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回信仅6个字，却改变萧军萧红的一生

·电影《黄金时代》中，鲁迅（中）与萧红（左）、萧军在家中夜谈的场景。（豆瓣电影）
短短六个字，从此改变一对年轻情侣的命运。

作者：王秦怡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1934年10月9日，上海。鲁迅收到了两个陌生青年从青岛寄来的信，当天夜里便提笔写下了这封回信。他在日记中记下：“得萧军信，即复。”短短六个字，从此改变了一对年轻情侣的命运。这两个年轻人，正是青年作家萧军和萧红。

·1934年，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合影。后来给鲁迅写信时，他们寄去这张照片。（视觉中国）

他们为何会给素未谋面的鲁迅写信？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时，鲁迅是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灯塔，指引着他们的创作方向”。萧军曾回忆，1934年秋季，得知朋友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他便有了给先生写信的冲动，但对于鲁迅能否收到信、是否回信，“是没有把握的”。
让萧军和萧红没想到的是，鲁迅不但回了信，而且是“即复”。“这与‘二萧’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当时，东北已经被占领，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去信中，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年轻人，现在应该做什么？两个人就像‘沦陷区的报信人’，这样的信，鲁迅收到后必然会回复。”张莉说。
从第一封信开始，一年多时间里，鲁迅给两人写了53封信。如此密集的通信，在鲁迅的一生都不多见。
萧军后来写道：“等待鲁迅先生的来信，是我们那时每天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和盼望，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就如空气和太阳……当我们接到先生每一封来信时，除开在家中一次又一次地诵读而外，出去散步时也必定珍重地藏在衣袋中。”
“用用毫不要紧”

如今回看，鲁迅的回信，更像一声召唤。收到第一封回信时，萧军和萧红正处于流亡状态——1934年，因合著的散文集《跋涉》带有鲜明的进步色彩，他们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怀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两人从哈尔滨仓促赶至青岛。但没过多久，青岛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还能去哪儿？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上海。1934年11月1日，揣着朋友凑给的40元路费，两人挤上了日本货船“共同号”，坐在装满咸鱼和粉条的船舱里，随海浪漂向上海。
“我们到了上海之后，全部现金只剩下十八元五角钱。租下了一间亭子间用去了九元；买了一袋面粉和炉、炭、盆、碗之类，所余就无多了。”萧军形容当时的生活，“犹如孤悬在茫茫的夜海上”，“举目无亲”。
两个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想见到鲁迅。萧军寄出了第二封信，请求见面。回信却婉拒了：“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但在1934年11月20日的第六封回信中，鲁迅转而约他们见面；考虑到两人不熟悉上海，鲁迅又写信告知他们详细路线。
张莉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鲁迅的处境也不安全。见面之前，鲁迅托人调查了萧军萧红的底细，再加上对两人作品的阅读，让鲁迅确认了两个年轻人的底色。更关键的是，萧军在信中开口暂借20元钱，鲁迅答应见面，既是想当面把钱拿给他们，也是想周济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934年11月30日，终于到了见面的日子！萧军和萧红到达内山书店时，鲁迅已经到了。他们一眼认出了他：那直而瘦削的背影，森森直立的头发，两条眉毛浓而平直，一双眼睑微微浮肿，胡须没有修剃，两颊深陷，脸色苍青而又近于枯黄……泪水一瞬间浮上了两人的眼睛。随后，三人走到一间僻静幽暗的咖啡馆。片刻，许广平牵着海婴也来了。
在咖啡馆昏黄的灯光下，萧军和萧红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他们从哈尔滨出走的经过，以及东北沦陷后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鲁迅静静地听着，也向他们说起上海左翼作家承受的压迫。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临分别时，鲁迅将一个装着20元钱的信封轻轻放在桌上。但回家的车钱尚无着落，萧军萧红只好硬着头皮，又向鲁迅借了些零钱。

·“二萧”与鲁迅初次见面的内山书店，是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图为1933年，鲁迅与内山的合影。（视觉中国）

