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经动脉介入治疗为何没能写入指南？

支气管动脉介入（BAI/BACE）未能纳入肺癌临床指南的多维度制约因素探析

摘要 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Bronchial Artery Infusion, BAI）与支气管动脉化疗栓塞（Bronchial Artery Chemoembolization, BACE）自20世纪70年代应用于原发性肺癌临床以来，凭借其靶向肿瘤局部、实现高药物浓度暴露的理论优势，在部分中央型、瘤体负荷较大的中晚期肺癌病例中展现出可观的肿瘤退缩及咯血控制效果。然而，与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作为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基石疗法并获得全球各大肝癌诊疗指南Ⅰ级推荐的地位相比，BAI/BACE历经逾五十年的临床探索，始终未能获得国内外主流肺癌指南的正式推荐，其应用多限于专家共识的经验性总结，循证医学证据等级偏低，临床实践亦呈现显著的异质性。既往多数文献将此现状归因于缺乏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RCT），但高质量证据的匮乏本身是多重深层矛盾共同作用的最终表象，而非问题的全部根源。本文旨在超越单一归因，基于解剖学、药理学、肿瘤生物学、学科发展史与临床研究现实条件五大维度，系统性地深度剖析BAI/BACE难以跻身肺癌标准治疗行列的内在缺陷与外部困境。通过厘清其与肝癌TACE模式的本质差异，旨在科学界定该技术的临床应用边界，为未来更合理的试验设计、精准的临床定位以及创新的联合治疗策略开发提供坚实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支气管动脉化疗栓塞；介入放射学；临床指南；循证医学；肿瘤局部治疗

引言

原发性肺癌是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健康构成最严峻威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其发病率与死亡率长期高居榜首。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约占所有病例的80%-85%，而超过70%的患者在初诊时即为局部晚期或存在远处转移，已丧失根治性外科手术的机会。针对这部分不可切除的患者，现代肿瘤学已经构建起一套以全身治疗为核心、整合局部治疗的复杂循证体系，包括同步放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巩固治疗（如PACIFIC模式）、以及基于驱动基因状态的靶向治疗与免疫联合治疗等，这些方案均已被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等权威指南作为标准治疗予以明确推荐。

在实体瘤局部治疗领域，经导管动脉介入技术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以肝细胞癌的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为典范，该技术利用了肝癌主要由肝动脉供血这一相对恒定的解剖学基础，通过动脉途径将高浓度化疗药物与栓塞剂直接递送至肿瘤内部，实现了局部药物浓度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提升，同时显著降低了全身药物暴露及相关毒性，从而确立了其作为巴塞罗那分期（BCLC）B期（中期）肝癌的标准治疗地位。

受TACE成功经验的启发，研究者们将这一“局部高浓度、全身低毒性”的理念移植至肺癌治疗，发展出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BAI）与化疗栓塞（BACE）。其理论基础在于，绝大多数中央型肺癌的原发灶血供主要来源于支气管动脉。因此，经此路径给药有望在肺内原发灶实现极高的药物浓度，从而增强肿瘤杀伤效应并减轻全身不良反应。大量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亦证实，BAI/BACE确实能在部分筛选的、瘤体巨大的中央型肺癌患者中诱导显著的客观缓解，并对肺癌相关的致死性大咯血表现出卓越的止血效果 [[1]][[2]]。

然而，理论预期与临床实践的现实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落差。BAI/BACE技术至今仍游离于肺癌主流临床指南的推荐目录之外。不同医疗中心对其临床价值的认知与应用态度呈现两极分化：部分中心积极开展并积累了大量病例，而另一部分则完全弃用。在实践层面，从操作方案、化疗药物选择、栓塞材料到给药剂量，均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已发表研究的结果异质性极大，难以进行有效的比较与整合。

若将此困境简单归结为“缺少RCT证据”，则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高质量临床试验的成功开展，本身即受制于疾病的解剖生理特性、药物与治疗模式的匹配度、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学科间的竞争格局以及经济与伦理等多重现实约束。因此，本文认为，只有系统性地拆解这些深层次的制约因素，才能客观评价BAI/BACE在肺癌治疗谱系中的真实价值与局限性，从而避免盲目复制肝癌TACE的成功范式，并为该技术的未来发展指明更科学的方向。

