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的城市一遇暴雨就“看海”？

为什么你的城市一遇暴雨就“看海”？

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栾若曦

编辑｜王珊

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频突破城市原有的防洪标准，从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到2023年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再到今年广西、浙江、吉林等地接连出现的强降雨，洪涝灾害不断给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能力带来考验。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5年，我国总体将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东北地区及华北大部降水偏多概率较高，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过去以干旱、半干旱为主要特征的北方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

城市应该如何调整发展思路？北方城市应该怎样对未来的多雨趋势做好准备？本刊就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建筑学院教授尹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程晓陶。

以下是本刊与他们的对话。

从“看得见”到“看不见”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接连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引发洪涝灾害，各地损失严重。原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应对上显得有些乏力，这是为什么？

尹稚：从今年的极端强降雨事件，以及过往郑州“7·20”特大暴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我们可以看到极端气候下的降雨，呈现短时雨强大、短时雨峰频现、降雨历时长的共性特点，其瞬时降雨量远远突破了我们既有工程可支撑和可容纳的量才会引发灾难性的溢出效应，突然涌进排水系统超出常规10倍、20倍的量。比如，2025年7月，北京降雨持续7天，累计降水量为573.5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95.3毫米，超过100年一遇排涝标准。

2025年7月28日，北京密云区新安庄村，航拍视角显示，强降雨过后，受损的建筑。（图源：视觉中国）

另外这也跟城市发展过程中某些特点是有关的。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是支撑城市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能源、供排水、交通、通信、环卫及防灾等系统。其中，城市排水管网、内河和排涝箱涵、排涝泵站、区域行洪河道、流域性行滞洪空间、水位调节的水库等组成了城市的基本防洪排涝系统。但其实一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是长期以来是在资金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的——尤其是初期存在轻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

我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现代化最早的认知是地表的高楼大厦和玻璃幕墙，也就是看得见的城市化。1988年左右，我曾走访过一个村庄，村里盖了十几层的高层住宅，但村里供水只靠一个十几米高的水塔，只能供到五六层楼高度。为了解决高层供水的问题，他们在7层修了一个大水房，7楼以上的人家需要到水房打水，再倒回家里的水缸，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很表面，没有想到一系列的配套工程。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问题，在什么时候发生变化？

尹稚：基础设施的投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公共投资能力密切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我在清华学习城市规划的时候，城市新区建设有个通用标准，把未经开发、不具备基础设施的原始土地，改造成完成开发、具备基础设施可直接建设的土地。一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约一个亿，虽然看着不少，但只够做些基础的“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水及场地平整。防洪标准也比较低，一般性城市的城市河道防洪堤对应的是5年一遇的洪水，大城市能做到20年一遇。

2026年8月10日，上海受台风“白海豚”螺旋雨带影响，大部分区域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图源：视觉中国

但到了从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变化。我印象里最深的是1994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作为新一代新城，地下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提高到了1平方公里超过10个亿的水平。这种思路的转变是因为此前长三角地区工业园区建设大规模兴起。那时候已经算过一笔账，工业园建设只满足最基础的“五通一平”或者是低标准的“七通一平”（加上通燃气‌、‌通热力），1平方公里能够生产的工业产值大约是三五个亿，而达到高标准的“七通一平”园区，每平方公里的产值可以提高了10个亿左右。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水平越高，每平方公里能承载经济活动的产出量就越大，能安置的老百姓生活居住能力越高，这都是成正比的。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全、频率高、分布广，每一次雨洪灾害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也是从90年代开始，相关部门开始根据人口规模与重要性分级分类要求城市河道提高防洪堤的设防标准，小型城市50年一遇，大城市以及常年易遭遇洪水冲击的城市要做到百年一遇的标准，特别重要城市要做到200年一遇的标准。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建设意识的转变是从像上海这样的超大、特大城市开始，真正普及到中小城市以及县城经过了几十年的过程，他们更多受制于经济条件。