事后写信给鲁迅，萧军仍觉难堪。12月6日，鲁迅回信安慰他：“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自己的稿费因资格关系来得容易些，“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感受到两人在上海的不安，鲁迅更是拿自身经历宽慰他们：“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他向两人建议，“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
和萧军的“刺痛”不同，许广平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滋味。她在《忆萧红》中写道：那时在上海，来往的朋友已经不多，女性更是少有。“除了理家，除了和鲁迅先生对谈，此外我自己是非常孤寂的……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我当送给一本”
第二次与鲁迅见面，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饭局。
距第一次见面仅半个月后，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设宴，名义上是庆贺胡风夫妇得子，实则暗藏深意：他想把这对初来乍到的东北年轻人介绍给上海的朋友们。席间，作家聂绀弩及其夫人、茅盾、叶紫都在座。
萧军也看清了这顿饭的用意，他写道：“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特为我们介绍了几位在上海的左翼作家朋友……同时大概也耽心我这个体性鲁莽的人，不明白当时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危险和恶劣……所以特地指派了叶紫做我们的‘向导’和‘监护人’。”
而鲁迅自己，就是最称职的向导。鲁迅的回信中，能看到大量他引荐二人稿件的信息。1934年12月20日，他写道，萧红的稿子，“生活书店愿意出版”。1935年1月21日，他提到萧军的两篇稿子，说准备分别介绍给《文学》和良友公司试试。8天后的1月29日，他又写信说，如有退回的，再“向别处设法”。
鲁迅的周到背后，是当时极为苛刻的发稿门槛。萧军曾回忆，上海左翼作家能发表文章且能拿到较多稿费的杂志，几乎只有《文学》月刊。而编辑为了避免上“形左实右”的当，对来稿采取介绍制。介绍者要对作者的政治面貌负责，有时还得“陪”上一篇稿子，作为人情。
“鲁迅是两人的伯乐、知音，在文学路上倾力托举了他们。”张莉说，“而且，鲁迅与‘二萧’之间相处得像亲人一般。”
1934年11月17日的信中，鲁迅问“二萧”，是否看过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两地书》，“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1935年7月16日，他写信祝贺两位年轻人的同居纪念：“贺贺你们的同居三年纪念。我们是相识十多年，同居七八年了……”
1935年11月6日，鲁迅第一次在家中招待他们。萧红描述当时情形：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下：“十二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指着隔壁写着“茶”字的大牌子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萧军和萧红当然明白。在上海一年，他们已经看清了这座城市的生存法则：“为了避免政治上的牵连，人身的迫害”，真实姓名、家乡和地址是万不能告知别人的。
初到上海时，萧军就因向一个朋友宣告住址，被叶紫骂作“阿木林”，那是上海话里的“笨蛋”。而鲁迅却为他们敞开了自家的大门。“我们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公开了住处，任他们随时可以到来。”许广平这样回忆。

“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

鲁迅和“二萧”之间，何以形成如此深厚的情谊？

张莉认为：“鲁迅对‘二萧’的托举，固然包含着对青年作家一贯的关爱，但还有他对‘二萧’文学才华的看重，对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关切。萧军和萧红身上那种来自东北大地的野性、率真和不屈，恰恰是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过的‘精神界的战士’的气质。”
萧军为别人说他“野气”“像土匪”而困惑，鲁迅回复：“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
鲁迅也欣赏他们的率真。萧军记得，一次他们嘴馋了，又没钱吃饭，便约上生活同样困难的叶紫，让鲁迅请吃小馆。萧红自告奋勇写了信，说可以吃差一点。鲁迅却回信，说他和萧红主张不同，“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
请吃饭这样的事，在鲁迅那里并不稀奇。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回忆：有人把鲁迅当成家长，要求供吃住和零用；有人托鲁迅找事干，事成后却不肯去；还有人稿子没有登报，反倒怨起鲁迅。
求助者形形色色，鲁迅并非不知。“先生自己亦明知是呆子而时常做去。他说：‘青年多几个像我一样做的，中国就好得多，不是这样了。’”许广平写道。
“萧军、萧红非常珍视和鲁迅的交往。”张莉说。第二次见面，萧红近乎一天不吃不喝，为萧军赶制了一件礼服，只为以最体面的样子出现。那晚，她还将祖父留给她的小枣木棒槌，送给了海婴。1937年，挚友李洁吾对萧红说，鲁迅待他们真如慈父。萧红立刻纠正：“应该说像祖父一样！”张莉分析道：“在萧红的成长中，只有祖父是无私关爱她的，这就能看出萧红对鲁迅的敬重。”
萧军和萧红在写作上也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1935年3月28日，鲁迅为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称其“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土地、受难的人民“搅成一团”。同年11月14日，他又为萧红小说《生死场》作序，说她写北方人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力透纸背”。两部作品出版后多次再版，萧军和萧红的名字，就这样刻进了中国文坛。

·1935年3月，鲁迅写信告诉萧红，孩子的脚被沸水烫伤，“等他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视觉中国）

道路上，他们更没有辜负鲁迅的信任。1938年和1940年，萧军两度奔赴延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理事和主席。1948年，萧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终生以鲁迅弟子自居，晚年刻下一方印章，印文“鲁门小弟子”。
萧红亦然。20世纪30年代末，她先后完成《黄河》《汾河的圆月》 《孩子的演讲》《朦胧的期待》等作品，一以贯之地用人民的生活书写抗战的主题。

·1937年，许广平（左）、萧红（中）、萧军在上海鲁迅墓前，前排为周海婴。（《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

1939年，病中的萧红坚持完成了《回忆鲁迅先生》。身边人不解：“这有什么好写？”萧红没有回答。她用40多个日常片段，写鲁迅的笑声、步伐、写作环境、常备的纸烟，告诉世人那个伟大的“民族魂”，是如何真切地“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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