1. 解剖学层面的固有缺陷：技术标准化障碍与灾难性并发症风险

与肝细胞癌相对稳定、单一的肝动脉供血模式不同，支气管动脉系统的解剖学特征是BAI/BACE技术与生俱来的“阿喀琉斯之踵”，它直接导致了操作标准化的困难和潜在的严重安全性问题。

1.1 支气管动脉解剖高度变异导致的靶向治疗不确定性

肝动脉主干走行相对恒定，分支变异谱系有限，使得TACE操作中靶血管的识别与超选择性插管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相反，支气管动脉系统呈现出极高的解剖变异性。其起源开口极不固定，可发自胸主动脉T5-T6水平的经典位置，也可起源于更高或更低的节段，甚至可与肋间动脉、锁骨下动脉、内乳动脉等形成共干。此外，支气管动脉本身管径纤细（通常为1-2mm）、走行迂曲，当受到肿瘤侵犯牵拉或纵隔淋巴结压迫时，其血管形态会进一步扭曲变形。更复杂的是，一个肺癌病灶往往并非由单支支气管动脉供血，常存在多支支气管动脉、肋间动脉、胸廓内动脉及其他体循环动脉分支共同参与构成的“寄生性供血网络”。

上述解剖特点在临床操作中直接转化为三大难题：

• 靶血管识别困难：在血管造影中，可能因血管过于纤细、开口位置异常或被其他血管重叠而无法找到全部或主要的肿瘤供血动脉。

• 供血动脉遗漏风险：即便识别并处理了部分供血分支，仍可能遗漏其他次要或寄生性供血动脉，导致肿瘤组织持续获得血供，治疗不彻底。

• 超选择性插管失败：由于血管细小、开口角度刁钻或走行极度迂曲，微导管可能无法安全、稳定地抵达理想的灌注/栓塞位置。

这些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介入放射科医师，也无法保证在每例患者中都能实现同质化的操作。靶血管寻找与超选的成功率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病例、不同术者之间，药物在肿瘤内的实际递送效率存在巨大差异。同样的BACE方案，由于解剖条件的限制，实际到达肿瘤内部的药物剂量与栓塞效果可能相差数倍，这从根本上损害了疗效的可预测性与可重复性。

1.2 高危异位吻合支带来的致死致残并发症风险

支气管动脉系统最特殊、也是最令人忌惮的解剖风险，来自于其与脊髓动脉（特别是脊髓前大根动脉，即Adamkiewicz动脉）、椎动脉、乃至冠状动脉存在潜在的交通或共干起源。脊髓动脉可直接或间接经由支气管-肋间动脉干发出，这是肺癌介入治疗独有的、区别于腹部实体瘤介入的重大安全隐患。

在操作过程中，如果灌注的化疗药物或栓塞微粒发生返流，或因未能充分识别解剖结构而误入这些高危吻合支，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 脊髓梗死：栓塞脊髓供血动脉将直接导致脊髓缺血性损伤，引发不可逆的截瘫。

• 脑血管意外：栓塞与椎动脉相通的分支可导致后循环脑梗死。

• 心肌缺血：在罕见的支气管动脉-冠状动脉交通支存在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死。

尽管这些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据报道不高，但其毁灭性的后果使得术者在临床实践中普遍采取极为保守的策略。当血管造影无法清晰地将肿瘤供血支与脊髓动脉等高危分支分离开时，术者往往会选择降低化疗药物灌注剂量、缩短灌注时间，甚至完全放弃栓塞操作。这种为规避风险而采取的“降级治疗”——即临床中常见的“不敢栓、不敢灌”现象——实质上是以牺牲治疗强度为代价的。它直接削弱了BACE技术最核心的两大治疗机制：局部高浓度化疗和阻断肿瘤血供。

相较之下，肝癌TACE操作几乎不涉及与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的直接交通，发生截瘫、脑梗等并发症的风险极低，这为操作者提供了更大的容错空间和更积极的治疗策略选择。肺癌介入治疗在解剖层面的高风险性，使其标准化难度远超肝癌，成为其难以作为标准治疗方案推广的关键客观障碍。解剖层面的矛盾最终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解剖变异 → 插管困难与高危血管共存 → 临床操作趋于保守以规避风险 → 削弱了局部治疗的理论效能 → 导致疗效不稳定、异质性大 → 难以产出一致且优效的临床数据以支持指南推荐。

