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炮轰“平台经济”，为什么有人会反对？

近日，中国前首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做客央视《对话》栏目，再次将矛头对准电商平台，直言其是“100%的中间商”，凭算法掌控定价与流量，“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

此番言论引发了一些讨论，这是好事。有人提出问题，大家对问题提出观点，讨论如何更好的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符合发展逻辑的事情。

不过，有些讨论似乎在刻意的模糊焦点，他们不讨论平台存在的问题，却要讨论一些平台之外的问题，例如，质疑钟睒睒“双标”，也有人高举“消费者主权”大旗为平台辩护，等等。然而，这些反对声音看似理直气壮，实则站不住脚。

一、

这其中，指控钟睒睒“双标”是最为“狠毒”的手法，那就是让“提出问题的人”变得不值得信任，他提出的所谓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指控似乎是成立的。钟睒睒确实一边享受电商红利，在各大平台设有官方店铺，现在一边又在炮轰平台。这不正是既当又立吗？

其实，这一指控混淆了“使用工具”与“臣服于规则”的本质区别，通过混淆概念来搅浑水。使用电商渠道，不等于认同平台对每一单“调你的价格”的权力；在平台上卖水，不代表必须接受平台用算法决定谁排第一、谁定高价的霸权。

正如一个批评环境污染的人，不必先熄灭自家的灯火——他反对的是过度排放，而非用电本身。钟睒睒批判的，是平台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权力结构，而非电商这一工具。反对者用“你也在用”来堵嘴，不过是在回避那个核心问题，“平台权力该不该受到限制？”

二、

更可笑的是，有些反对者依然打着“消费者主权”的旗号，将平台低价等同于消费者福利，“消费者用订单投了票”“平台打掉了不合理加价”，做着商家“内卷”我薅羊毛的美梦。

不少网友认为，线上比价、送货上门降低消费成本，钟睒睒批判平台，本质是为自身传统分销渠道 “护盘”，企图退回层层加价的旧零售时代。但这套逻辑只看见短期低价红利，却根本无视经济社会长期需要付出的代价。

平台依靠算法强制商家签订 “全网最低价” 协议，商家为保住流量只能压缩原料、工艺成本，最终出现 “低价低质” 的恶性循环。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5 年外卖食品安全投诉超 26 万件，根源正是平台无休止的价格内卷倒逼商家偷工减料。

低价，固然是消费者的短期福音，但如果所有企业只剩“便宜”这一个竞争维度，谁还愿意投入研发、打磨品牌、深耕品质？消费者今天省下的几毛钱，明天可能换来的是产业创新能力的萎缩。钟睒睒担心的，正是中国企业“最后只剩下把东西卖得越来越便宜这一个本事”。

说到底，消费者得到的“实惠”，是平台自己给的吗？恐怕并不是，而是那些被压缩利润的制造商、被算法困住的外卖骑手，以及明天可能再也买不到更好产品的消费者自己。

平台，是那个永远不会输的庄家。

三、

另一种反对观点，似乎也是有理有据，祭出的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观点。言下之意，电商淘汰低效线下门店是市场优胜劣汰，不存在 “扼杀实体” 一说。

这类观点认为，线下门店倒闭源于租金高、服务差，并非平台挤压，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线上渠道。

可现实是什么呢？

刚刚过去的7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开出51.79亿元巨额罚单，查实平台用算法监控酒店价格、强制独家合作，中小酒店丧失自主定价权，行业利润被平台持续收割。

同样是携程。7月底，消费者林先生通过携程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至纽约的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后，竟仅收到432元退款，高达97%的票款被扣除。

2021年10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因美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罚款共计34.42亿元，责令美团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 。‌

类似垄断事例还有很多，高额的罚款对限制平台垄断行为是否有用，不得而知。

这就是现实，超级平台依托双边网络效应形成天然垄断，没有租金、没什么所谓的服务，却手握流量分配、抽佣调价双重权力，既是市场运动员，又是规则裁判。

当然，访谈中，钟睒睒所说 “平台杀光城市零售商”，批判的不是线上消费本身，而是算法无序扩张摧毁城市多元消费生态。

逛街催生的即兴、感性消费，是社会创意活力的土壤；全民困于手机屏幕，线下市井业态凋零，最终削弱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些难道不是事实？

四、

还有一种观点更具迷惑性。观点声称，平台属于数字服务业，创造流通价值，批判平台就是固守计划经济旧思维，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事实上，平台声称消灭了传统中间商，但自己变成了一个更不透明、议价能力更强的“新型中间商”。

传统经销商赚多少，从进货价和零售价之间能看个大概。但线上的成本早已被拆散、打碎，藏在佣金、广告、流量竞价、活动让利这些隐蔽的环节里。商家完成一笔交易，翻遍后台都算不清自己到底能落下多少。

钟睒睒说得直白：“平台（应该）是有规则的，透明，收费标准是恒定的”。但我们的电商平台呢？大数据高科技都用来杀熟了，同一个消费者同一款商品，哪怕用的手机品牌不同，显示出的价格都不一样。传统中间商再强势，也只能影响一个区域；而平台可以实时调整全国每一单的价格，决定千万商家谁能被看见，决定了千万个消费者买到的价格。

而标准是什么，消费者并不知道。

同时，多数头部平台享受高新技术企业15% 所得税优惠，远低于实体制造、商贸行业25%基准税率，一边拿产业扶持政策，一边挤压实体经济利润，税收分配天然失衡，这正是钟睒睒提出的核心公平问题，也是反对者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要义所在。

五、

从全球监管实践看，发达国家对平台监管的严苛程度早已打破反对者“平台天然自由” 的幻想。

欧盟出台《数字市场法案》，强制大型平台开放生态、限制抽成；早在2019年6月，美国司法部开始对Facebook、Amazon、Apple和Google四家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并于2020年发布了名为《数字市场竞争调查》的反垄断研究报告，指出这四家企业滥用市场经济地位，打压和扼杀竞争的情况。

我国也早已亮明态度。从《电子商务法》到《反垄断法》修订，从平台反垄断指南到算法安全治理规则，再到近日出台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划定算法共谋、强制低价等八大红线，反复强调遏制恶性价格内卷。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都在做同一件事，给平台权力划界。

在反对者眼中，钟睒睒代表的是“传统”商业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代表的是落后的经济模式，所以他的炮轰，自然是为了维护“落后”模式；另外，反对者自以为是为消费者代言，更显得大义凌然，似乎占据了道德高地。

实际上，当披着高科技外衣的网络平台，从利用科技手段垄断市场的那一刻起，已经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阻碍者”“落后者”。

平台经济下半场，规范才是主题。唯有约束算法霸权、平衡多方利益，线上线下双向赋能，才能走出低价内卷的困局，实现消费者、商家、实体经济与平台的共赢。

回归到标题上，炮轰“平台经济”为什么会有人反对？最简单的原因是，动了别人的蛋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