是不是注定的，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做什么，我的命就是注定的——像爹一样在山里种一辈子地，像石娃一样娶一个不讨厌也不喜欢的媳妇，生一堆娃，然后老去，死去。

我不想这样。

腊月十七那天，我又上山砍柴了。

这回是专门去的。我挑了个太阳好的时候，把柴刀别在腰后，怀里揣了两个烤土豆，沿着上次的路往后山走。

走到山坳的时候，远远就听见了羊叫声。

草垛还在那里，秀芝嫂子也在那里。她坐在草垛上，膝盖上摊着一件破棉袄，正低头缝补。杏儿在旁边追着一只蚂蚱玩。

“秀芝嫂子。”我叫了一声。

她抬起头，看见是我，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冬天的太阳，没什么热度，但让人觉得舒服。

“大兄弟又来砍柴啊。”她说。

“嗯。”我在草垛边上坐下来，把烤土豆递给她，“给你带的，还热着呢。”

她愣了一下，接过土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大兄弟，你……你不用这样。”她把土豆放在膝盖上，低下头继续缝补，“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一个后生，不该往我这儿跑。”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草垛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她缝补完了棉袄，又拿出一个破袜子来补。杏儿玩累了，趴在她腿上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起身要走。她忽然叫住我。

“大兄弟。”

我回过头。

她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你是个好人。但好人不一定有好报。以后……少来这儿吧。”

我没回答，转身走了。

走出山坳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把整个山坳染成了橘红色，草垛、羊群、还有穿蓝棉袄的女人，都笼罩在那片暖光里，像一幅画。

我把这幅画收进心里，头也不回地下了山。

那个腊月，我往山坳跑了四次。

每次都不久待，就说几句话，有时候带两个烤土豆，有时候带一壶热水。秀芝嫂子从一开始的躲闪，到后来渐渐放松了。她会跟我说些村里的闲事，说些杏儿的趣事，偶尔也会抱怨几句赵家人的刻薄。

我没有跟她说过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她也没有再问我“命是不是注定的”这种问题。我们就那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像两个在冬天里互相取暖的小动物。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出事了。

刘桂花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去山坳的事。那天傍晚我下山回家，远远就听见娘在院子里骂人。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我让你去相亲你不去，倒学会往寡妇堆里钻了！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站在院子门口，看见刘桂花坐在我家堂屋里，正唾沫横飞地跟我娘说着什么。娘的脸铁青铁青的，爹蹲在门槛上闷头抽烟。

看见我回来，娘冲过来，劈头就是一巴掌。

“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你知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说你跟赵家寡妇不清不楚！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老刘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我被打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我跟秀芝嫂子没什么。”我说，“就是在山上碰见了，说了几句话。”

“说了几句话？”刘桂花从屋里走出来，叉着腰站在台阶上，“刘长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有人看见你往山坳跑了好几趟！你那点小心思，我门儿清！我告诉你，沈秀芝是我们赵家的人，守寡也得给我们赵家守！你要是敢打她的主意，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我忽然明白过来了。

刘桂花不是怕我跟秀芝嫂子有什么，她是怕秀芝嫂子找到了靠山，不再任她摆布。秀芝嫂子要是再嫁了，杏儿怎么办？赵老三的赔偿金怎么办？刘桂花手里攥着的那笔钱，可就攥不住了。

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厌恶。

“我再说一遍，我跟秀芝嫂子清清白白。”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去山坳是砍柴，碰巧遇见她放羊。赵家婶子要是不信，尽管去问秀芝嫂子。”

“我问她？我问她她当然说没什么！”刘桂花冷笑道，“刘长河，我劝你老实点。你再往山坳跑，我就去镇上派出所告你耍流氓！”

“你去告啊。”我火了，“我跟她说几句话就是耍流氓了？那你成天在村里嚼舌根算什么？”

“你说什么？！”刘桂花炸了。

院子里乱成一团。刘桂花尖声叫骂，娘一边骂我一边跟刘桂花道歉，爹拉着我不让我冲动。邻居们闻声都围了过来，伸长了脖子看热闹。

我在人群里看见了石娃。他冲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我先服个软。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我咽不下这口气。

“行，你们都听着。”我推开爹的手，站在院子中间，用最大的声音说，“我刘长河行得正坐得直，我跟秀芝嫂子清清白白，谁要是再造谣生事，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我转身进了屋，“砰”地摔上了门。

外面刘桂花的骂声和娘的赔笑声又持续了好一阵才渐渐散去。我躺在炕上，盯着黑漆漆的房梁，胸口像堵了一块石头。

我知道，我不能再往山坳跑了。

不是因为我怕刘桂花，是因为我确实……确实对秀芝嫂子有了不一样的心思。这种心思让我害怕。她是个寡妇，是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是个被婆家拿捏得死死的苦命人。我要是真对她动了心，那不是帮她，是害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过完年就走。去南方，去城里，去任何一个能让我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要先把自己活出个样子来，才有资格去想别的事。

第二章 出走

五

正月初六，年还没过完，我背着铺盖卷离开了野猪沟。

走的时候天还没亮，爹娘都在睡。我在灶台上留了一张字条，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爹娘，我出去闯一闯，赚了钱就回来。长河。”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晨雾中的野猪沟安静得像一幅水墨画，石头房子、枯树、蜿蜒的山路，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

