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县城商铺给姑妈用了8年，她挂牌出售，办过户时：你无权处置

那天下午，我正在工地上看钢筋绑扎，手机震了好几下。掏出来一看，是我妈连发的三条语音。

第一条：“你姑妈要把你那铺子卖了，你知道吗？”

第二条：“人家买房的人都去房管局了，说是今天办过户。”

第三条：“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我打她电话她也不接。”

我站在脚手架底下，头顶是六月的大太阳，晒得人发晕。手里的手机烫得像块烧红的铁。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把安全帽摘下来拿在手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回了一条：“知道了，我明天回去。”

然后我走到工棚里，给项目经理打了个电话，说家里有急事，要请三天假。经理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说行，你自己看着安排，安全上注意。

我挂了电话，蹲在工棚门口，抽了根烟。

那间铺子，说起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省城刚站稳脚跟，做装修，手里攒了点钱。老家县城的旧城改造正好拆到我家老房子，分了两套安置房，外加一间临街的商铺，不大，上下两层，加起来不到一百平，位置倒还行，在县城老汽车站斜对面，人流量不算少。

那时候我姑妈——我爸的亲妹妹——刚把她在乡下的小饭馆关了，说是年纪大了，不想干了，但又不甘心就这么闲着。我妈打电话跟我商量，说姑妈想借我那间铺子用用，开个小面馆，等我以后要用，她再还我。

我当时在电话里没多想，说行，反正我人在省城，那铺子空着也是空着，她要用就拿去用吧。

我妈又说：“你姑妈说，她给你出个租金，一月五百，你看行不？”

我说：“一家人，谈什么租金，算了。”

就这么一句话，那间铺子就给了我姑妈用。

头两年，我几乎没怎么过问过那间铺子。我在省城忙自己的事，装修这行，看着简单，做起来琐碎得要命，今天这个客户改方案，明天那个工地催材料，一年到头难得回几趟县城。

偶尔回去，路过老汽车站那边，能看见姑妈那间面馆的招牌——“阿香面馆”，红底白字，有点褪色了。铺子门口支着几张折叠桌，中午饭点的时候坐满了人，热气腾腾的，看着生意还行。

姑妈每次见了我，都挺热情，拉着我说：“小东，你吃了没？姑给你下碗面。”我说不用不用，我吃过了。她就说：“那你坐坐，喝口水。”

她从来不提租金的事，我也从来不提。那五百块一个月的事，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说实话，我也没指望那点钱，一家人，说钱伤感情。

就这么过了三年，我爸去世了。

我爸走得很突然，脑溢血，从发病到人没，不到一天。我赶回县城的时候，人已经躺在了殡仪馆的冰柜里。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是木的，张罗着办丧事，迎来送往，像台机器一样转。姑妈也来帮忙，忙前忙后的，眼睛红红的，跟我妈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丧事办完那天晚上，姑妈把我叫到一边，说：“小东，你爸走了，你以后就是你们家的顶梁柱了，你妈那边，你多上点心。”

我说：“姑，我知道。”

她又说：“那铺子的事，你放心，姑记得的。等哪天你不用了，姑就还给你。”

我说：“姑，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先用着呗，我又不急。”

姑妈点了点头，没再说啥，转身走了。

那之后，我又回了省城，继续过我的日子。装修这行，挣的是辛苦钱，一年到头，能存下个十来万就算不错了。我妈在县城一个人住，我隔三差五给她打打电话，逢年过节回去看看。

就这么又过了两三年，我妈有一次在电话里跟我念叨，说：“你姑妈那个面馆，生意好像不太行了，现在县城外卖多了，大家都懒得出来吃饭了。”

我说：“那她打算咋办？”

我妈说：“她没说，我也没问。不过我看她最近愁眉苦脸的，好像是想把店转了。”

我当时没太往心里去，说：“她要是想转就转呗，反正那铺子空着也是空着。”

