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礼堂，凝聚着两代教育家接力办学的历程

*本文为「世界博览」原创内容 *

相辉堂之名蕴藏着复旦师生对马相伯和李登辉两位老校长的纪念之情，漫步在今日的校园中，回顾百年校史，会感到前贤的精神仍然寄居于此。

1949年，复旦大学登辉堂。

从复旦大学老校门出发，探索“复旦源”建筑群，其中最核心的莫过于充当礼堂和剧场的相辉堂，与老校门南北对望。相辉堂的原址为1922年建成的学生第一宿舍，后毁于日寇战火。抗战胜利、复旦回迁后，时任校长章益主持在废址新建礼堂，并将其命名为“登辉堂”，以表彰曾经的校长李登辉的卓越贡献。1947年6月，登辉堂竣工，“登辉堂”三字由复旦大学校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毕业典礼即在堂中举办。1985年，80周年校庆时，登辉堂改名相辉堂，融入了纪念创校元老马相伯的寓意，并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题字，沿用至今。

相辉堂

创校历风波

如今复旦大学有4个校区，老校门位于邯郸校区西部，相辉堂南面。

马相伯于道光二十年（1840）出生于镇江的天主教家庭，鸦片战争带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这个新生儿接踵而至。他少年时代即赴沪入徐汇公学及耶稣会初学院等教会学校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中西学术基础。作为近代西学东渐最早的亲历者之一，他在晚年的访谈忆旧集《一日一谈》中分享了许多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经历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近代大事。虽然他厌恶传统经学且儒学功底并不太深，但彼时的学习生活经历已奠定他中西汇通的视野及报国热忱，为之后毁家办学埋下了伏笔。

1874年，马相伯离开徐家汇，赴山东经纶世务，直至19世纪末至亲相继离世，方捐出家产回归教会，隐居于徐家汇土山湾。1903年，他在徐家汇天文台正式创办震旦学院。不过短短两年后，他便于1905年春携带一部分出走震旦的师生另立新校。在这场出走风波中，有一个焦点人物——法籍传教士、震旦学监南怀周。南怀周与马相伯之间，在办学方针上有着直接的冲突。

复旦初创时的校舍、资金与马相伯的淮军系人脉关联紧密。两江总督周馥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与马相伯有同事旧谊，慷慨提供了吴淞镇台旧衙门作为复旦校舍（今吴淞中学附近）。复旦吴淞时期的史料记载相当稀少，甚至当时的校舍面貌也只能通过回忆及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还原，著名书画家、复旦大学教授喻蘅先生曾根据残存史料复原吴淞校舍的布局，校舍局促于衙门内部，整体面积不会很大，当时的办学规模也相当有限。

复旦大学教授喻蘅根据残存史料复原了复旦大学吴淞时期的校舍布局。

但马相伯的努力博得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并使他们参与复旦校务。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严复、陈三立等维新派政学精英都曾出任复旦校职或为复旦募捐，陈三立的公子、著名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更于吴淞求学五载，是复旦校史中不可磨灭的杰出校友。近代大学者胡适1906年曾游览复旦，其日记讲道：“君复（胡君复）导予游海滨，至复旦新校址观览移时。地址甚大，骤观之，南洋公学不是过也（南洋公学也不过如此）。复旦校规太宽，上课时间亦少，非‘苦学生’也。”胡适认为校规太宽、上课时间少云云，大概是因为复旦新迁吴淞，重组之际尚待整顿。南洋公学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王启元的校史专著《巍巍学府：复旦·上医与近代中国（1905—1949）》中提到：“年轻的胡先生将复旦与南洋（交大）放在一起做对比，似乎也预言了二校在未来百余年间的爱恨纠葛。”不禁令今日读者会心一笑。

辛亥革命掀起了全国反清浪潮，正如学者俞樾病中所吟：“三五纲常收拾起，一齐都做自由人。”但革命军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借用清廷旧衙的复旦办学的自由。光复军占据吴淞校舍后，马相伯被迫带学生短暂迁往无锡，复向江苏都督庄蕴宽借用徐家汇李鸿章祠（今华山路复旦中学内）作新校址，才将学校迁回上海。