我转身朝山外走去，没有再回头。

兜里揣着爹藏在柜子里的三十二块钱。我知道这是偷，可我没办法。三十二块钱够我买一张去南方的车票，还能剩几块钱吃饭。等挣了钱，我加倍还爹。

走到后山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下意识地朝山坳的方向望了一眼，晨雾太浓，什么都看不见。草垛还在不在？羊群还在不在？穿蓝棉袄的女人还在不在？

我甩了甩头，把这些念头甩掉，加快脚步朝山下走去。

到了镇上汽车站，一问才知道，去南方的车一天只有一班，早上八点发车，车票十八块。我买了一张票，在候车室里啃着干粮等车。

候车室里坐着几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后生，都是要去南方打工的。大家互相打量着，眼神里有期待也有忐忑。

一个瘦高个主动凑过来搭话：“兄弟，你也去南方？”

“嗯。”

“去哪儿？广东还是福建？”

“还没想好，先到再说。”我说。其实我连广东福建在哪儿都不知道，只听陈先生说过，南方沿海在搞经济特区，到处都在盖楼，到处都在招工。

“我们去东莞。”瘦高个指了指他身后的两个同伴，“听说那边工厂多，一个月能挣一二百块。你一个人？”

“嗯。”

“那跟我们一起吧，路上有个照应。”

我点了点头。就这样，我认识了老猫、阿贵和小武。老猫就是那个瘦高个，二十三岁，已经出去打过两年工，算是有经验的。阿贵和小武跟我一样，都是头一回出远门。

车来了，是一辆破旧的大巴，座位上的海绵都露出来了。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铺盖卷塞在座位底下。

车子发动，慢慢驶出汽车站。窗外的河口镇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个拐弯后面。

我在心里说：野猪沟，再见。秀芝嫂子，再见。

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六

坐了两天一夜的车，中间换了三次车，我们终于到了东莞。

一下车，我整个人都懵了。

到处都是人。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吆喝着招工的人，骑着摩托车拉客的人。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店铺，招牌上的字花花绿绿的，好多是繁体字，我认不太全。

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像是汽油和尘土混在一起的味儿。天灰蒙蒙的，不是山里的那种雾蒙蒙，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灰，像是谁在天上蒙了一层纱。

“别愣着，跟紧我！”老猫拉着我的胳膊，在人群里挤来挤去。

老猫带我们去了一家小旅馆，一晚上两块钱，四个人挤一间。房间小得像鸽子笼，只有两张床，我们两个人挤一张。窗户外面是一堵墙，什么都看不见。

“先住下来，明天去找活。”老猫说，“这附近工业区多得很，只要有手有脚，不怕找不到活。”

我在那张硬得硌骨头的床上躺下来，听着外面嘈杂的车声人声，一整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老猫就带我们去工业区找活。

所谓工业区，就是一大片厂房的聚集地。玩具厂、电子厂、鞋厂、服装厂……一个挨一个，每个厂门口都贴着招工启事。有的厂门口排着长队，都是来找活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我们在一家电子厂门口排了半天队，最后轮到我面试的时候，那个招工的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会普通话吗？”

“会。”

“什么学历？”

“读了六年书。”

“六年……算小学吧。”他在本子上记了一下，“以前干过什么？”

“种过地，砍过柴。”

他抬眼看了我一眼，笑了一声：“行，有力气就行。流水线，一个月基本工资八十，加班另算。管住不管吃。干不干？”

“干。”

就这样，我成了东莞宏达电子厂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

活比种地累多了。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中间就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地流过来，我的手要不停地动，拧螺丝、插零件、贴标签，重复又重复，重复到后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手还在机械地动着。

宿舍是八个人一间，上下铺，比小旅馆还挤。室友们来自天南海北，有四川的、湖南的、广西的，都是出来打工的年轻人。晚上熄灯后，大家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聊的内容不外乎两件事——挣钱和女人。

“我跟你们说，攒够五千块钱我就回家娶媳妇。”上铺的四川小伙子说。

“五千块够干啥？我家那边彩礼都涨到八千了。”对面床的湖南人接话。

“那你得干满两年才能攒够。”

“两年算啥，三年我也干。”

我躺在下铺，听着他们聊天，一句话也不插。我在想野猪沟，想爹娘，想山上的松树林和冬天的雪。

也想那个穿蓝棉袄的女人。

秀芝嫂子现在在干什么？她有没有再去那个草垛？刘桂花有没有为难她？

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回到了那个山坳，草垛还在，羊群还在，秀芝嫂子躺在草垛上，冲我招手说：“过来歇歇脚吧。”

我正要走过去，闹钟响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七

我在电子厂干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我瘦了十几斤，手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捏着那几张薄薄的钞票，数了又数，然后留出十块钱生活费，剩下的全存起来。

三个月下来，我攒了二百多块钱。这在野猪沟是想都不敢想的数目。爹给人打一件家具才挣五块钱，二百多块钱他得干大半年。

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报了平安，说我在外面找到了活，一切都好，让他们放心。信里没提钱的事，我想攒够了再寄回去。

老猫干了两个月就走了，说这边的工资太低，他要去深圳碰碰运气。阿贵和小武还在，我们三个合租了厂子附近一间民房，比宿舍便宜一点，也自由一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白天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晚上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偶尔周日休息，我们就去镇上的市场逛逛，买些日用品，有时也去录像厅看一场港片。

那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把野猪沟忘了，把那个草垛上的下午也忘了。但每个月月圆的晚上，我躺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总会想起山里的月亮。

