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建雪到韩杰：「医疗事故罪」的立法反思

2026年7月，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医疗事故罪二审落地，维持一审原判：有期徒刑一年，实刑。此时，韩杰医生已被羁押近一年，判决书还明确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判决一出，医疗圈舆论汹涌。

回到案件原点：2024年2月17日，一名2岁半患儿因呕吐急诊，韩杰医生经腹部影像检查诊断肠梗阻，保守治疗，患儿在自行转院途中死亡。

作为一个资深小儿外科医师，我马上想到是腹股沟嵌顿疝或肠套叠。果然，腹股沟嵌顿疝漏诊而导致肠坏死、腹膜炎、感染性休克致死。

事后，抚州市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85%主要责任，法院判决医院赔偿146万余元。临川区卫健委对韩杰及当班上级医师做出警告、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

至此，尽管网上不少医生对急诊环境、首诊责任、赔偿金额有不少议论，我则考虑社会舆论、执法环境、涉事患方的合法权益和规范医生行为的必要惩处，认为基本合法合情。

按照常规医疗事故处理流程，事情至此本该结束，然而家属拿着鉴定意见报警，2025年6月10日警方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立案，次日韩杰被刑事拘留，直至这次刑事判决。

韩杰案对医界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韩杰的“医疗事故罪”被判实刑，让全国数百万一线医护感受到了“心底最深的寒意”。

它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医疗事故在民事赔了，行政罚了，还不够——医生还可能被送进监狱。

这种“三重追责”的叠加，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医生的执业安全感。这次医疗事故罪的判决，在无数医者心里投下沉重的阴影：当漏诊需要背负刑事责任，当行医的容错空间彻底消失，未来还有多少人愿意踏上这条学医之路？

三个「医疗事故罪」案件

三种结局

韩杰并非第一个被以医疗事故罪追究的医生。在他之前，福建的李建雪、厦门的温红等“医疗事故罪”案件都引发广泛关注，但这三个案件却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2011年12月31日，产妇陈某产后出血抢救无效死亡，李建雪是当晚值班医师。医学鉴定为 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李建雪被吊销医师执照，开除党籍，取保候审。2017年12月4日，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李建雪犯医疗事故罪，免予刑事处罚，李建雪无法接受“有罪”，选择上诉，2020年6月11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李建雪无罪。历时8年，这其中的煎熬，职业生涯的毁损，谁来偿还？

2015年，13岁患儿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入院，血液科温红医生予以化疗，化疗后患者发生骨髓抑制，伴感染性休克死亡。医学鉴定化疗方案合适，医方未监测血药浓度，为次要原因力。2017年法院判决赔偿53万余元，患方在民事案件尘埃落定后再次以医疗事故罪起诉，附带140万元民事赔偿的诉求。警方以医疗事故罪立案，2019年被批捕，2023年法院一审判决温红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历时6年，温红在接受采访时哭诉：“身心俱疲”。

李建雪、温红、韩杰，那一个个无助而彷徨的背影。他们原本是治病救人的医者，却因为一个医疗事故，变成了刑事法庭上的被告人。

其中韩杰是审理时间最短，又是唯一因“医疗事故罪”被判处实刑的医生。近日谭秦东医生在致中国医师协会的公开信中，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直指韩杰案“追责标准畸重”“与现行司法裁判惯例严重冲突”。实际上，恰恰暴露了医疗事故罪适用标准、立案门槛和判决准则的混乱与随意。

我主张从「慎用」到「废除」

「医疗事故罪」的逻辑演进

面对医疗事故罪日益严重的适用争议，我进行了近8年持续观察和思考，完成了从“慎用”到“废除”的逻辑演进：

2018年1月20日，当李雪健案以“犯医疗事故罪，免予刑事处罚”的折衷结果落地后，我写下了《从李建雪案谈医疗事故罪的完善和慎用》。

然而，仅仅5年后，温红案再起，我在2023年4月30日，写下了《再论医疗事故罪的立法取向和适用争议》，此时我已从呼吁“慎用”到对立法取向的根本性质疑，因为我认为：当一部法律的核心要件无法清晰界定，当它的适用标准在不同案件之间摇摆不定，当它造成的寒蝉效应远大于惩罚效果时，仅仅“慎用”已经不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部法律本身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从国外借鉴看来，我国医疗事故罪的立法模式在国际上也并不多见。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医疗过失主要作为民事侵权案件处理。没有医疗事故罪，个别极端恶性情形按过失杀人、故意伤害等罪名定罪。所有医疗纠纷通过民事赔偿机制解决，患者获得经济补偿，医生承担民事责任。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有《医生责任法》，但执法极为慎重，刑事追责的门槛极高，只有极端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启动刑事程序。