挂了电话，这事我也没再多想。

再往后，就是去年年底的事了。

我回县城过年，大年三十晚上，一大家子人在我妈家吃年夜饭。姑妈也来了，穿了一件新的红棉袄，看着气色还行，就是头发白了不少。

饭桌上，大家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起来。我堂弟——姑妈的儿子，叫刘洋——端着酒杯跟我说：“哥，我妈那铺子，你可是帮了大忙了。这些年，要不是你那铺子，我们家日子可没这么好过。”

我摆摆手说：“一家人，说这些干啥。”

刘洋又倒了一杯，说：“哥，我敬你一杯。”

我跟他碰了一下杯，干了。

姑妈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俩，也没说话。

那顿饭吃得很热闹，大家聊这聊那，从县城的房价聊到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没人再提铺子的事。

大年初二，我准备回省城了。走之前，去姑妈的面馆吃了碗面，算是道别。

那天铺子里没什么人，姑妈坐在收银台后面，低头看着手机。见我来了，她站起来，说：“小东，你来了，姑给你下碗面。”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说：“行，姑，你随便下点就行。”

她进了后厨，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碗牛肉面出来，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汤色清亮，看着就有食欲。

我低头吃面，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

吃到一半，她开口了，说：“小东，姑跟你说个事。”

我抬起头，嘴里还嚼着面条，含糊地说：“啥事？”

她说：“姑年纪大了，这面馆，姑不想干了。”

我咽下嘴里的面，说：“不想干就不干了呗，你也该享享清福了。”

她点了点头，说：“姑想着，把这铺子……转出去。”

我愣了一下，但随即又觉得正常。她之前跟我妈念叨过生意不好，现在不想干了，把铺子转了，也说得过去。

我说：“行啊，你想转就转呗。不过那铺子是我的，你转的时候，跟人家说清楚，别到时候扯皮。”

姑妈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自然，说：“那肯定的，姑还能坑你吗？”

我笑了笑，说：“我不是那意思。”

她没再接话，起身去收拾别的桌子了。

我吃完面，抹了抹嘴，说：“姑，我走了，你保重身体。”

她站在柜台后面，说：“嗯，你路上慢点。”

我出了门，回头看了一眼那间铺子。阳光照在“阿香面馆”的招牌上，红底白字，比之前更褪色了。

我心想，这铺子，该收回来了。

回到省城之后，我又忙了起来，装修这行，年底年初是最忙的时候，各种工程要赶工期。铺子的事，我一时也没顾上。

我妈倒是打过一次电话，说姑妈把面馆里的东西都清走了，铺子空了出来。我说行，那正好，等我哪天有空回去看看，找人租出去。

我妈说：“你姑妈说，她帮你找好了一个买家，对方出价不错，问你要不要卖。”

我说：“卖？我没打算卖啊，那铺子留着，以后说不定还能用上。”

我妈说：“那你自己跟你姑妈说吧，她那天跟我提了一嘴，我也没接话。”

我说：“行，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心想，姑妈这动作还挺快，面馆刚关，就帮我找好买家了。不过我可没打算卖那铺子，那是我爸留下的，留着是个念想。

这事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几乎都要忘了。

直到那天下午，我在工地上接到我妈那三条语音。

我蹲在工棚门口，把那根烟抽完，掏出手机，给我妈回了个电话。

我妈接起来，声音有点急：“小东，你赶紧回来吧，你姑妈那边，怕是真要卖了。”

我说：“我知道了，我明天一早的动车，中午到。”

我妈说：“你回来先别去你姑妈那，先回家，我跟你说说情况。”

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又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去工棚里收拾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坐动车回了县城。从省城到县城，动车一个半小时，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村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那铺子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姑妈，她到底想干什么。

到了县城，已经是中午了。我打了个车，直接回了家。

我妈在厨房里做饭，见我进门，说：“回来了？洗洗手，先吃饭。”

我放下行李，洗了手，坐到餐桌前。我妈把饭菜端上来，两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我吃了几口，放下筷子，问：“妈，到底咋回事？”

我妈叹了口气，放下饭碗，说：“你姑妈啊，我怕她是动了歪心思了。”

我说：“什么意思？”