山里的月亮比这里亮，亮得能照见地上的每一块石头。山里的夜比这里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而那个穿蓝棉袄的女人，她看月亮的时候，会不会也想起我？

我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赶紧翻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不想了，不想了。想有什么用？我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拿什么去管别人的事？

可是，有些念头一旦生了根，就再也拔不掉了。

第三章 扎根

八

我在电子厂干满一年的时候，攒下了八百块钱。

八百块钱，在那个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把六百块寄回了家，附了一封信，说我在外面挺好，让爹娘别担心，这钱是孝敬他们的。

剩下二百块，我留着有用。

来东莞一年，我不再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山里后生了。我学会了说普通话，虽然还带着口音，但跟人交流没问题了。我学会了看地图，知道东莞在广东，广东在中国的最南边。我学会了辨别各种招工信息的真假，不再会被人骗。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生存。

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厂里的机器经常坏，每次坏了都要等人来修，一停就是半天甚至一天。修机器的师傅是从外面请的，来一次就要好几十块钱，厂里还得好烟好酒地伺候着。

“这活比咱们轻松多了。”阿贵有一次跟我说，“你看那师傅，来了就在机器上捣鼓几下，喝喝茶抽抽烟，钱就到手了。”

我心里一动。

从那天起，每次机器坏了，师傅来修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师傅姓钟，四十多岁，湖南人，性格随和，见我在旁边看也不赶我走，有时候还会随口解释两句。

“这个齿轮磨损了，得换。这个是电路问题，接触不良。”

我默默记在心里。

后来我去镇上的书店买了一本《电工基础》，三块钱，厚厚的一本。我看不太懂，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遇到弄不明白的地方就去问钟师傅。

钟师傅被我问烦了：“你小子又没钱交学费，怎么这么多问题？”

我嘿嘿一笑，给他递烟。

钟师傅抽着我的烟，叹了口气说：“我看你小子是个有心人。这样吧，以后我修机器你来给我打下手，管顿饭就行。”

从那以后，每逢休息日，我就跟着钟师傅到处跑。他给各种厂子修机器，大的小的都有。我帮他拎工具箱，给他递扳手递螺丝刀，在旁边看他怎么找毛病、怎么修。

慢慢地，我能帮他干一些简单的活了，再后来，简单的故障我自己就能处理了。

半年后，钟师傅接了一个大活，要去深圳一家厂子修一台大家伙，需要一个帮手。他跟电子厂的老板推荐了我。

“小刘这孩子踏实，手脚也利索，我带他去，十天半个月就回来。”

老板同意了。我跟钟师傅去了深圳。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大城市。深圳比东莞更大、更热闹，到处都是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到处都是干劲十足的年轻人。

在深圳的那半个月，我跟钟师傅干了不少活。活干完后，钟师傅给了我一百块钱。

“拿着，这是你应得的。”

我推辞不要，钟师傅硬塞给我：“你这一路上帮我省了不少事，这是你该拿的。小刘啊，我看你是个学技术的料，别在流水线上耗着了，出去找机修的活干吧。”

回东莞的车上，我攥着那一百块钱，心里的念头越来越清晰。

我不想一辈子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我要学一门手艺，一门走到哪里都饿不死的手艺。

机修，就是我的路子。

九

回到东莞后，我辞了电子厂的工作。

阿贵和小武都不理解：“长河你疯了？电子厂的活多稳定啊，一个月八十块稳稳当当，你出去了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活？”

我没解释太多，只说想换个活法。

辞职后我先是跟着钟师傅零零散散地干了些活，后来经钟师傅介绍，进了一家机械加工厂当学徒。说是学徒，其实就是打杂的，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块，比电子厂还少。

但我愿意。

机械加工厂里什么机器都有，车床、铣床、钻床、冲床，大大小小几十台，每天轰隆隆地响。我的工作就是给师傅们递料、打扫、给机器上油，有时候也帮着搬搬抬抬。

没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师傅们怎么操作机器。那个年代技术工人金贵，师傅们大多不愿意教，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我不急，我就那么看着，一点一点地琢磨。

厂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吴，五十多岁了，是厂里技术最好的钳工。吴师傅脾气古怪，不爱说话，别人问他问题他都爱答不理的。但他手上的活确实漂亮，一根铁棍在他手里能变成各种形状，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

我特别喜欢看吴师傅干活。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但动作精准得像钟表匠。锉刀在他手里一下一下地推，推出来的平面光滑得能照人。

“吴师傅，喝口水。”我每天中午都给他打一壶热水。

他不说话，接过水壶喝一口，看我一眼，继续干活。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吴师傅在做一个精密的零件，我在旁边看得入神。他忽然停下手中的锉刀，问我：“你看得懂？”

“看不懂，但觉得好看。”我老实说。

他难得地笑了一下：“好看？你是第一个说钳工活好看的人。”

“吴师傅，我能跟您学吗？”我鼓起勇气问。

他又看了我一眼，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把手里的锉刀递给我：“试试。”

我接过锉刀，学着他的样子在零件上推。推了没几下，他就喊停了。

“力道不对。不是用力越大越好，要用巧劲。”他示范给我看，“看见没？这样，手腕带一点，让锉刀贴着走，不是压着走。”

我照着他说的又试了几次，他还是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把锉刀拿回去继续干活了。

第二天，我又给他打水。第三天也是。第四天，他忽然丢给我一块铁片。

“把这个锉平。”

