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大战前夕,对阵双方都要把军中精英喊来开会,因为大战牵扯多兵种、多梯队:步兵、炮兵、后勤、侦察、通讯、预备队等等,最高层需要制定总体战略,做战前最后一次全盘统筹,把战略、兵力、火力、后勤、人心、预案全部理顺。
越是规模大、胜负决定全局的大战,双方就越要开会推演。
三大战役开打之前,国共双方都召开了高层军事会议!
蒋介石决定召开的是“三年来戡乱检讨会”。这次会议开得郑重其事:先由国民党国防部有关厅局开了十一天预备会,就军政和军令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准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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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5日,检讨会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开始,参加会议的人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及所属各次长、厅长,还有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参谋长,各军军长和参谋长等。白崇禧、徐永昌、汤恩伯、杜聿明、宋希濂、黄百韬等也出席了。会议将星云集,显得十分隆重。蒋介石每天到会并讲话,足见他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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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会议反而适得其反,国民党的军事会议居然没有没有对军事方面做任何部署,反而对整体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越开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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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民党的军事会议开成内斗的会议,矛盾公开化。
会议前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刚就任国防部长两个月的何应钦在会上就指责蒋介石越级指挥和独揽人事权力,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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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得老蒋在当天日记中愤激地写道:“敬之(即何应钦)又在政治会议中特提指挥军队未经过其国防部转行手续,并称人事团长以上皆由总统决定,不经过评判会手续,以军事失败责任,彼全推诿而归总统一人负之,并有鼓动委员提议军事指挥与人事职权重新决定移转于国防部长执掌之议。此诚可痛可叹之事。彼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乘此时局严重、人心傍偟之时,竟有此意,是诚万料所不及也。”
这次会议,蒋何之争公开化,不利于国军集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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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会议务虚,并没有做任何军事指导。
老蒋在会议发表《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演讲词,强调唯一要务就是要国军高级将领恢复革命的自信心,加强精神的武装。
其后,老蒋又讲到伤兵医院、兵额饷项、将领不睦、前方部队携带眷属等问题。这些在与会者听来,大多是空话或枝节问题,不能实现作战指导。
最后一天,连老蒋自己都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又对军会训示一小时余,自觉言多重复,与言之不能贯彻,反令听者失望失信为虑。”
就这样,国民党在大战前的军事会议,就这么形式主义收尾了,根本不讲任何军事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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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我党,一个月后的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也开了十一天的预备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同样将星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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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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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人民解放军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根据“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的要求,三年计划确定要“充实野战部队,增建特种兵部队,整顿地方部队,精简后方机关”。野战部队设野战军、野战兵团、纵队(独立师)、师(旅),实行“三三制”。
会议强调要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可以说,我军的这次会议做到整顿军心、统一思想、鼓舞士气,同南京政府那次日暮途穷、一筹莫展的会议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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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军事会议,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反而把内部矛盾激化,正如老蒋自己所说:在此百孔千疮、诽谤丛集、侮辱重重、忧愤频乘,又目见高级将领何、白等不惜毁损统帅、以求自全,而并无一人出于至诚表示拥护,以纠正目前自私自保之颓风也,思之可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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