2. 化疗药物与给药模式的药理学错配

动脉介入治疗的核心药理学逻辑在于，通过改变给药途径，优化药物在靶器官的药代动力学（PK）和药效动力学（PD）特征，即实现局部药物浓度的大幅提升。然而，这一增益并非普适性的，它严格依赖于化疗药物自身的药理特性，并且需要与肿瘤的生物学行为相匹配。在肺癌治疗中，BAI/BACE在药理学层面陷入了“可用药物受限”与“全身治疗需求”的双重困境。

2.1 细胞毒药物的药效学特性限制了有效药物谱

化疗药物依据其杀伤肿瘤细胞的模式，可大致分为浓度依赖性药物和时间依赖性药物。

• 浓度依赖性药物：其抗肿瘤效应与药物的峰浓度（Cmax）正相关。短时间内达到极高的局部浓度能显著增强细胞杀伤效果，而药物暴露的总时长相对次要。这类药物，如铂类（顺铂、卡铂）、蒽环类（阿霉素）和丝裂霉素（MMC）等，理论上非常适合BAI/BACE这种短时、高浓度的动脉灌注模式 [[3]]。

• 时间依赖性药物：其抗肿瘤效应主要取决于药物浓度维持在有效阈值以上的时间（Time above threshold）。单纯提高峰浓度并不能显著增强其疗效。这类药物，如吉西他滨、培美曲塞、长春瑞滨等，是当前NSCLC一线及二线化疗方案中的基石药物。

这一分类直接导致了BAI/BACE的药物选择困境。肺癌，尤其是肺腺癌，其标准化疗方案大量使用培美曲塞和吉西他滨。若将这些时间依赖性药物通过BAI/BACE进行短时动脉灌注，药物在肿瘤局部的暴露时间远不足以达到其发挥最大效力所需的药效学要求。如果为了弥补这一点而尝试长时间（数小时）持续动脉灌注，则会极大地增加手术时长、患者卧床时间、血管损伤、感染风险以及操作人员和患者的射线暴露，这在临床实践中是难以接受且极具挑战性，甚至不切实际的。因此，BAI/BACE能够有效选择的药物谱被大幅压缩，主要局限于部分老一代的浓度依赖性药物，与当前肺癌全身化疗的主流用药方案存在显著的“药理学代差”。

2.2 给药剂量的两难抉择：局部获益与全身控制的矛盾

在确定动脉给药剂量时，BAI/BACE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策略选择难题：

1. 低剂量（或常规剂量）局部动脉化疗：这是既往绝大多数BAI/BACE研究采用的模式 [[4]][[5]]。药物经支气管动脉给药后，在原发肿瘤内达到极高浓度。但这些药物经过肿瘤毛细血管床进入肺静脉回流至体循环后，被迅速稀释，其全身血药浓度显著低于标准静脉化疗方案所能达到的水平。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对肺内原发灶可能实现有效控制，但对于区域淋巴结（尤其是纵隔淋巴结）以及全身循环中潜在的微转移灶，药物浓度往往达不到有效的治疗阈值。 该模式最大的宣传优势是全身毒副作用低，但在肺癌这种具有高度全身播散倾向的疾病中，“低全身毒性”的另一面即是“全身治疗效力不足”。

2. 全剂量动脉化疗：即尝试将静脉化疗的完整总剂量（full dose）通过动脉途径给予，意图在实现原发灶局部高浓度的同时，保证回流至体循环的药物总量足以达到全身治疗的有效水平。然而，这种策略使动脉给药失去了“低全身毒性”这一核心优势，患者所承受的恶心、呕吐、骨髓抑制等全身不良反应与标准静脉化疗趋于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与标准铂类为基础的双药静脉化疗方案相比，全剂量动脉化疗的优势仅仅局限于可能增强对原发灶的控制，而对于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病灶并无额外增益。要通过大型临床试验证明这种“有限的增益”能够转化为总生存期的改善，难度极大。查阅文献，采用全剂量动脉化疗设计的研究数量稀少，样本量极小，远未形成高级别证据。