我拿着铁片，愣了半天。吴师傅没再理我，我只好自己琢磨着锉。

那块铁片我锉了三天，锉得手指头都起了泡。第四天拿去给吴师傅看，他用卡尺量了一下，哼了一声：“歪了两毫米。”

我心里一凉。

“不过第一天锉成这样，还行。”他把铁片丢给我，“继续。”

从那以后，吴师傅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教我了。他不像钟师傅那样耐心解释，一般都是直接示范一遍，剩下的让我自己悟。悟错了，他骂几句；悟对了，他就“嗯”一声。

跟着吴师傅学了三个月，我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零件了。工资也涨到了七十块。

有一天晚上，我在出租屋里算账。这半年多东奔西跑的，攒钱的速度反而比在电子厂慢了。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在电子厂的时候是个什么都不会的普工，现在好歹算是半个学徒了。再学一年半载，出师了，工资就不是几十块的事了。

我在心里盘算着，等攒够了钱，学好了手艺，就回野猪沟看看。

回去看看爹娘，看看山里的松树林和冬天的雪。

也看看那个穿蓝棉袄的女人。

她还记得我吗？

十

那个秋天，我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爹找人代写的，歪歪扭扭几行字：长河我儿，你娘病了，家里钱不够。你寄回来的钱还剩一点，但不够。你要是还有钱，再寄些回来。

我拿着信，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来东莞快两年了，我给家里寄过两次钱，每次都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娘病了，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去，可我知道，回去的路费就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回去也待不了几天，还不如把路费寄回去给娘治病。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加上刚发的工资，总共二百三十块钱。我留下三十块钱生活费，把剩下的二百块全寄回了家。

这二百块钱能不能治好娘的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在外面多学一天本事，将来就能多帮家里一点。

寄完钱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出租屋外面坐了很久。

月亮很大很圆，跟野猪沟的月亮一模一样。我望着月亮，忽然想起了那个草垛上的下午。秀芝嫂子问我：“人的命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的？”

如果命是注定的，那我刘长河的命，应该是在野猪沟种一辈子地，娶一个山里媳妇，生一堆娃，然后老死在那片山坳里。

但现在，我坐在南方的月亮底下，手里有了手艺，兜里攒着工钱，虽然辛苦虽然累，但我的命，好像不再被那座大山锁住了。

如果我的命能自己挣出来，那秀芝嫂子的命呢？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按不下去了。

我知道她在野猪沟过得不好。刘桂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太清楚了。秀芝嫂子在那间偏房里，能熬多久？

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拿什么去管她的事？

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照常上班。吴师傅看出我有心事，但没问。下班的时候，他忽然叫住我。

“长河。”

“嗯？”

“你是不是缺钱？”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

吴师傅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一百块钱，你先拿着。家里有急事就先回去一趟，不用急着还。”

我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

“吴师傅……”

“行了行了，大老爷们哭什么。”吴师傅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个信封在我手里攥了很久，很久。

我最终没有回家。娘的病好了，大姐写信来说没什么大碍，就是累的，歇了一阵就好了。我松了一口气，把吴师傅那一百块钱还给了他，他没说什么，又丢给我一块更难锉的铁块。

日子就这么过着。学徒、干活、攒钱、学本事。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到了第三年。

十一

第三年春天，我已经是机械加工厂里能独当一面的钳工了。

工资涨到了一百五十块，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拿到小两百。这在当时的东莞虽然不算高，但比流水线强多了。最重要的是，我有了手艺，走到哪里都不怕没饭吃。

吴师傅说我悟性好，手也巧，再干两年就能赶上他了。我说师傅您别夸我，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吴师傅难得地大笑起来。

那个春天，我做了一件一直想做但没敢做的事。

我给秀芝嫂子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简单，就是问她在村里过得好不好，杏儿怎么样了，有没有被赵家人欺负。末了我写了一句：“如果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出来吧，南方这边好找活。”

信寄出去以后，我又后悔了。我怕这封信落到刘桂花手里，反而给秀芝嫂子惹麻烦。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我只能等着。

等了一个月，没有回信。

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

我心想，大概是她不想联系我吧。或者信确实被刘桂花截了。又或者，她根本就没收到。

那阵子我心烦意乱的，干活都提不起精神。吴师傅看出来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想家。

“想家就回去看看呗。”吴师傅说，“你现在又不是买不起车票。”

我想了想，觉得吴师傅说得对。我已经三年没回家了。三年里，我给家里寄了不少钱，但人从来没回去过。

是该回去看看了。

我跟厂里请了半个月的假，买了车票，踏上了回家的路。

车程跟三年前一样漫长，但我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三年前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山里后生，兜里揣着偷来的三十二块钱，前途一片迷茫。三年后我是一个有手艺的技术工人，兜里揣着攒下来的五百多块钱，心里有底气。

车到河口镇的时候是下午。镇上比三年前热闹了一些，石板街两边又多了几家店铺。我背着包往野猪沟的方向走，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起来的。

走过那道山梁，野猪沟的石头房子出现在眼前。

村子好像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些石头垒的房子，还是那些蜿蜒的小路。但我变了，我已经不再是三年前那个刘长河了。

家门口，爹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看见我的时候，他手里的烟杆“啪”地掉在地上。

“爹。”

爹站起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回来了？”

“回来了。”

娘从屋里跑出来，一看见我就哭。她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不少，抱着我不撒手，嘴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我儿回来了”。

那天晚上，娘做了一大桌菜，全是我爱吃的。爹破天荒地去村口小卖部打了一斤酒，我们爷俩喝了大半瓶。

“黑了，瘦了，也壮实了。”爹打量着我，难得地露出笑容，“出去三年，值了。”

