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hi，我是胖胖。
罗马史家塔西佗曾言——一个社会一旦开始鼓励告密，它已经在为自己送葬。
普通人在一个鼓励斗争的环境里生活，本身就很难有什么秘密可言。除了地防外人之外。
还要防人性最脏污的那一处。很多伎俩真要使出来，个人其实是防不胜防的。
一不小心，就成了有心之人拿来祭旗的敌人。
下面这条：
这已经不是公众面前的贾冰！席间他给缺席的那位战友打了视频电话，因为对在场之人的信任，随口爆了几句粗话。
然后呢？饭桌上，那个始终以兄弟相称的人，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把手机藏在桌面缝隙里，录了一段一分四十二秒的视频。
掐头去尾，剪辑好，发到一个刚注册三天的小号上。
一夜之间上了热搜，阅读量破亿。
怎么说呢？
就这事而言，贾冰没错。我看见的，只有一个卑鄙阴险、丧失道义和人格的类人猿，毫无人性底线。
当然，干这类脏活的人多如牛毛，并不稀奇，历史上也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是秦立“什伍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有事其余不告则同罪。
司马迁在《平准书》里留下八个字：“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一个阶层被连根拔起，源自汉武帝一纸“告缗令”，鼓励民众举发商人隐匿家产，告发者可分得被告财产之半。
武则天设铜匦，四面开口，分别投谏言、冤情、密告、天象。名义四用，实际主用途只有一个。来俊臣、周兴由此发迹。来俊臣还写了一本《罗织经》，分《阅人》《事上》《治下》《控权》《制敌》诸篇，教人如何选目标、编罪状、串证词、施刑讯，这大约是有据可查的、人类第一部告密者手册。“请君入瓮”就出在那时。
明代把告密官僚化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层层叠叠，到魏忠贤那几年，京中人家说话要看檐下有没有人。清的顶峰呢？庄廷鑨《明史》案、吕留良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还有……（此处省略）
这是不是传承下来的一种传统文化？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传承下来的徒子徒孙？
二是、我也不敢说我有多清白无辜，我也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
我小时候在校园里，老师也经常指派学生记名打小报告，赋予学生一种荣誉感和级别，每一个获得授权的学生，都可以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在孩提岁月，就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
哪怕是同桌，是同村的玩伴。
这一项任务，能给学生带来一种刺激的兴奋，一种“我可以踩你们”的、奇特的荣誉感，每个人都彷佛手握利器，手到擒来，随时可以处置想像中的敌人。为贪冒功赏而不顾同学之谊、同乡之谊、好友之谊，构陷者比比皆是。
一旦我登上这个位置，我就要踩你一脚。
这是人类心智里被种下的一场行为瘟疫。
如此种种，可以一直延伸到成年，它们在某种环境下，不以为耻地养成了帮凶，养成了挑拨者的冲锋队，甚至养成了虐杀同类的刽子手。
甚至：
三是、
那个被授权的告密者的形象，是理解为什么这套文化能自我再生产的一把钥匙。
当告密者被解读为正直、进步、觉悟的时候，才是最深的病。
如果每一个告密者事后都毫发无伤，甚至还能发财、涨粉、赢得一片喝彩，那么，这件事就会一直有人做下去。
告密文化的兴盛，几乎从不出于道德，它出于三样东西的合谋，奖赏、恐惧、叙事包装。
汉代分财，武周分官，明清分名分位，告发者可以拿到具体的、看得见的东西。今天则可能是流量、是话题、是那个刚注册三天的小号突然涨起来的粉丝数，这是奖赏。
恐惧呢？连坐结构里，你今天不告发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告发。人被逼到这个位置上，会为自保做出各种事，包括提前出卖那个还在信任自己的人。
最后，把告密叫作觉悟，进步，举报有功，大义灭亲，让做这件事的人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带着一种奇异的荣光。三样齐备，人性中最幽暗的那部分，就有了合法出口。
而这些最终无一例外走向同一个结局，社会内部的信任被彻底掏空，人与人之间只剩表演，创造力、坦诚、共识全部枯死。
这套机制的精髓在于，它在告密者和被告密者之间制造出一个零和交换。你死我活，你的下场就是我的收成。
一旦这个交换可以兑现，兑现成钱、成地位、成房、成流量、成一时的痛快，告密就变成一门有明确回报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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