综上，药理学层面的核心矛盾可以总结为：BAI/BACE在致力于最大化局部药理优势时，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对全身病灶的控制能力，而肺癌恰恰是一种需要从始至终进行强力全身控制的恶性肿瘤。这种局部治疗手段与全身性疾病属性之间的药理学错配，为BAI/BACE的疗效设定了难以逾越的“天花板”。

3. 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制约：全身性疾病与局部治疗手段的底层冲突

肝癌与肺癌在肿瘤生物学行为上存在本质差异，这是将TACE模式直接应用于肺癌时遭遇“水土不服”的根本原因。

3.1 肺癌早期播散的生物学特性

肝细胞癌的生物学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局部侵袭性生长为主，发生肝外远处转移相对较晚。许多中期肝癌患者的死亡原因直接源于肝内肿瘤的局部进展、破裂出血或导致的肝功能衰竭。因此，对于这部分人群，有效的局部控制（如TACE）可以直接转化为生存获益。

相比之下，原发性肺癌，尤其是中央型肺癌，具有显著的早期淋巴道和血道转移倾向。即使影像学上表现为局限于肺内的病灶，也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在诊断时就已经存在隐匿的区域淋巴结微转移（micrometastasis），甚至血行播散形成的远处微转移灶。中央型肺癌由于其解剖位置邻近肺门和纵隔，极易在早期就发生纵隔淋巴结的侵犯。

BAI/BACE的药物递送路径决定了其治疗范围主要局限于支气管动脉所供血的肺内原发肿瘤。对于已经发生转移的纵隔淋巴结，其血供来源复杂，支气管动脉的供血占比通常很低，导致淋巴结转移灶内的药物暴露严重不足。同时，如前文所述，经动脉给药后回流至体循环的药物浓度有限，难以有效清除或抑制全身潜在的微转移病灶。因此，即便介入治疗能够使肺内原发灶获得显著缩小甚至影像学上的完全缓解（CR），但如果区域淋巴结和全身微转移灶没有得到同步、有效的控制，患者后续仍然会迅速出现淋巴结进展或新的远处器官转移，最终导致治疗失败和死亡。在肺癌的治疗中，局部病灶的缓解率（ORR）与总生存期（OS）的改善之间并非总是强相关，这正是肺癌介入治疗与肝癌TACE在肿瘤学层面最核心的区别。

3.2 现代肺癌治疗范式对全程全身治疗的依赖

基于对肺癌全身性疾病属性的深刻认识，当前的肺癌标准治疗范式，无论是在早期肺癌的术后辅助治疗、局部晚期不可切除肺癌的根治性治疗，还是晚期转移性肺癌的姑息治疗中，都强调全身性治疗必须贯穿始终。局部晚期不可切除NSCLC的“黄金标准”——PACIFIC模式（同步放化疗后使用度伐利尤单抗进行免疫巩固治疗），即是局部强力放疗与系统性免疫治疗相结合的典范，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该类患者的生存预期，也为所有新的治疗策略设立了极高的疗效标杆。

回顾既往绝大多数关于BAI/BACE的临床研究，其设计往往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将BAI/BACE作为一种独立的、单一的治疗手段，试图单纯依靠局部动脉介入来对抗全身性的肺癌。这种研究设计本身就与肺癌的肿瘤生物学特征和现代治疗理念背道而驰。虽然部分研究尝试将其与全身化疗联合，但联合方案、给药时序、剂量调整等均无统一规范，研究设计五花八门，无法得出一致性结论。一种单纯的局部治疗手段，若不能证明其在整合入现有标准全身治疗体系后能带来额外的显著生存获益（1+1>2），就很难在现代肺癌治疗的复杂棋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BACE完全没有临床价值。在特定的临床场景下，例如：对于因高龄、多合并症等原因无法耐受标准同步放化疗，且肿瘤负荷高度集中于肺内原发灶、远处转移负荷极低的患者；或以控制致命性大咯血、缓解气道压迫为首要治疗目标的姑息减症治疗中，BACE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化治疗选择。然而，这种“拾遗补缺”的姑息角色，决定了它难以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标准治疗被写入指南的主体部分。

