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真实版，万历朝北方水田推广，败给了天时，还是败给了人？

高分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里，严党为填补国库亏空，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稻田改桑田，丝绸出口换白银。结果稻田被毁，粮价飞涨，淳安、建德等地几近民变。一道政令，几乎把一个省推向绝境。

“改稻为桑”是虚构的，而真实的历史中，一场相似的变革在万历朝上演——不是在江南，而是在京畿；不是改稻为桑，而是改旱田为水田。

官员徐贞明上疏倡议在北方开发水田，江南籍内阁首辅申时行力主此事。但北方权贵群起反对，最终神宗下旨，已开垦的水田“尽撤堤毁防，斥为闲田”。

一场惠及京畿的良策，最终输给了南北地主的利益纠葛。

本文正文摘选自“长城砖”第三辑

《明代政争探源》

郑克晟 著 孙卫国 修订

因篇幅原因，内容、注释有省略。

围绕着京东水田问题，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是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在万历中期开展的一次激烈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内阁首辅申时行的态度值得重视。

申时行，江苏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状元。万历六年（1578年），因得张居正赏识，遂入阁任东阁大学士。张居正死后，又继张四维任内阁首辅。他为人“务为宽大”，左右逢源，是个世故极深的老官僚。自张居正后，内阁阁权较重，申时行处于皇帝与太监之中，多能相安无事。

当时申时行为首的一派，对徐贞明的主张（注：在北方尤其京畿地区推行水田，详见本书前文。）表示支持。他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曾上疏：

畿辅之区，荒闲弥望，而顾弃之不耕，废之不用，徒使势力之家占为己有，而不佐公家之急。利不在国，又不在民，岂不深可惜哉……夫水利田土皆州县有司之事。按《大明律》：荒芜田地有罪，失时不修堤防有罪；今以荒芜不修谓之便民，以垦田兴利谓之害民，不亦左乎？然而为此说者，其故有二：北方之民游惰好闲，惮于力作；水田则有耕耨之劳，胼胝之苦，不便一也。贵势有力之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而坐收其芦苇薪刍之利；若开垦成田必归民间，必隶有司，使坐失已成之业，不便二也。然以国家大计较之，则不便者小，而便者大矣。

清 陈枚《耕织图册》（其一）（局部）

申时行主张这些地区“可开水田，如江南耕耨法，岁收自倍。而徐尚宝贞明主其说，具在《潞水客谈》，余深是之”。（注：徐贞明著《潞水客谈》，书中有在北方推广水田的主张。详见本书前文。）

申时行的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一些“北人官京师者，倡言水田既成，则必仿江南起税，是嫁祸也，乃从中挠之”。

果然，反对的呼声随之而起。一些北方籍的御史反对尤力，“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争言不便”。“中原士夫深为子孙忧，（对水田）恨入心髓，牢不可破。”

清 陈枚《耕织图册》（其一）（局部）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当时天津附近诸州县，尽管地“多卑洼”或“沮洳弥望”，但这些土地并非闲田，而大多为勋戚及太监所拥有。

这里试举几例：

第一，正德时，太监刘瑾在天津附近占地一千顷；宝坻县七里海地方，本有荒地二万一千多顷，多为宪宗时太监汪直及武宗时张永所霸占，建立无数庄田。

第二，嘉靖时，永福长公主（孝宗女）在宝坻、武清等地占田千余顷，其夫驸马邬景和“占收武清三角淀渔课”，“贪饕无已，牟利旁县”。“三角淀系坝东马房草场地”，后被“奸人孙惠等投献拨置”与勋贵所有，因而遭到朝野人士的非议。

第三，嘉靖后期，世宗赐给他最小的女儿嘉善公主蓟州牧马草场地二千五百九十五顷。

其实，徐贞明也知道开发水田会影响勋贵们的利益，所以他在建议于北方开发水田时，就明确说，北方“若如吴越人田而耕之，则利十倍于苇”。因此，“即捐其一以与势族”，使他们的利益“不失其旧入”，势家还有什么遗憾呢？田由种苇而改种水田同样可以得到利益。“而豪右之利，亦国家之利也”，所以应当“官为倡率”，起个组织和倡导的作用。“豪右从而兢劝于其间”，“则借豪右之力，以广小民之利”。

清 陈枚《耕织图册》（其一）（局部）

尽管倡导水田的人如此让步，但发展水田的主张，仍然遭到北方勋贵们的极力反对。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福建监察御史王之栋。