三联生活周刊：更多城市的普遍状况是什么？

程晓陶：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左右，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初期，那时候的发展重点招商引资和发展工业，就此产生两大需求，一方面是要解决交通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解决工业排污导致的黑臭水体问题，而要解决这两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污染河道填埋掉，改成街道，既没有两边居民对黑臭水体的抱怨，又修路便利了交通。例如在太湖流域有些原本河网密集的区域，城市化后河道都被填平，还留下不少“断头河”。但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污染黑臭的河道以前都用于排涝使用，河道被填平，导致排涝通道缺失，开始出现一降暴雨城市就“看海”的情况。

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区多条道路成河，部分街道积水严重。（IC photo供图）

城镇化过程中，流域内天然固有滞蓄雨洪、净化水质作用的湿地与林草地面积大幅减小。例如，根据我们在郑州暴雨后的调查，郑州市2005年—2018年间，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了702平方千米，水域湿地面积减少约30%；加之城区不透水面积增加，城市地下空间高度开发与城市群的形成，以及特大城市热岛效应与雨岛效应的影响，城市因洪致涝、因涝成洪、雨污交汇、旱涝急转等问题都越来越严重。

当然现在这些填埋河道修路等增大城市防洪抗涝风险的发展行为都被禁止了，对一般的建筑施工都要求做水土流失的评估，避免水泥渣土跑到排水管道中，影响排水能力。另外，随着高速城镇化建成区面积的急剧扩张，许多城外河流转为城内的行洪排污通道。从外河变成内河，排水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外河，只要城市这一侧的堤防高一些，就很容易保证城市不淹。如果作为内河，两侧都是城市，两边的堤防都要加高，而且两侧筑堤后洪水无法自然漫滩滞蓄，全部水量约束在主槽，导致‌同流量下水位增高。‌而且我们大量的排水系统要排到河里，一般大的水闸在入水口才有闸门，小区的排水主要是管子接到河里，要是河里的水位异常偏高，就会出现倒灌，虽然堤防没垮，但是顺着排水管也倒灌了，以至出现水涨堤高、堤高水涨的恶性循环。

重新认识气候灾害

三联生活周刊：气候和灾害是在怎么影响城市发展和调整的思路的？

尹稚：上世纪90年代，排水系统还比较滞后，整体标准低、空白多，尚未形成系统，处于逐步规范化和快速建设的阶段。那时北方城市工作应急常态是如何解决抗旱的问题，如何加水、加泵，多蓄水，保庄稼能喝饱、居民正常饮水达标。我记得90年代，北京燕山前缘地区曾发生过山洪，1991年，密云、怀柔北部山区遭遇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但按照那个年代的认识，只认为山洪是偶发事件，对于自然灾害采取避让原则，一般避让不开的，才会采取工程设施防御，那时候的措施就是不要把村子盖在易受灾的地区，把位于危险冲沟位置两侧的村庄进行撤村并点。

2023年7月31日，北京门头沟区，暴雨过后，永定河被淹没。（图｜视觉中国）

2010年前后，随着城市快速扩张，部分区域汇水面积过大，内河大多在建设中被填，导致排涝通道缺失，内涝问题开始显现，一些城市开始推动排水管网和天然河道水系耦合，确保排水管网出口的排放能力与河道水位、流量相匹配。2015年前后，国内城市建设面积不断扩大，硬化地面增多，自然排水肌理被进一步破坏，内涝问题加剧。这时候开始做的是城市排水管网的标准提升和系统化梳理。因为地下管网是分期建设的，新老管网之间的互联互通是比较差。而且连带着技术材料的缺失，以及最初建设档案就有不健全不规范的现象，导致在城市叠加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对地下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家底不清”的状态，许多城市，开始用探地雷达来清查地下的管线，重新建档归档。

程晓陶：1998年特大洪水后，国家成倍加大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其后持续保持对水利工程投资的增长，2000年之后各大江河上大型控制性枢纽陆续投入运行，大江大河的干堤加固、大型水库的除险加固逐步完成。2010年左右，大江大河的达标建设基本完成，汛期堤防险情大幅度减少。