“值了。”我说。

吃完饭，我拿出五百块钱给爹娘。娘又哭了，说不要不要，让我自己留着娶媳妇用。我说我还能挣，你们收着，把房子修修，添几件家具。

晚上躺在自家的炕上，我怎么也睡不着。

家里一切都好，爹娘身体还行，房子虽然旧但还结实。唯一让我揪心的，是我还没见到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个借口出门，在村里转了一圈。

赵家的院子没什么变化，偏房的门还是那扇破门，窗户还是那扇小窗。我在院墙外面站了一会儿，没看见秀芝嫂子，也没看见刘桂花。

我不敢多待，怕被人看见又惹闲话，转了一圈就回家了。

中午的时候，石娃来了。

石娃已经结婚了，媳妇就是隔壁村王家的闺女。他比三年前胖了一圈，怀里抱着一个半岁的娃，笑得合不拢嘴。

“长河！你小子可算回来了！听说你在南方挣大钱了？”

“哪有，就是学了个手艺。”我说。

我们寒暄了一阵，石娃忽然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赵家那个寡妇，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怎么了？”

“去年冬天的事。刘桂花把她赶出去了。”

“赶出去了？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嫌她吃闲饭呗。”石娃摇头叹气，“赵老三的赔偿金被刘桂花攥着，一分钱都不给秀芝嫂子。秀芝嫂子想出去找活干，刘桂花又不让，说杏儿不能没人带。后来也不知道因为啥，大吵了一架，刘桂花就把秀芝嫂子赶出去了，连杏儿都不让见。”

我的拳头一下子攥紧了。

“那秀芝嫂子现在在哪儿？”

“听说回娘家了。但她娘家嫂子厉害得很，也容不下她。后来……后来就不知道了。”石娃挠了挠头，“听说有人看见她在镇上给人洗衣服，也不知道真假。”

我站起来就往外走。

“长河！你去哪儿？”石娃在后面喊。

我没回答。

第四章 重逢

十二

我是一路跑着去的河口镇。

十五里山路，我一个多小时就跑完了。到了镇上，我才意识到我不知道去哪里找秀芝嫂子。“在镇上给人洗衣服”——这算什么线索？河口镇虽然不大，但也有上千户人家，我总不能一家一家去敲门。

我在镇上转了整整一个下午。饭店后厨、澡堂子、旅馆、理发店、供销社……所有可能需要洗衣服的地方我都问遍了。有人说认识这么个人，但不知道住哪里；有人说好像见过，但说不准在哪儿干活。

天快黑的时候，我在镇子最边上找到了一家小旅馆。说是旅馆，其实就是临街的两间门面房，后面带个小院子。院子里挂满了洗好的床单被罩，一个瘦削的女人正蹲在水池边，用冻得通红的手搓着床单。

我站在院子门口，看了很久。

她的头发乱糟糟地扎在脑后，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条瘦得皮包骨的胳膊。她的手泡在冷水里，指节粗大红肿，像两根老姜。

“秀芝嫂子。”

我的手艺（四）

蹲在旅馆后院搓床单的女人猛地停住了手。

她慢慢抬起头，转过来，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一会儿。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三年前在草垛上跟我说话的那个秀芝嫂子，虽然憔悴，但眼睛里还有光，脸上还有笑意。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陷，嘴唇干裂得渗着血丝，整个人像一朵被风干的野花。

“……长河？”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是我。”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秀芝嫂子，你怎么……怎么在这里？”

她没回答，而是慌乱地低下头，把那双冻得通红的手藏到身后，在围裙上使劲擦了又擦。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抬起头，脸上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你回来了啊。在外面……还好吗？”

“我挺好的。秀芝嫂子，你别在这儿洗了，水太凉了。”我伸手想把她拉起来，她却触电一样缩回了手，往后躲了躲。

“没事没事，我习惯了。”她站起来，把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蹭了蹭，“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石娃说你被赶出来了，我就出来找你。”我站在她面前，感觉有好多话堵在嗓子眼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最后只问了一句：“杏儿呢？”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她哭得没有声音，只是肩膀一抖一抖的，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凹陷的脸颊往下淌，滴在脚下的泥地里。她用手背拼命地擦，却越擦越多，最后她干脆放弃了，就那么站着，无声地哭。

“杏儿……杏儿被她奶奶关在家里，不让我见。”她断断续续地说，“我偷偷去村口看过两次，有一次正好看见杏儿在院子里玩，瘦了好多，脸脏兮兮的，没人管。我想叫她，刘桂花出来看见了，拿扫帚把我打走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可眼泪一刻也没停过。

“他们说杏儿是赵家的血脉，跟我没关系。说我是个克夫的女人，靠近谁谁倒霉，让我离杏儿远一点，别把晦气传给赵家。”她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吸了吸鼻子，“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我站在那里，听着她说这些话，胸口像被人用石头一块一块地填满了，堵得喘不上气来。我想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可张了半天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说“别哭了”？说“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在野猪沟那个黑漆漆的偏房里，在那个四面透风的草垛上，在她被刘桂花赶出家门的那个冬夜里，统统都是空话。

“你在这儿洗衣服，一个月多少钱？”我问。

“管吃管住，一个月八块。”她说完又赶紧补充了一句，“其实挺好的，老板人好，不嫌弃我。”