王之栋是北直隶宁晋县人。他对徐贞明的主张提出“不可者十有二事”。其中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治河兴修水利之不可能。他说：“惟滹沱一河为真定大患，询诸父老，谓此河决不可以人力治者”（第一条）；一旦“征派分出”，必致“地方滋扰”，“且淤沙害田，难资灌溉”（第四条）；万一“引流入卫”不成，“恐妨运道”（第七条）。

二是费用太大。唯恐“供费浩繁”（第十二条），使得“费少不敷，必资剥削，恐生民怨”（第五条）。如果真是“群聚不遏，勤劳不息”，或是“工夫鳞集，蹂躏为害”（第十条），则“恐致他变”（第六条）。

堂堂皇皇说了一大篇，娓娓动听，实际上并没有说出心里话。他的真心话在第九条，即“减价易地，夺民业生怨”。这是因为徐贞明主张由国家出面组织开辟水田，水田则要求连成一片。如果一些土地属于勋戚或私人的，而由政府给予适当报酬收回或换地，必致涉权贵们的利益。所谓“夺民业生怨”者，实际不是指老百姓“生怨”，而是指这些权贵“生怨”。这才是王之栋意见的实质所在，其言闪闪烁烁，说是“其他不敢臆说”，其实还是说了。

清 陈枚《耕织图册》（其一）（局部）

由于勋贵、太监们的极力反对，神宗也动摇了，于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下了一道谕旨：“近开水田，人情甚称不便，不宜强行……昨御史（王之栋）既言滹沱河难治，宜且暂停……南地温润，北地咸燥；且如去岁天旱，井泉干竭，水田如何可做？”随后又说，“若开垦荒田，则蓟州等处开成已五六万顷，不宜遽罢”。过了两天，又重申：“国家举事，当顺人心，这垦田水利既称不便，先前踏看时，何不题请停止？以致轻动扰民……水利事务，着遵旨停罢，（徐）贞明即便回京。”

这时，一些科道官曾纷纷向皇帝反映，“谓京东地方田地荒芜，废弃可惜，（应）相应开垦。京南常有水患，每大水时至，漂没民田数多，相应疏通，故有此举”。但为时已晚。大学士申时行等这时亦“恐违内臣意”，也迎合他们说，“臣等愚意，亦只欲开垦荒田，不欲尽开水田”。“时（水田）开垦已成，收获甚富”，而当神宗切责尚宝“以扰民”的诏令一下，当事者乃“尽撤堤毁防，斥为闲田”。于是徐贞明等的合理措施，“垂成而废，良可惜也”。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件事时，也归结为：“盖诸阉多北人，虑（水田）且仿江南起税，倡言挠之。”……

清 陈枚《耕织图册》（其一）（局部）

尽管如此，直隶一带的水田，依然有所开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帝一次诏告天下：“近京涿州、房山、良乡、天津、玉田、丰润及山东、山西处渐开水田。往往既垦成熟，被势豪及经管地主混占告夺，以致人心不固，地利不开。今后势豪再有混占，许被害奏告，重处地主。”这充分说明，勋贵地主等反动势力，是生产力的破坏者，而北方的劳动人民却是开辟水田的重要力量。

京东水田之开发，系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件大事，曾引起时人及后世的许多议论。万历时王士性在其所著《广志绎》中说：

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徐尚玺贞明《潞水客谈》：欲兴京甸为水田。彼见玉田、丰润间有一二处水田者，遂概其大势。不知此乃源头水际，民已自稻之，何待开也。即如京师西湖畔岂无水田，彼种稻更自香馥，他处岂尽然乎？余初见而疑之，犹以此书生闲谈耳，不意后乃径任而行之。无水之处，强民浚为塘堰，民一亩费数十亩之工矣，及塘成而沙土不潴水，雨过则溢，止则涸。北人习懒，不任督责，几鼓众成乱，幸被参而其事中止也。余又闻沈大宇襄于直沽海口开田百顷，数载，入册升科矣，一夕海潮而没。固知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事至前，不得已而应者，方为牢矣。

清 陈枚《耕织图册》（其一）（局部）

清陆耀（吴江人）《切问斋文钞》卷二○载赵一清《书徐贞明遗事》：

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正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与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

清末李慈铭曰：

徐贞明之议京东水利，实万世策，而良图莫究，深可惜也。元世虞文靖不能创于前，国朝怡贤亲王不能成于后，畿辅千里，永为瘠区，仰食东南，殆将终古。

他们都以各自所处的环境，对这一事件发出不同的呼声。

（完）

本文摘选自本书第十五章“围绕明末京东水田的一场斗争”第一节“万历年间关于京畿地区种植水田的争论”之“统治阶级内部关于京东水田的一场争论”。因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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