这时我们发现防洪形势发生了变化，大约70%-90%的洪灾损失来自于中小河流特别是流经城镇的河流，人员伤亡则来自山洪灾害。2009年，国家启动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和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因中小河流数量数以万计，国家投资也不可能全面铺开，所以当时明确规定每个治理项目国家补助不超过3000万为限度，并规定资金仅用于重点河段的防洪工程建设。

2016年7月5日凌晨， 武汉洪山区洪山街先建村汤逊湖段陈家湖大堤出现长30余米，断口落差70厘米的溃堤险情。 武警湖北总队一支队、武汉支队1000多名官兵和先期巡堤的230余名社区志愿抢险队，从凌晨3时持续紧张的进行打桩、回填沙袋以加固加高堤岸。（视觉中国 供图）

2010年、2012年、2013年和2016年是国内水灾损失最重的4年，也是我国受淹城市最多的4年，大多为暴雨内涝所致。这主要是因为在高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建成区面积迅猛扩张，防洪治涝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2016年，武汉汤逊湖地区受淹，湖水涨起来淹没周边城市住宅区，事后发现当时唯一运行的汤逊湖泵站是早期按农田、水塘排涝标准建造的，而如今完全城镇化了，没跟上城市的标准。从此阶段开始，重视起城市内涝问题的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讲，业内什么时候开始对极端天气的影响产生共识？

尹稚：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事件，给学界和业界敲响了警钟。一方面，郑州的内涝问题是它天然的地形决定的，郑州北邻黄河，而黄河是一条悬河，部分河床比城市地表还要高约9米，导致城市雨水‌无法自然向北排入黄河，想要把雨水排到黄河里全部要靠机械加泵，而在极端天气面前，泵排设施远远拼不过天然极端降雨量，郑州成了一个“池子”。另一方面，我们也在郑州暴雨事件中看到应急管理的各种漏洞，在极端雨洪情况下，地下交通系统第一时间就要停运和疏散，但当时郑州地铁没有及时停运，导致有受困乘客抢救无效死亡。大家其实都没有有效的应对经验。

郑州暴雨后，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共识，意识到城市规划也要考虑到极端天气的因素，开始高强度检讨地下空间的使用问题，例如一般地下车库的出入点的选择和设计，需要有明显的标高控制，不能选择一个地势低点，这样一旦出现极端降雨，所有的水都会从出入口直接灌下去，之前更多是从选择哪个出入点能最近距离连接城市道路的视角来考虑问题，根本没想过防灾的因素。

2021年7月20日，河南郑州强降雨。（IC photo供图）

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发生后，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参与了北京延庆、怀柔、密云以及门头沟十几个村庄的复建，进行洪水水流分析，模拟在同等规模或更大规模洪水下，淹没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危险区内的村庄就不再重建，转去其他地方选址，预留村庄正常的排水通道。现在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我们的总体认知到百年一遇不再是一种偶发现象，开始考虑对海河中上游做水利工程的重新校核和重新安排，讨论增加水库建设。

防洪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三联生活周刊：城市工程建设的标准提升到什么水平才足以应对极端天气？

程晓陶：值得一提的是，眼下针对极端天气存在认识误区。极端天气频发，但是极端降雨事件仍是小概率事件，本身工程规划的标准就是有限度的，所谓极端天气超出标准都只是超出了当地的防治标准，并不意味着当地发过多大的洪水，就要按照多高的标准来设防。

2023年9月，香港发生极端特大暴雨，香港天文台总部录得一小时雨量158.1毫米，创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暴雨强度为500年一遇。由于超了记录，许多人讨论应该把气候变化的因素考虑进来，用这个数据延长原来的观测记录，结果发现整个计算的水文序列曲线被抬高，根据香港渠务署的数据，市区排水干渠系统设计防洪标准达200年一遇，但按照新的数据来看，香港大范围区域工程建设都不再达标，这时他们就非常为难，所有的管道都在高楼大厦之下，堤防建成后面都盖了房屋，按照传统办法去把地下挖开加粗管道也不现实，再加高加厚堤防也没有空间。当时专门成立了专家组，共同商讨香港是否有必要再全面提高标准，最后基于“残余风险”的概念，考虑各种极端不利情景下可能的受淹情况、威胁对象与可能后果，仅针对局部存在不可接受风险的区域，进一步增加工程防护措施，对于风险可接受的区域，就可以依靠应急处置与风险分担等韧性提升的手段来应对。