4. 学科发展与时代竞争的外部环境因素

BAI/BACE技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彼时介入放射学尚处于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理论体系、技术平台、器械材料均相对原始。在其后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它不仅面临着学科内部规范化的挑战，更遭遇了其他治疗手段日新月异的冲击。

4.1 学科内部的技术标准化与同质化难题

介入治疗本身具有“手工业”特性，学习曲线陡峭，操作结果高度依赖于术者的个人经验和技巧。对于BAI/BACE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不同医疗中心、不同术者在血管造影策略（如是否常规行锁骨下动脉、内乳动脉造影）、靶血管超选标准、化疗药物的种类与配伍、药物剂量、栓塞材料的选择（如明胶海绵颗粒、PVA颗粒、可载药微球DEB）、以及栓塞终点的判断（如达到血流停滞、亚停滞还是仅减少染色）上，均存在巨大差异，至今未能形成业界公认的标准化操作流程（SOP）。

这种高度的异质性直接导致了已发表文献中报告的客观缓解率（ORR从30%到90%不等）和并发症发生率（如脊髓损伤、严重骨髓抑制等）存在巨大差异 [[6]][[7]]。在A中心实施的“BACE”与在B中心实施的“BACE”，可能在关键环节上截然不同，其实质是两种不同的治疗。这种缺乏可重复性的技术，天然地难以产生同质、可靠的循证证据，而证据的一致性与可重复性，恰恰是临床指南制定和推荐的基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放射治疗：拥有国际统一的靶区勾画指南（如RTOG）、标准化的剂量计算与验证体系、以及严格的物理质控流程，保证了不同中心之间治疗方案的高度可复制性。

• 全身药物治疗：无论是化疗、靶向治疗还是免疫治疗，其给药方案（剂量、周期、用法）都实现了完全的标准化，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变得相对容易。

4.2 其他局部与全身治疗手段的快速迭代所带来的生存空间挤压

在BAI/BACE技术缓慢探索规范化的同时，肺癌的整体治疗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局部治疗领域：外科手术技术不断微创化，机器人手术、单孔胸腔镜等普及，适应证也在不断拓展。放射治疗技术更是经历了革命性进步，立体定向放疗（SBRT/SABR）能够对早期不可手术的肺癌或寡转移灶实现“手术级”的根除效果，而调强放疗（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等技术则能够对复杂的局部晚期肿瘤进行精准、高效的照射，证据链完整且强大。射频、微波等消融治疗作为另一类局部手段，其操作门槛相对更低，应用也日益广泛。

• 全身治疗领域：自2010年以来，肺癌治疗先后进入了“靶向时代”和“免疫时代”。对于存在EGFR、ALK、ROS1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靶向药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改善和生活质量提升。对于驱动基因阴性的广大患者群体，以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无论是单药还是联合化疗，都已系统性地重塑了晚期肺癌的治疗模式，并向局部晚期和早期领域延伸。这些药物均通过静脉输注给药，临床应用门槛低，方案高度标准化，源源不断的大型多中心RCT产出了海量高级别证据，迅速占领了各大指南的核心推荐地位。

在这样激烈而高效的竞争格局下，受限于操作异质性高、并发症风险独特、且缺乏生存获益高级别证据的BAI/BACE，其潜在的临床应用场景被不断“蚕食”和挤压，难以在与现有标准方案的头对头比较中证明其优效性或非劣效性，其在学科中的定位也日趋边缘化。

5. 临床研究实施层面的多重现实障碍

临床指南的制定严格遵循循证医学的金字塔原则，Ⅰ级证据，即来自高质量、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RCT）的证据，是作出强推荐（1类推荐）的核心依据。然而，为BAI/BACE开展这样一项高级别的RCT，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5.1 临床研究设计的内在困难

首先，干预措施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化。如前所述，BAI/BACE的操作流程涉及过多变量：从供血血管的识别与超选程度，到化疗药物的选择、剂量配比，再到栓塞材料的类型、粒径和栓塞终点，每一个变量的细微改变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疗效与安全性。RCT的核心要求之一是试验组的干预措施必须高度统一，以确保组间比较的公平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而要让多个中心的介入团队遵循一套极其详尽且统一的操作规范，并进行严格的质控，其难度远非药物临床试验可比。