马相伯在上海的旧居有松江泗泾、徐汇土山湾、重庆南路万宜坊三处。其中，松江泗泾故居现作为马相伯故居对公众开放。

乱世苦经营

复旦大学收藏有马相伯的半身像雕塑。“复旦源”建筑群中的相伯堂以他的名字命名。

1912年，马相伯受孙中山之邀，出任南京府尹，借民国新立的声势推动复旦办学重回正轨，并将校务交到了李登辉手中。复旦从此也进入李登辉主政的新时代。

李登辉是原籍福建的南洋华侨，于清末学成归国并加入复旦担任英文教师。正式接任校长后，他开始提高学费、扩大招生规模，以解决受政治乱局影响而频现的经费难题。1915年，王宠惠出任复旦副校长后，两人更对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复开办商科，使复旦日渐成为正式的大学本科。这一阶段复旦渐渐摆脱清末民初的政治干扰，走上了自主办学道路。

但这并不代表复旦师生出离世外、漠然坐视国家兴衰。在五四运动中，复旦大学成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抗议北京政府的大本营之一，李登辉对此深表支持，寄寓了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而对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其他学校开除的学生，李登辉也欢迎他们转学复旦，吸纳他们继续完成学业。如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心理学家章益，当时被圣约翰大学开除学籍，在李登辉的帮助下得以进入复旦。1925年，新诗运动的领军人物刘大白为《复旦大学校歌》作词，其中写道：“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在北洋时代不无冲决网罗的现实意义。而在2004年，它又被恢复为正式校歌，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决心。

20世纪20年代，李登辉将复旦校园迁至江湾（今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迁校伊始，他请来了耶鲁同届校友茂飞设计校园建筑。虽然茂飞中西合璧的设计蓝图最终因经费短缺未能全面落实，但奠定了此后校区建筑的整体导向。在历经淞沪战火、抗日战争后，20年代的旧楼大多遭毁，虽迭经修缮，但今天我们已无法得见原貌。不过“复旦源”周边的几栋老建筑以及相关老照片，依稀还能展示旧日复旦的风采。

在复旦迁至江湾后，周边学校日渐增多。江湾一带也成为20年代上海左派学府渊薮，各校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中各有发展。而这些学校在30年代的大战中，纷纷迁至上海租界区苟延残喘，或西迁内地以待世运剥复。李登辉担任复旦校长长达23年。即使在沦陷时期，他依然坚持留守租界，与上海的复旦师生共同进退。他曾说：“我归国后，一生旨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

20世纪20年代，李登辉将复旦校园迁至江湾，并请建筑师茂飞设计校园。今天“复旦源”的布局依稀留有旧日的风采。

百年再回眸

百年后的复旦学子或许也要感谢李登辉校长彼时将复旦迁至江湾的明智之举，虽然那时的江湾地广人稀，需乘淞沪铁路火车再转车方能到达，直至二三十年前仍被上海市区人视为“乡下”，但今日已是坊间戏称“宇宙中心”五角场的学府地标。

20世纪20年代复旦校园设计图

相较于其他大学包罗一圈的布局，复旦的校区分布显得格外特别。一条邯郸路隔开了南北两侧的教学楼、图书馆等建筑，而东区学生宿舍、南区学生宿舍分别在国定路、国权路的另一侧，与周边社区融为一体。这些新拓展的空间，大多是1952年之后校区扩建吸纳的地块。由于五角场周边军产众多，校区无法肆意扩建，至世纪之交，校内办公、教学区域便日趋紧张，亟待纵向延伸。如今矗立于邯郸校区东侧的三十层双子大厦——光华楼，便是2005年百年校庆时的献礼作品，亦是解决校内空间紧张的现实产物。

“复旦源”建筑群

复旦在沪的三处正式校址，勾连起近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也见证了马相伯、李登辉等教育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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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树下的日军坦克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