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称北约的“印太时代”已终结，为何难团结对付中国？

上个月，北约安卡拉峰会闭幕。四个印太伙伴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中，韩国派出首脑级代表出席，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仅派出部长级官员。峰会公报连续第二次未提及中国，这与两年前的维尔纽斯峰会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日经亚洲》在峰会后的评论中给出了一个结论：北约的“印太时代”已经终结。

这话可能说早了，但它捕捉到了一个真实趋势。以下为《日经亚洲》的媒体分析判断，并非既定事实：拜登时期试图将欧洲与亚洲安全捆绑论述的努力，“在两方面均告失败”。中国坚持立场，而欧洲各国政府“没有将峰会声明落实为同等规模的经济计划”，它们对北京的贸易依赖反而持续增加。

历时数年的“北约印太化”尝试，最终落得一个两头不讨好的结局。从欧洲到亚洲，没有人真正买单。

一个本来就很奇怪的构想

北约向印太转向的尝试，始于拜登政府时期。2022年马德里峰会上，北约首次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并首次邀请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参会。此后，北约持续强化与所谓IP4（印太四国）的合作机制，试图构建“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叙事。

这个战略设计的逻辑并不复杂：利用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安全焦虑，将欧洲盟友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引向中国。按照华盛顿的设想，如果欧洲能认同“中国威胁”与“俄罗斯威胁”同等紧迫，北约便可从一个地区性防御联盟转型为全球性安全工具。

但问题在于：欧洲的安全焦虑天然聚焦于俄罗斯，而非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欧洲国家虽然嘴上跟着美国说“中国是系统性挑战”，但它们的实际威胁感知并没有跟上这个叙事。

这就是整个议程嫁接的结构性漏洞。

欧洲的真实算盘：要生意不要对抗

北约的“强硬”与欧盟的“务实”之间，存在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对华贸易额超过8200亿欧元。德国汽车对华出口占其全球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法国奢侈品对华销售额占其全球市场的四成以上。在中国设厂的欧洲企业超过2万家，涉及供应链岗位数百万个。

在这种利益格局下，任何将“中国威胁”从峰会声明转化为实质性经济制裁或贸易脱钩的企图，都面临欧洲各国政府的实质性抵抗。《日经亚洲》的判断精准点出了这个矛盾：欧洲各国政府在声明上跟着美国表态，但在经济计划上，“它们对北京的贸易依赖反而持续增加”。

2026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这种矛盾暴露得更清楚。当美国要求欧洲盟友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公开表态拒绝参战。“限制美军使用基地与领空”属于部分西方媒体观察报道，欧洲多国官方并未出台明文禁令。甚至出现部分国家在实操层面对美军行动予以约束的现象。特朗普将欧洲的拒绝视为“绝对的背叛”。

连霍尔木兹海峡都不愿配合，遑论南海。

国内观察人士分析，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印太地缘博弈本质是美国的战略棋局，没有人愿意去替美国冲锋陷阵”。

印太伙伴国的热情也在消退

另一个被忽视的变量，是所谓“印太四国”自身对北约印太化的态度。

日本是IP4中最热心的一方。岸田文雄政府时期，日本积极推动北约进入亚洲，视其为强化对华威慑的杠杆。日本国内对此也存在不同声音，并非社会层面完全统一的共识。但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态度始终温和得多。它们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务实合作，不愿被拖入“欧洲对抗中国”的框架。

安卡拉峰会上，“四个印太伙伴国中有三个仅派部长级代表出席”，这个细节本身就是信号。如果它们真的把北约印太化视为战略优先，首脑级出席是基本的姿态。没有首脑出席，说明这事儿在它们国内的政治优先级并不高。

当“热心方”只有日本，而其他三国都在观望时，北约印太化的“伙伴网络”就只剩下一根支柱。

美国自己的算盘也变了

北约印太化尝试的降温，还与北约内部的根本性变革直接相关。

安卡拉峰会标志着北约从“责任分担”模式转向了“责任转移”模式。美国明确释放信号：不再无限期充当欧洲常规防务的“免费保护伞”，欧洲必须自己接管常规防务领导权。

特朗普政府重新定义了北约的宗旨：更高的国防开支、扩大军备生产规模、欧洲承担更多责任，这些都比“把欧洲拉入印太”更优先。据北约秘书长年度报告，2026年北约欧洲盟国和加拿大的国防总支出预计达634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11%。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防务采购统计显示，统计周期内约75%的防务采购资金流向欧盟之外，其中63%流入美国军工复合体，该数据为阶段性统计结果。

一边让欧洲多掏钱，一边让欧洲买美国武器，一边还要求欧洲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出力，欧洲的算盘再怎么打，也算不出这笔账怎么划算。

当美国对欧洲的关注重心从“共同对抗中国”转向“你们得自己掏钱”时，北约的印太转向议程自然被边缘化。用一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要我们同时做三件事：付账单、买美国货、在亚洲对抗中国。我们只能选前两件。”

一场不可能完成的议程嫁接

北约“印太化”两头不讨好的结局，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结构问题：当一个联盟连“共同敌人”都无法定义时，向域外扩张的企图便注定缺乏根基。

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既不是“盟友”也不是“对手”，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竞合”关系，安全上保持一定距离，经济上深度绑定。只要这种“竞合”状态不改变，欧洲就不可能为美国的印太战略买单。

而印太伙伴国中，除了日本，其他国家也没有把北约视为优先选项。

北约为其“印太时代”所做的努力，从马德里到安卡拉，四年间走了一条“升温—延续—降温”的曲线。这场将欧洲安全与亚洲安全强行捆绑的议程嫁接，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欧洲的生意在东方，而战场在西方。它们不可能为了一个自己并不完全认同的威胁，去牺牲一个自己真正依赖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