其次，难以界定一个同质化的理想研究人群。回顾既往发表的文献，入组的患者群体极为混杂，常常包含从Ⅰ期到Ⅳ期不同分期、不同病理类型（鳞癌、腺癌）、初治与多线经治、以及既往是否接受过放疗/靶向/免疫治疗等背景各异的患者 [[8]]。基线特征的巨大异质性使得不同研究之间的数据无法进行有效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以合并证据。设计一项前瞻性RCT，首先需要精确定义一个获益可能性最大的亚组，但这本身就需要基于大量高质量的前期探索性研究，而这正是目前所缺乏的。

5.2 经济成本与病例招募的现实困境

开展多中心介入临床试验的组织难度和经济成本远高于常规的药物临床试验。药物试验的核心是统一给药方案，而介入试验则需要对所有参与中心的术者团队进行统一、严格的操作技术培训，并建立独立的中心影像评估委员会和操作质控委员会，以确保技术实施的一致性，这无疑会成倍增加试验的复杂性和预算。在缺乏强有力商业资助（如大型药企或器械公司）的背景下，单纯由研究者发起的此类大型研究在资金和组织上面临巨大挑战。

此外，由于BAI/BACE并非各中心的常规开展项目，病例来源相对分散。多数已发表的研究均为单中心、小样本的回顾性队列，样本量积累缓慢。缺乏一个成熟、高效的全国性多中心协作网络，使得在合理的时间内招募到足够数量（通常需数百例）的合格受试者以获得足够的统计学效能，成为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浮现出来：并非因为没有RCT，所以BAI/BACE技术不好；而是因为该技术在解剖、药理、肿瘤学特性和临床实践标准化等多个层面存在根深蒂固的困难，这些困难共同导致了高质量的RCT难以设计、实施和完成。证据金字塔的顶端之所以空缺，是因为其下方的基础（高质量的观察性研究和探索性前瞻研究）同样薄弱且充满异质性。

6. 结论与展望

综合上述五大维度的系统性剖析，可以得出结论：支气管动脉介入（BAI/BACE）技术历经半个世纪仍未能被纳入主流肺癌临床指南，并非由单一因素所致，而是解剖学的先天局限、药理学的内在错配、肺癌全身性播散的生物学本质、现代医学多学科竞争的时代背景以及高质量临床研究难以开展的现实困境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其困境简单归咎于临床医师的认知偏见或单纯的“RCT缺失”，是一种对问题复杂性认识不足的表象化归因。

然而，承认其局限性并不等同于全盘否定该技术的临床价值。在精准医学时代，治疗决策日益强调个体化。在特定的、经过审慎筛选的临床场景中，BAI/BACE依然可能扮演不可替代的、有价值的角色：

1. 姑息减症：对于中央型大体积肺癌导致严重气道压迫或致命性大咯血，而患者因各种原因无法耐受标准放化疗或需要紧急干预时，BACE是快速、有效的局部控制手段。

2. 特殊亚组：对于肿瘤负荷高度局限于肺内原发灶，而区域淋巴结及远处转移负荷极低，且无法或拒绝接受手术/放疗的特殊患者，BAI/BACE可作为一种备选的局部治疗策略。

3. 挽救治疗：在多线全身治疗（化疗、靶向、免疫）失败后，作为局部进展病灶的一种姑息性减瘤手段。

过去的研究思路中一个重要的误区，在于试图将肝癌TACE的成功范式不加甄别地直接复制到肺癌上，而忽略了两种疾病在供血解剖、肿瘤生物学行为和治疗总策略上的巨大鸿沟。BAI/BACE未来的发展路径，不应再执着于成为肺癌的通用型、基石性治疗，而应找准其独特的生态位，探索“优势人群筛选 + 创新联合策略”的发展模式。

为此，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以下方向：

• 推进技术标准化与规范化：通过建立专家共识、操作指南乃至视频教程，统一关键技术环节，如血管造影流程、超选标准、栓塞终点的影像学定义等，并推广应用新型栓塞材料（如载药微球DEB-TACE），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实践异质性，为开展高质量研究奠定基础。