八块钱。我在电子厂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八十。现在我一个月挣小两百。而她在冷水里把手泡成这副样子，一个月只挣八块钱。

“这活儿别干了。”我说。

她抬起头，有些茫然地看着我，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长河，我……”

“秀芝嫂子，我在南方学了一门手艺，现在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我蹲下来，跟她平视着，“日子会好起来的。”

她愣住了。

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看着我，里面有惊讶，有困惑，还有一丝我看不太明白的东西——是希望吗？还是不敢相信？

“长河，你……你不用管我。”她低下头，又开始搓床单，“你一个后生家，跟我走太近对你不好。村里人会说闲话，你以后娶媳妇都难。你走吧，就当没看见我。”

我一把把她手里的床单夺了过来，扔进了水池里。

“我不想管村里人怎么说。”我说，“三年前我在山上遇见你的时候，你问我人的命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的。那时候我没法回答你，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这三年我在外面学到了一件事——你要是认命，你的命就是注定的；你要是不认，谁也不能替你决定。”

她呆住了，忘了哭，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亮起来，像冬天山坳里那轮快要落下去的太阳。

“跟我回村。”我说，“不是回赵家，是去找村里的干部。杏儿是你的女儿，谁也不能不让你见。”

“可是刘桂花……”

“刘桂花怕什么，她总不能一手遮天。”

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我能看出她心里的挣扎——她在这家旅馆的后院里躲了太久，已经被生活打怕了。但最后，她还是把那双冻得通红的手在围裙上擦干净，解下围裙挂在墙边的钉子上，跟着我走出了那个小院子。

走出院门的时候，她忽然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挂满了洗好的床单被罩，被晚风吹得微微晃动，像一个一个苍白的、没有表情的影子。

“我的工钱还没结。”她小声说。

“回头再来拿。”

我们在镇上的小饭馆里吃了点东西。她吃得很小心，一小口一小口的，好像在品尝什么珍贵得不得了的东西。我问她多久没吃肉了，她想了想说，过年的时候旅馆老板给了她一碗肉汤。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吃完饭，天已经全黑了。我找了一家小旅馆开了两间房，让她好好歇一晚，明天一早再回村。

她站在房间门口，犹豫着不肯进去。

“长河，这得多少钱？别破费了，我在灶房里凑合一宿就行。”

“没事，我有钱。”我把她推进房间，替她关上了门，“嫂子，你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陪你去赵家。”

门板那边安静了很久。后来我听见了很轻很轻的啜泣声，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在舔自己的伤口。

我靠在走廊的墙上，仰头看着走廊顶上那盏昏黄的灯泡，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爹的脸，一会儿是娘的脸，一会儿是吴师傅的锉刀，一会儿是刘桂花叉着腰骂人的样子。最后所有的画面都退去了，只剩下秀芝嫂子蹲在冷水池边搓床单的背影。

那个背影，我记了一辈子。

十三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秀芝嫂子回了野猪沟。

进村的时候，碰见了好几个村民。他们看见我跟秀芝嫂子走在一起，眼睛都瞪得跟铜铃似的。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指指点点，还有人转身就往村里跑，大概是要去给刘桂花报信。

秀芝嫂子走得很慢，每往村里走一步，脸色就白一分。走到赵家院子门口的时候，她的嘴唇都在发抖。

我伸手拦住了她。

“我来。”

赵家院子里，刘桂花正坐在堂屋门口剥玉米。看见我推开院门走进来，她先是一愣，然后脸上立刻浮起了那种我再熟悉不过的、带着恶意的笑容。

“哟，这不是老刘家那个跑出去的儿子吗？听说你在外面发财了？怎么，回来就来看我们老赵家了？”刘桂花把手里的玉米往地上一丢，拍了拍手上的玉米须，站了起来，“还有你，沈秀芝，你还有脸回来？”

秀芝嫂子站在我身后，浑身都在发抖，但她咬着嘴唇，一个字也没说。

“赵婶子。”我站在院子中间，尽量把声音放平稳，“我今天来只有一件事——让秀芝嫂子见杏儿。”

“见杏儿？凭什么？”刘桂花的声调立刻拔高了，尖利得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杏儿是我们赵家的娃，跟她沈秀芝有什么关系？她一个克死男人的扫把星，见杏儿是想把晦气也传给杏儿吗？”

“杏儿是她生的。”我一字一顿地说。

“生的又怎么样？她生下来就不管了，跑到镇上躲清闲去了！我老婆子一把年纪还得拉扯这个小丫头，她沈秀芝凭什么回来说见就见？”

“是她不想管吗？是你把她赶出去的好不好！”我的声音终于压不住了，在院子里炸开来。

这时候院门口已经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有人伸长了脖子往里瞅，有人抱着膀子交头接耳。我在人群里看见了石娃，他脸上写满了担忧，冲我使劲使眼色，意思大概是让我别冲动。

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长河……”秀芝嫂子在身后拉了拉我的衣袖，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算了，我们走吧，别跟她吵了。”

“不能走！”刘桂花往前一步，唾沫星子差点喷到我脸上，“我告诉你刘长河，你今天带着这个扫把星来砸我的门，这事儿没完！你当我们赵家好欺负是吧？我这就去找村长，问问咱们野猪沟还有没有规矩了！”

就在院子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稚嫩的声音从堂屋后面的门口怯生生地传了过来。

“娘？”