我妈说：“她上个月不是跟我说，帮你找了个买家吗？我后来一打听，人家根本不是要买你的铺子，是买她的。”

我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买她的？那铺子什么时候成她的了？”

我妈说：“我也纳闷呢。后来我悄悄去房管局问了，你猜怎么着？你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那铺子过户到她名下了。”

我愣住了，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到地上。

“你说什么？她什么时候过户的？”

我妈说：“我查了，是三年前办的。那时候你爸刚走没多久，你还在省城，她拿着你爸的身份证和一份委托书，去房管局办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委托书？什么委托书？”

我妈说：“房管局的人说，有一份委托书，上面有你爸的签字，还有手印，说是你爸生前委托她办理那间商铺的过户手续，把商铺赠予给她。”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嘎”一声往后倒：“我爸怎么可能签那种东西？他那时候都病成那样了！”

我妈眼圈红了，说：“我也觉得不可能。可人家房管局说，手续齐全，材料都在档案里，白纸黑字，还有手印。你姑妈她……她是来真的。”

我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心里翻江倒海的。

我爸去世前那段时间，身体确实不太好，但脑子一直是清醒的，从来没跟我提过什么要铺子给姑妈的事。更何况，我爸跟姑妈虽然是亲兄妹，但关系算不上多亲，怎么可能把一套商铺说送就送？

我站住脚，问我妈：“那委托书上的签字，你看了吗？是不是我爸的笔迹？”

我妈说：“我没看到原件，房管局的人不让看，说只有本人或者委托人才可以调档。我托人打听了一下，人家说，签字看着像是你爸的字，但这种事，谁知道呢。”

我咬着牙，没说话。

我妈又说：“小东，你姑妈这是摆明了要占你的铺子。她这些年用着你的铺子，一分钱租金没给过，现在还想把铺子卖了，把钱装自己兜里。你说，这算什么事？”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妈，你先别急，我下午去趟房管局，看看情况。”

我妈担心地看着我：“你可别跟你姑妈闹起来，毕竟是你爸的亲妹妹，一家人，别撕破脸。”

我没接话，转身进了房间，换了一身衣服，出了门。

下午两点多，我到了县房管局。

大厅里人不少，排了一会儿队，轮到我了。我把身份证递进去，说要查一下老汽车站对面那间商铺的产权信息。

窗口里的小姑娘敲了一阵键盘，抬起头，说：“这个商铺，产权人已经变更了，现在是刘秀兰。”

刘秀兰，就是我姑妈。

我问：“变更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说：“我看一下……2019年7月，三年前。”

我说：“变更的依据是什么？”

她又敲了几下键盘，说：“是赠与，原产权人赵建国，将商铺赠与给刘秀兰。手续齐全，有委托书和公证书。”

我听到“公证书”三个字，心里一沉。

“公证书？还有公证书？”

她说：“对，有公证处的公证书。你要看吗？”

我说：“我看。”

她让我填了一张申请表，说调档需要等两天，让我留个电话。我填了，出了大厅，站在门口，太阳晒得我眼睛发花。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姑妈的号码，盯着看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拨出去。

我回了家，我妈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妈，她做了公证。这事不好弄。”

我妈脸色变了：“公证？她是怎么办下来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说是有一份我爸签字的委托书，还有公证处的公证书。手续看着是齐全的。”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那怎么办？就这么让她把铺子卖了？”

我说：“我晚上去找她一趟，当面问问。”

我妈说：“你好好说，别发火。”

我说：“我知道。”

晚上七点多，我到了姑妈家楼下。

她家在县城一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我爬上三楼，敲了敲门。

门开了，姑妈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挽着，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小东，你回来了？进来坐。”

我进了屋，客厅里电视开着，茶几上摆着一盘切好的西瓜。她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我坐下来，没碰那杯水，直接开口：“姑，我今天去房管局了。”

姑妈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坐到我对面，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说：“你知道了？”

我说：“知道了。那铺子，三年前就过户到你名下了。我爸签的委托书，还有公证书。”

