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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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好。好。
从洛杉矶起飞时，飞机还在城市上空，我轻轻碰了碰乔。“你觉得我们的行李会没事吗？”“我刚才在睡觉，”他说，“昨晚没睡。”“万一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把行李放错了飞机怎么办？万一——”“你想让我怎么办？”“没什么。睡吧。”
在最后收拾行李的忙乱中，该留下什么、该带上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母亲的骨灰。我把那个盒子用一块蓝格围巾包好，在顶上打了个小结，连同那个戴蓝帽子、穿蓝裙子却没穿内裤的玩偶一起放进了一个塑料袋。然后我把这一切塞进了三个行李箱中的一个。
昏暗的机舱里又闷又热。我打开头顶的小风扇，又觉得太冷。我一直预测着恐慌发作会停止的节点：找到住处就好了，行李装好就好了，真正上路就好了。
现在我们在路上了，可多蒂的骨灰却在飞机货舱里。为什么我没把它们放在随身行李里？也许有原因，但我的大脑选择了货舱。新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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