• 设计科学的联合治疗策略：扬长避短，发挥BAI/BACE能快速、强效地缩小原发灶、降低肿瘤负荷的优势，同时联合强有力的全身治疗来弥补其短板。例如，探索BAI/BACE作为一种诱导或转化治疗，后续衔接根治性放疗或手术的可行性；或探索BAI/

  BACE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协同作用——通过介入诱导的肿瘤坏死释放大量抗原，是否能增强免疫应答（即“原位疫苗”效应），从而改善全身治疗的效果。这类联合治疗的RCT设计将比BAI/BACE单挑标准治疗更具科学合理性。

• 利用先进技术精准筛选获益人群：超越传统的临床特征筛选，利用功能影像学（如灌注CT/MRI）评估肿瘤血供特征，或探索可能预测动脉化疗敏感性的分子生物学标志物，以期在治疗前就能识别出最有可能从BAI/BACE中获益的患者。

• 设定更具临床意义的研究终点：在未来的前瞻性研究中，除了传统的肿瘤客观缓解率（ORR），应更关注如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咯血控制时间、生活质量（QoL）以及症状缓解等对患者更有意义的硬终点和患者报告结局（PROs）。

综上所述，只有正视并致力于解决其内在的技术标准化难题，在科学的联合治疗框架下，针对精准筛选的优势人群，开展设计严谨、终点明确的高质量前瞻性临床研究，支气管动脉介入技术才有可能在未来肺癌个体化治疗的综合图谱中，找到并获得其应有的、被循证医学所认可的推荐地位。

参考文献：略

作者介绍

介入小崔哥（崔伟医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微创介入科主治医师；中山大学临床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后提前攻博于中山大学获博士学位。长期专注于肿瘤与血管疾病的微创介入治疗，尤其在肺癌全程介入与综合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年均微创介入手术约700台，累计逾5000台，其中肺癌介入手术年手术量位居全国前列。在肺癌介入方向荣获首届中国介入医师手术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华南区冠军，专业能力获国家级平台高度认可

专业擅长

（1）肺癌全程介入管理

针对早期肺结节和肺癌，秉持科学随访与精准干预并重理念，严格把握介入时机，精准实施穿刺活检与消融，并与外科、放疗高效联动转诊，为早期诊断及根治提供可靠保障；对中晚期肺癌，以局部动脉化疗和化疗栓塞为核心，联合粒子、消融、放疗、外科、靶向、免疫等治疗，制定个体化综合方案；擅长处置咯血、上腔静脉综合征、胸腔积液、阻塞性肺炎、气管食管瘘等急危重症；特别为老年、体弱或拒绝传统放化疗的患者，提供以微创介入为主的微创替代策略。在肺癌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闭环。

（2）肝胆胰肿瘤：以TACE为核心，联合消融、粒子植入及靶向免疫治疗原发性肝癌；对恶性胆道梗阻开展引流、腔内射频及支架植入；针对肝转移瘤（结直肠癌、胃肠间质瘤、神经内分泌肿瘤等）进行动脉栓塞及消融，有效控制局部病灶。

（3）良性肿瘤与血管疾病：开展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动脉栓塞术，保留子宫；全面治疗肝血管瘤、椎体血管瘤及婴幼儿血管瘤、静脉/动静脉畸形，同时处理动脉瘤、夹层、狭窄、血栓等血管病变。

（4）实体肿瘤综合介入支持：全身各部位肿块穿刺活检，输液港植入/维护/取出，下腔静脉滤器置入与取出，食管支架植入等。

学术贡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省市级及院级项目5项，作为第一参与人参与国自然面上项目及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研究成果获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二等奖。主编《肿瘤诊疗指南思维导图》，执笔《经皮胆道腔内射频消融治疗恶性胆道梗阻中国专家共识》；多次在北美放射学年会（RSNA）、国际消化疾病论坛（IDDF）等顶级学术会议作口头报告，相关摘要发表于国际权威杂志《Gut》。发表多篇SCI期刊论文。“健康中国2030”肝癌介入科普行动专家顾问团成员；，创建了“”系统；；创立“介入小崔哥”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号等，致力医学科普与学术传播。

门诊信息

周三上午：院本部微创介入科肺结节与肺癌门诊 509诊间

周三下午：院本部东川肿瘤综合介入门诊 433诊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