姑妈没说话，低头看着茶几上的西瓜。

我继续说：“姑，我就想问你一句，我爸那字，是怎么签的？”

姑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抬起头，看着我说：“小东，你爸那时候病了，脑子不清楚，我跟他说，那铺子，先放我名下，等以后你回来了再还给你。他就签了。”

我盯着她的眼睛：“我爸那时候脑子不清楚？他去世前一个月还跟我说，让我好好干，以后那铺子留给我。”

姑妈的目光躲了一下，说：“你爸那是糊涂话。”

我心里一股火“噌”地冒上来，但压住了，说：“姑，那委托书上写的，是赠与。不是代管。我爸就算签了字，他也不可能写‘赠与’两个字吧？”

姑妈不说话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姑，这些年你用那铺子，我没说过一个不字。你说开面馆，开了八年，我一分钱租金没要过。你现在想卖铺子，我也没拦着，但那是我的铺子，你卖了，钱得给我。”

姑妈抬起头，看着我，说：“小东，你这话就不对了。那铺子，你爸已经给我了，就是我的了。我想怎么处置，是我的事。”

我说：“姑，你摸着良心说，那铺子，真是我爸给你的吗？”

姑妈的声音也硬了起来：“我不管你怎么想，手续我都办好了，产权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那铺子，现在就是我的。”

我看着她的脸，忽然觉得陌生。

面前这个女人，是我爸的亲妹妹，是我叫了三十多年姑妈的人。小时候，她抱过我，给我买过糖，过年的时候给我压岁钱。我爸去世的时候，她哭得比谁都伤心。

可现在，她坐在我对面，理直气壮地告诉我，那间铺子，是她的。

我站起来，说：“姑，那铺子的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你卖不了。”

姑妈也站起来，声音尖了起来：“小东，你别逼我。我一把年纪了，你还要跟我打官司不成？”

我说：“你要是非这样，那我也没办法。”

我转身出了门，把门带上之前，听见她在屋里喊了一句：“那铺子是我的，你无权处置！”

我下了楼，站在小区院子里，夜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我掏出烟，点了一根，站在路灯底下抽完。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一个做律师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我说：“老周，我有个事咨询你一下。”

他说：“你说。”

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

老周听完，沉默了几秒，说：“你爸去世前，那段时间有没有做过精神状况鉴定？或者有没有住院记录？如果能证明你爸当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委托书和公证书都是可以撤销的。”

我说：“他去世前半年住过一次院，脑梗，但后来恢复得还行，能说话，能走路。精神鉴定没做过。”

老周说：“那就不好办。公证过的赠与，很难撤销。除非你能证明公证程序有问题，或者委托书是伪造的。”

我说：“那字迹呢？如果签字不是我爸签的呢？”

老周说：“那可以做笔迹鉴定。但前提是你能拿到委托书原件。而且，就算笔迹鉴定下来不是你爸签的，也得看公证处那边怎么说。毕竟公证员当时是核实过身份和意愿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老周想了想，说：“你可以先去公证处调档，看看当时的材料。如果发现问题，可以起诉公证处。但这条路不好走，时间也长。”

我说：“行，我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县里哪个律师打这种官司比较有经验。”

老周说：“行，我帮你问问。不过老赵，我劝你一句，这种事，能协商解决最好，别闹到法庭上。毕竟是亲戚，闹僵了，以后见面都难看。”

我说：“我知道。先看看情况吧。”

挂了电话，我在路灯下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接起来，问：“你见着你姑妈了？”

我说：“见了。”

她说：“她怎么说？”

我说：“她说那铺子是她的，让我别管。”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明天去公证处调档，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办下来的。”

我妈叹了口气，说：“小东，妈知道你委屈。但你爸走了，你姑妈是你爸唯一的妹妹，你别做得太绝了。”

我捏着手机，没说话。

过了一阵，我说：“妈，不是我要做得绝。是她先做得绝的。”

挂了电话，我沿着马路慢慢走回家。

县城的路灯昏黄昏黄的，路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电动车“嗖”地开过去。我走了二十多分钟，到了家门口，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才上楼。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公证处。