所有的声音都在那一刻停了下来。

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从门后面探出半个身子。她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破棉袄，袖子挽了好几道，露出一截细得像麻秆似的手腕。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小脸脏兮兮的，只有那双眼睛又大又亮，直直地盯着站在我身后的秀芝嫂子。

秀芝嫂子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愣了一瞬，然后疯了一样冲了过去。

“杏儿！我的杏儿！”

她跪在地上，把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子抱进怀里，哭得浑身发抖。杏儿也哭，但她哭得很小声，像一只吓坏了的小猫，把脸埋在秀芝嫂子的脖子里，两只小手死死抓着她的衣领不放。

刘桂花在旁边跳着脚骂：“干什么干什么！把孩子放下！光天化日的你想抢人啊！”

但秀芝嫂子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她抱着杏儿，把孩子的脸捧起来，一遍一遍地看，用自己的袖子去擦孩子脸上的污渍。然后她摸到了杏儿棉袄袖子里的胳膊，那截细得皮包骨头的胳膊上，有一块一块青紫色的淤痕。

她的动作停住了。

她慢慢地把杏儿的袖子往上拉。那条细细的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伤叠着新伤，有的地方已经发黄了，有的地方还是深紫色的。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间。

“这是谁掐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低沉得不像是我自己发出来的。

刘桂花的脸色变了一下，但随即又梗起脖子，声音比刚才还要尖利：“我怎么知道？小孩子自己磕磕碰碰的，赖谁？她成天在外面疯跑，我能看得住吗？你们别血口喷人！”

杏儿把脸埋在秀芝嫂子的怀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是奶奶……”

“你个小兔崽子胡说八道什么！”刘桂花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冲过来就要打杏儿，被我一伸手拦住了。

我把刘桂花挡在一边，蹲下身，看着那个缩在母亲怀里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尽量让自己的声音轻柔一些。

“杏儿，不怕，慢慢说。身上的伤是谁弄的？”

杏儿缩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被我挡在身后的刘桂花，然后小声说：“奶奶……奶奶说我吃了赵家的饭，还不听话……说我是赔钱货……”她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声细弱的抽泣。

我站起身，转向院门口围观的村民们。人群比刚才多了不少，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我看见了村长陈有田，他站在人群最前面，皱着眉，脸色很难看。

“陈村长，你看见了吧？”我指了指杏儿胳膊上的伤，“三岁多的娃，身上掐成这样，这事儿要是报到派出所，算不算虐待？”

“刘长河，你少在这儿吓唬人！”刘桂花的嗓门又尖了起来，但这次底气明显没有那么足了，“我教我自家的孙女，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管？”

“这不是管教。”秀芝嫂子忽然开口了。她还跪在地上，把杏儿紧紧抱在怀里，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钝刀划过每个人的耳朵，“这是糟蹋人。我嫁到赵家六年，给你赵家当牛做马，你骂我、赶我，我都认了。可杏儿是你亲孙女，你掐她、拧她、连顿饱饭都不给她吃，她还是个三岁的娃，她有什么错？”

她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但她没有去擦，而是抬起头，直直地看着院门口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各位叔伯婶子，你们都是看着杏儿长大的。我沈秀芝嫁到野猪沟这些年，做错了什么？赵老三走的时候，我想过改嫁吗？没有，我留下来伺候公婆、拉扯杏儿。可是赵家是怎么对我的？把我赶到偏房里住，大雪天里连一床厚被子都不给，每顿饭给一碗稀的，剩下的都是剩的凉的。这些我都忍了，我忍了两年。可他们不该这么对我的娃。”

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那种平静比哭喊更让人心里发颤。

人群里开始有人小声议论了。有人说“刘桂花确实过分”，也有人说“再怎么说也是人家的家事”。但更多的人沉默着，回避着秀芝嫂子的目光。

刘桂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转头朝堂屋里喊：“赵有财！你死哪儿去了！出来看看，你家的儿媳妇在院子里撒泼了！”

堂屋的门帘动了一下，但没有人出来。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非常累。非常、非常累。我想起了在东莞学艺时吴师傅说过的话：“长河，机器坏了可以修，人心坏了修不了。”眼前这个院子里，人心早就坏透了。

“陈村长。”我走到陈有田面前，“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我不说别的，就说这娃身上的伤——咱们野猪沟是有规矩的地方，不管谁家的娃，都不该被这么糟蹋。你说句话吧。”

陈有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野猪沟当了大半辈子村长，最擅长的就是和稀泥。但现在，面对满院子的人，他不得不表态了。

“秀芝，你先别哭了，把孩子抱起来。”他咳嗽了一声，然后转向刘桂花，“赵家婶子，孩子身上的伤，你解释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自己家的孙女我怎么教是我的事！”刘桂花嘴硬。

“村长。”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忽然从人群里响起，“刘桂花掐杏儿，我看见过好几次。”说话的是石娃的媳妇。她抱着孩子站在人群后面，说完这句话脸都红了，但她没有低头。

又有两个女人附和：“我们也见过。”

刘桂花的脸彻底挂不住了。

陈有田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和他平时和稀泥完全不同的、格外严肃的语气开了口。

“赵有财，刘桂花，你们听着。”他顿了顿，“以后杏儿由秀芝带。你们要是想孙女了，可以来看，但不能动手。秀芝要是想回村里住，村里会帮她找地方。”

“凭什么！这是我赵家的孙女！”刘桂花尖声叫道。

“就凭你把她掐成这样！”陈有田忽然提高了声音，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刘桂花，你要是再闹，我就把这事报到镇上。你自己掂量掂量。”