2023年9月8日，中国香港，暴雨期间车辆被困在洪水中。这场香港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暴雨淹没了这个金融中心的街道，洪水冲入地铁站，导致香港大部分地区陷入瘫痪。（图源：视觉中国）

实际上，防洪工程体系的设计与建造标准并非越高越好，也不能各自想定多高就定多高，而是需要统筹协调好上下游、干支流、城乡间的关系。上游一味加大排水能力，洪水就会更集中下游，加大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近年来北京规划了一系列蓄涝区，就是不急于加大雨水外排能力，而是找出些区域先滞蓄雨水，洪峰过后再逐步排出，使造成的危害最小，对城市的影响最低。今年暴雨，北京亦庄蓄涝区解决了上百万立方米的雨洪滞蓄问题，已经证明这种蓄涝区的有效作用。下一步是落实蓄涝区建设规划，完善进水和退水设施，面对极端暴雨可以短期滞蓄雨洪，不至于淹没街道和小区地下车库。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5年，总体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东北地区及华北大部降水偏多概率高、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面对这一现实，北方地区未来在城市建设上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尹稚：我们在和北方基层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反馈也是这两年明显加大了防御雨洪灾害的培训，北方是传统干旱、半干旱地区，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民众对于这些数字推演和研究，还是缺乏感性认识，他们不知道降雨量100毫米会淹到台阶以上还是直逼一层的楼板。现在可以通过数字化模拟不同降雨量下的城市淹没地图，建立情景认知。并做风险节点的识别和强化，知道哪里该加沙袋，往哪里堵，在什么地区重点储备什么样的抗灾物资，以及整个信息链的传递，根据不同灾害的定性，对应启动什么级别的响应，到基层管理网格员的疏散动员，多少时间内完成传递都是有应急预案的。

2023年7月31日，北京房山，消防人员将老妇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图｜视觉中国）

以前对北方的判断是长期处于干旱、半干旱状态，其中隐含的是所谓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的降雨，真的是偶发事件，日常工作中其实不值得为小概率事件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可以做一些临时性应急措施。但一旦伴随着雨线北移以及极端天气进入频发期的判断，那么就值得花更大的工程代价，去强化永久性措施，例如有些五六十年代建的中小型水库，时间长了，它的土坝式结构已经出现松动，有空洞和裂隙，就需要立即大规模投资整改。

程晓陶：最基本的思路还是先完成防洪体系的达标建设，这里的达标并不是说城市一直以来防洪不满足标准，而是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经济规模提升，保护区域的重要性提升，需要满足新的标准。例如原来是村子，现在发展成了镇、县城，标准自然要提高。然后再考虑超标洪水。事实上，期待依靠短期高投入大幅提高防洪排涝标准，确保今后不再受淹，也不太现实。极端天气也有很大不确定性，在受淹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只能力求降低洪灾的损失和不利影响，提前根据洪水的类型和量级，判断不同的风险区域的水深与流速分布，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高风险点，设立警示标志，该撤离和转移的区域要做预案，城市地下空间要增设挡水设施，受突发性山洪威胁的区域，经过风险评估，要采取规避或抗冲、耐淹的结构性措施，设计建造或改造出可逃生的通道。

从年降雨量来说，整体还是南方雨多，北方雨少。北方城市其实还是抗旱的概率更大，把水留住的要求还更高一些。所以北方整体可以考虑建设多的蓄滞水的设施。北方城市也可以有计划恢复一些低地、湿地，既有生态价值，也可以在洪涝时候发挥蓄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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