接待我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听我说完来意，他皱了皱眉，说：“调档可以，但你得提供相关证明，证明你跟原产权人的关系，还有你的继承权。”

我说：“我是赵建国的儿子，户口本上有记录。”

他说：“那行，你填个申请表，我们审核一下，大概三到五个工作日可以调出来。”

我说：“能不能快一点？我这边比较急。”

他说：“最快也要三天。”

我填了表，留了电话，出了公证处，站在门口，想了想，又去了趟房管局。

昨天那个窗口的小姑娘看见我，认出了我，说：“你来了？正好，你之前申请的调档，今天可以取了。”

我愣了一下：“这么快？”

她说：“你那个档案比较简单，我上午就给你调出来了。”

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说：“里面是复印件，你看一下。”

我接过信封，没急着打开，先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到大厅角落的椅子上坐下来，深吸一口气，撕开封口。

里面是一沓A4纸，最上面是一份《房屋赠与合同》，甲方是我爸，乙方是我姑妈，内容很简单：甲方自愿将位于XX县XX路XX号的商铺一套（建筑面积96.5平方米）无偿赠与给乙方，乙方表示接受赠与。

下面是我爸的签名，还有手印。

我看着那个签名，心里一阵发紧。

那字迹，确实像我爸写的。

但我爸的字，我太熟悉了。他写“赵”字的时候，最后一横总是往上翘一点，有点得意的那种翘。这个签名上的“赵”字，最后一横是平的，没有翘。

我又往下翻，翻到那份《委托书》。

委托书的内容是：本人赵建国，因身体原因，无法亲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特委托刘秀兰代为办理。委托事项包括：签署相关文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等。

下面同样有我爸的签名和手印。

再往下，是一份公证书，上面盖着县公证处的鲜红印章，日期是2019年7月12日。

我盯着那个日期，心里算了一下——我爸是2019年8月3日去世的。

也就是说，这份公证书，是在我爸去世前二十天办的。

我爸去世前二十天，已经卧床不起了，说话都费劲，怎么可能去公证处签字？

我把材料收好，塞回信封里，站起来，走出房管局大厅。

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面都发软了。我站在门口，掏出手机，又给老周打了个电话。

“老周，我拿到材料了。委托书和赠与合同上我爸的签字，我看着不太对劲，但不敢确定。公证日期是2019年7月12日，我爸8月3号走的。”

老周说：“你爸去世前二十天？那时候他身体什么状况？”

我说：“卧床，说话费劲，但人清醒。不过，我没听说他去过公证处。”

老周说：“那就有问题了。公证处办赠与公证，当事人必须到场，核实身份和意愿。如果你爸当时卧床不起，他不可能到场。除非……你姑妈找的是上门公证？”

我说：“上门公证？公证处还能上门？”

老周说：“可以，但需要提交申请，说明情况，公证员上门核实。你爸当时卧床，如果办的是上门公证，那也说得通。但问题是，公证员上门的时候，你爸有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

我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省城，没回来。”

老周说：“你先别急，我帮你联系一个县里的律师，你跟他见一面，把材料给他看看。”

我说：“行，麻烦你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太阳底下，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件事：我爸去世前二十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去了我妈家，把材料给她看了。

我妈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翻到那份委托书的时候，她停下来，盯着看了好半天，说：“这字，看着像你爸的，但又不完全像。”

我说：“我也觉得。我爸写‘赵’字，最后一横是往上翘的，这个没有。”

我妈说：“你爸那时候手抖，写字本来就歪歪扭扭的，可能没写出来那个翘。”

我说：“但他当时都卧床了，怎么可能去公证处？”

我妈放下材料，摘下老花镜，说：“小东，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我看着我妈：“什么事？”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临终前那几天，有一天晚上，你姑妈来过。她跟你爸在房间里说了很久的话，我听到你爸在里面发脾气，声音挺大的。后来你姑妈出来，眼睛红红的，也没跟我说话就走了。”

我心里一紧：“我爸发脾气？他说什么了？”