院子终于安静了。

刘桂花站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呸”了一口，转身进了堂屋，把门摔得山响。

我站在原地，看着赵家那扇紧闭的堂屋门，心里没有一丝胜利的痛快。因为我知道，事情还远没有结束。秀芝嫂子在村里没有房子，没有地，没有任何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今天能把杏儿要回来，是靠着孩子身上的伤——可如果伤好了呢？如果刘桂花消停一阵子又卷土重来呢？

秀芝嫂子抱起杏儿，走到我身边。杏儿趴在她肩膀上，已经不哭了，只是紧紧搂着她的脖子不肯松手。秀芝嫂子站在赵家的院子里，最后看了一眼那间她住了两年多的偏房——那间四面透风的、铺着稻草的、在雪夜里像冰窖一样的偏房。然后她抱着女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赵家的院门。

那一刻，她的背挺得很直。

院门口的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我跟着她往外走，在人群里看见了石娃。石娃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我没心情回应他，只是点了点头。

走出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赵家的院子还围着一圈人，有人在劝刘桂花，有人在议论，有人已经散去了。那个院子在春天的阳光里安安静静地蹲着，跟我三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至少对秀芝嫂子来说，不一样了。

十四

当天晚上，我回家把事情原委跟爹娘说了一遍。

出乎意料的是，爹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说出了那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长河，你要是真心想帮她，就别管村里人怎么说。”

娘在旁边急了：“他爹你说什么呢！长河一个没成家的后生，跟一个寡妇走得这么近，传出去像什么话？镇上那个裁缝铺的姑娘不好吗？大姐好不容易给物色的……”

“那个周小菊？”我笑了，是三年来第一次笑得这么轻松，“娘，人家早嫁人了。再说了，就算没嫁人，我跟她也过不到一块儿去。”

娘气得直拍大腿：“那也不能……”

“行了。”爹把烟袋锅子往桌上一放，声音不大，但分量很足，“我当年要是听别人说闲话，也不敢娶你——你忘了你那会儿也是死了前头男人的？”

屋子里忽然安静了。

娘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转身进了灶房，把锅碗瓢盆弄得乒乓响，但我知道她心里已经松动了。

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一个老木匠一辈子沉默寡言，却用一句话就把立场摆得清清楚楚。

“去灶房给你娘烧火。”他说。

我在灶房里一边拉风箱一边听娘絮叨。她说我不懂事，说我毁了前程，说哪家好姑娘愿意嫁一个跟寡妇纠缠不清的人。我不反驳，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把火烧得旺旺的。

灶膛里的火光照在娘的脸上，那些皱纹被火光一照，像山里的沟沟壑壑。她骂着骂着，声音就小了，最后变成了叹息。

“你爹说得对。”娘往锅里舀了一瓢水，“你大了，翅膀硬了，娘管不住你了。但长河，你得想清楚，你跟秀芝能有什么结果？你还年轻，你将来是要成家立业的。秀芝是好人不假，可她带着孩子，又是个寡妇，你往后……”

“娘，”我放下风箱杆子，抬起头看着她，“我现在还什么都没跟人家说呢。我就是看不下去她被人这么欺负。至于以后的事，等以后再说吧。”

娘看着我，灶膛里的火光在她浑浊的眼睛里跳动着。过了很久，她转过身去，往锅里丢了一把盐，嘟囔了一句只有她自己能听清的话。

“跟你爹一个德行。”

秀芝嫂子在村里的空房子里暂时住下了。那房子是村里一个搬走了的老光棍留下的，多年没人住，房顶漏了半边，窗户也没了。我花了三天时间帮她把房子修好——上房顶换瓦片，重新糊窗户，把屋里发霉的泥地铲掉铺上新土，又去镇上买了锅碗瓢盆和被褥。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剩下的路，得她自己走。

第四天下午，我们坐在修好的屋子门口，杏儿在旁边捡石子玩。春风从山坳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秀芝嫂子看着远处山上的那片松树林，忽然开口了。

“长河，你回去吧。”

我愣了一下：“回哪儿？”

“回南方，回你那个厂子里去。”她转过头看着我，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出了眼角的细纹和鬓边的几根白头发，但她的眼睛不再是旅馆后院那双死灰一样的眼睛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接下来的路，我得自己走。你把你在南方的地址留给我，等我挣了钱，就去找你。”

她顿了顿，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坚定语气说：“我要学手艺。你能学会的，我也能学会。”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发紧。三年前那个躺在草垛上问我“命是不是注定的”女人，和眼前这个说“你能学会的我也能学会”的女人，像是同一个人，又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行。”我把在东莞的地址写在一张纸上，递给她，“那我等你。”

我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爹娘送到村口，娘又哭了，爹还是老样子，沉默着，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到后山的山梁上，我站住了。清晨的山雾正在渐渐散去，野猪沟的石头房子在薄雾里若隐若现。村头那棵老槐树，石娃家的新瓦房，赵家紧闭的院门，还有那间刚修好的小房子——秀芝嫂子带着杏儿住在里面。

我不知道下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她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有一件事已经变了——她不再是那个认命的女人了。

而这一切，都是从那个草垛上的下午开始的。

那个女人躺在枯黄的草垛上，问我：“大兄弟，你说，人的命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的？”

我那时候不知道答案。现在我好像知道一点了。

我转过身，朝着山外的方向大步走去。

这回我的脚步比三年前轻快多了。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逃离什么，而是在走向什么。

虽然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