这种国际通行不设和慎用医疗事故罪的做法，其背后逻辑是：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不确定性。将每一个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医疗过失都纳入刑事追究范围，即不现实，更不公平。

就像当初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2002年设立，在施行18年后于2020年被正式废除。因为当司法实践证明这种法规导致医疗纠纷滥诉现象严重，占用大量司法资源；医疗机构和医师开始防御性医疗，造成医疗费用上涨……当引导效果与立法初衷存在巨大鸿沟时，修订和废除成为必然。

医疗事故罪应当废除的

四项主要理由

1、“严重不负责任”的界定存在根本性缺陷。

医疗事故罪的核心要件是“严重不负责任”，尽管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标准（公通字［2008］36号）有擅自离岗、拒治、违规使用药品器材等七项具体情形，但从李建雪、温红到韩杰，哪一个立案、起诉和判决时按照规定严格执行的？

当“严重不负责任”在法律上缺乏清晰、可操作的界定标准，当“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被等同于“医疗事故罪”时，后果不堪设想。

2、民法完善为医疗事故罪适时废除创造条件。

医疗事故罪设立于1997年，当时民事赔偿机制尚不完善。30年来，中国的民法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侵权责任法》已颁布实施，《民法典》生效，医疗损害的民事赔偿机制已成熟。

在此背景下，继续保留一个核心要件模糊、适用标准混乱的医疗事故罪已没必要，适时废除，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把极端恶性情形纳入过失杀人、故意伤害的立案范畴，医疗纠纷通过民事赔偿机制解决。

3、民事、行政、刑事“三叠”法律适用存在明显漏洞。

从厦门温红案到抚州韩杰案，都在民事赔偿已经完成，行政处罚已落地，原本已完成医疗过失处置的完整闭环后，在某些职业涉医法律团队操纵和涉医网络舆论裹挟下，患方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再次以“医疗事故罪”报警，并追加上百万的民事赔偿。

如此同一过失行为被民事、行政、刑事三叠追责，不符合法律上的比例原则要求，既惩罚的严重程度应当与行为的过错程度相适应。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虽然法律上互不排斥，但“互不排斥”不等于“必须叠加”。

在国外司法实践中，对民事赔偿后的刑事追责设置极高门槛，导致医疗过失案件在民事赔偿后就终止了刑事追责，与我国“三重叠加”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而适时废除医疗事故罪，应该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法律适用混乱的有效途径。

4、刑事追责的寒蝉效应损害医疗事业发展。

医疗不良后果演变为刑事追责，医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防御性医疗”：过度检查、过度医疗、推诿高风险患者成为必然。韩杰案已使原本人才匮乏的儿科专业“雪上加霜”。当医疗从业者普遍感到“唇亡齿寒”时，最终受害的必然是患者。

废除医疗事故罪，并不意味着对医疗过失放任不管。让医疗事故在民法框架内得到更稳妥的解决：通过民事赔偿让受害者获得充分的权益保障；通过卫生行政监管，让违规者承担责任。

同时，卫生行政和医师协会应当积极维护医者的合法权益。这种权益保护不应区分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韩杰所在的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维权应当覆盖所有执业医师。

从李建雪、温红到韩杰，一个个医生的背影在刑事法庭的聚光灯下显得那么的无助而彷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普通医生，因为一场医疗意外，受尽煎熬，损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人生。

医疗事故罪的存废，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更关乎千千万万医生的执业安全感和中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当一部法律让医者噤若寒蝉，让救死扶伤者人人自危，我们就必须正视：这部法律本身，或许已经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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