我妈摇摇头：“我没听清，就听到你爸说了一句‘不行’、‘不能这么办’。”

我攥紧手里的材料，指节发白。

“妈，我爸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姑妈要把铺子过户到她名下的事？”

我妈说：“我不知道。你爸没跟我说过。但他那几天心情很不好，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叹气。”

我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几步，又坐下。

“妈，我想做笔迹鉴定。”

我妈看着我：“如果鉴定出来不是你爸签的呢？”

我说：“那就告她。告公证处，告她伪造文书。”

我妈沉默了很久，说：“小东，你爸要是还在，他肯定不希望你们姑侄俩闹成这样。”

我说：“我爸要是在，他也不可能让姑妈把铺子拿走。”

我妈没再说话。

第二天，老周给我回了个电话，说联系好了县里一个律师，姓魏，专打房产纠纷的，让我去他律所聊聊。

我下午去了律所，魏律师四十多岁，瘦高个，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我把材料递给他，他翻了一遍，又抬眼看我：“你确定你爸当时的情况？”

我说：“确定。他当时卧床，说话费劲，不可能自己去公证处。”

魏律师点了点头：“那这个公证就有问题。按规定，办理赠与公证，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如果当事人无法到场，可以申请上门服务，但公证员必须核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并且要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你爸当时的情况，如果公证员上门，应该能看出他身体状况不佳，会做更严格的审查。”

我说：“那我爸当时到底有没有见到公证员？”

魏律师说：“这个要去公证处查。如果公证员上门了，会有上门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在场人员。如果没上门，那就说明这份公证书有问题。”

我说：“那我能查吗？”

魏律师说：“可以，通过律师调档。我帮你写一份申请，去公证处调取当时的办证记录。”

我说：“行，那就麻烦你了。”

魏律师又说：“另外，笔迹鉴定的事，你也可以先做起来。找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把委托书和赠与合同上你爸的签字，跟你爸以前写的字做比对。如果鉴定结果证明不是你爸签的，那这就是伪造文书，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我点头：“好，我去找鉴定机构。”

魏律师说：“你爸以前写过的东西，你家里有吗？比如日记、书信、签名之类的？”

我说：“有。我爸以前在单位上班，写过很多材料，家里还留了一些。”

魏律师说：“那就好。你回去找找，找个三五份，作为比对样本。”

我站起来，说：“魏律师，那就麻烦你了。”

魏律师也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说：“不客气。不过老赵，我提前跟你说一声，这种案子，打起来时间不会短，少则半年，多则一两年。你心里得有个准备。”

我说：“我知道。该打就打，我不怕。”

出了律所，我站在路边，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你把我爸以前写过的字找一找，日记、笔记、签名，什么都行。我这边要做笔迹鉴定。”

我妈说：“好，我找找。”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边，看着县城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和车，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那间铺子，是我爸留给我的。

可现在，我姑妈说那是她的。

而我爸，已经不在了。

我掏出烟，点了一根，站在路边，慢慢抽完。

然后我打了辆车，去了老汽车站。

那间铺子，已经空了。卷帘门拉下来，上面贴着一张出租广告，留的电话号码，是姑妈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卷帘门，看了很久。

八年前，我在这里跟我姑妈说：“一家人，谈什么租金，算了。”

八年后，我站在这里，看着那扇关上的卷帘门，心里只想着一个问题：我爸签字的那支笔，是谁递到他手里的？

我掏出手机，翻到姑妈的号码，盯着看了很久。

最终，我还是没有拨出去。

我转身，拦了一辆出租车，回了家。

路上，我妈发来一条微信：“你爸的旧笔记本，我找到了两本，还有几张他以前填的表，你看看够不够。”

我回了一个字：“够。”

然后我靠在出租车后座上，闭上眼睛，感觉车在县城的老街上颠簸着往前走。

阳光透过车窗，打在眼皮上，红彤彤的一片。

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一句话，那句话是我爸生前经常说的：“做人，要讲良心。”

我爸讲了一辈子的良心。

可我姑妈，好像不打算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