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地理与苏轼诗歌的精神原点

莫真宝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24岁的苏轼携妻王弗、子苏迈等，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道，从眉山启程，乘船沿岷江南下，经青神县到乐山（嘉州），转入长江，经渝州、过夔门、穿三峡，舟行60日，水程1600余里，抵达荆州（江陵府）。

这是苏轼第二次出川，也是他第一次选择走水路。3年前，苏轼兄弟同榜进士及第，名动京师，而未及授官，旋丁母忧回蜀奔丧守制，此番服满东行，是真正意义上以士大夫身份走向帝国的中心。60天的江行途中，父子3人“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共作诗文百篇，编为《南行前集》。其中收入苏轼诗作40首，这是他现存诗歌的真正起点。

这段旅程所经过的川江——长江上游自四川宜宾（戎州）至湖北宜昌（峡州）的河段，全长逾千里，以激流险滩和两岸崇山峻岭著称。重庆以上的370公里为上川江，流经富饶的四川盆地；重庆以下的660公里为下川江，流经三峡地区，两岸山峦夹峙，水流湍急，故又有“峡江”之称。正是这段峡江，以极其险峻的地理形态，为青年苏轼提供了丰富的诗歌经验，也为他此后40余年的诗词创作埋下了影响深远的伏笔，不断塑造着他的诗歌精神。

作为苏轼出川诗中标志性的作品，《江上看山》全诗八句，其曰：“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这首七言古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捕捉到了川江航行中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经验。倘若在开阔的平原上行船，如“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两岸景物缓缓后退，诗人有的是时间从容打量，但在峡江激流中，船速极快，两岸群山扑面而来，又倏忽而去，诗人无法像在山中漫步那样细察一峰一石。于是，苏轼将静态的群山写得如“走马”、如“惊奔”，化静为动，以山的动态反衬船行的迅疾。这种写法并非出于修辞上的刻意求新，而是川江地理形态赋予诗人独特的观看方式：以激流中的船为视点，天然地将“看山”变成了一种动态的、稍纵即逝的视觉经验。末两句“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更是将这种快推向了极致——诗人刚想与山径上的行人打招呼，船已如飞鸟般远去。这不是想象，而是身处峡江激流中的真切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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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上看山》这首轻捷灵动的七古不同，苏轼进入瞿塘峡后所作的《入峡》，是一首长达三十韵的排律，以沉着细密的笔触逐层刻画三峡地貌。“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写峡江入口处两岸绝壁陡然合拢如佛龛，仿佛给人一种无路可走的压迫感；“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写浩荡江水被峡谷收束成一个个深潭；“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则以人体的呼吸吐纳来比喻峡谷中的风云变幻。这些诗句显示的是一种与《江上看山》截然不同的地理经验：前者是疾驰而过的“看”，后者是身陷其中的“感”。《入峡》的每一句都来自身体对峡谷空间的真实感知——风如何吹、云如何生、水如何流、山如何立。在这里，苏轼不是一位外在的旁观者，他被深山峡谷包裹，得以用全部感官去体验这片峭崖壁立与江流激荡纷至沓来的物理空间。

这种入峡后“身陷其中”的经验，在《出峡》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当船只终于驶出三峡、眼前豁然开朗时，苏轼写道：“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入峡”所见“巉岩”与“出峡”所望“平旷”，是地形变化带给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体验，但诗人皆以“喜爱”的心情将其置换为无累于心、所遇即安的同一种值得珍视的生命状态。从逼仄的峡谷到开阔的平原，不只是一段水程的结束，更是一种心境的升华。苏轼在此显露的，正是后来贯穿他一生的那种“无往而不可”的“如行云流水”般的旷达，他不执着于一端，而是在每一种环境中都能找到安顿身心的方式，所谓“也无风雨也无晴”“此心安处是吾乡”。

抵达荆州后，苏轼一行舍筏登岸，过完农历春节，才改由陆路向京城进发。他一口气写下《荆州十首》，收入《南行后集》。组诗开篇即是对出峡后地理面貌发生巨变的总结：“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语意可能来自李白《渡荆门送别》中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从峡谷的“巉岩”到楚地的“平川”，地理环境的跨越带来视野与心境的双重舒展。这组诗被后世学者视为苏轼青年时期五言律诗的代表作，其渊源可上溯至杜甫的《秦州杂诗》——杜甫在秦州写山川形胜与身世之感，苏轼则在荆州写平川万里与兴亡之思，地理环境的差异造就了诗风的不同，但“以诗纪行、以诗咏怀”的精神一脉相承。

川江地理对苏轼诗歌的影响，并未止于这次出川之旅。

他一生辗转于大江南北，知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所到之处多有江河，而他笔下的“江”，时时带有川江的印记。

有学者指出，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他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等。“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长江与岷峨雪水相连，是流寓者对原乡的眷顾。而在黄州面对长江时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磅礴气势的源头，何尝不可以追溯到24岁那年穿行夔门时对“大江”的初次体验呢？正是川江的雄险与浩渺，在青年苏轼的心中植下了一种对“江”的宏大感知方式，这种感知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不断被唤醒、被深化，最终化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般的时空意识。

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提到，沿途所见所闻“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皆“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吟咏”，道出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地理不只是诗歌的背景，更是诗歌的催化剂。苏轼说，“我行日夜向江海”，川江的激流教会了他“快”的观看——“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江中看山》）；峡谷的逼仄教会了他“深”的感知——“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入峡》）；出峡的开阔则教会了他“旷”的心境——“仰见天苍苍，石室开南向”（《出峡》）。这三种地理经验——快、深、旷，在他24岁的诗作中同时登场，并在此后4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不断产生回响。

那条奔流不息的川江，不仅把苏轼从巴蜀送到中原，更把一种独特的地理感知方式植入他的内心，成为他诗歌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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