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的观点前后判若两人，看似乖异，其实不难理解。吴伟业在记述以上这段对话后，所作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朱由检当时的复杂心态：“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吴伟业道出了朱由检的顾虑，因而动摇不定，其实朱由检内心是很想南迁的。

朱由检一面在说“国君死社稷”，一面还在做着南迁的准备工作。他先是派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京，察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继而又密旨批准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无不显示出仍未放弃南迁的意向。冯元飏早在南迁之议初起时就向皇上力陈：寇在门庭，南北道路将梗，宜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所以才有朱由检命他做好准备的密旨。日前南迁之议在朝廷引起分歧而导致搁浅，冯元飏心急如焚。他顾不得这时正移疾候代，立即派儿子冯恺章带了他的紧急奏疏入京，向皇上进谏：“京师戎政久虚，以战以守，无一可恃。臣督劲旅五千，驰赴通郊躬候圣驾，航海行幸留都（南京）。”冯恺章进入北京是三月初七日，形势急转直下，这一方案已无法付诸实施。

朱由检之所以在南迁问题上动摇不定，关键在于内阁首辅态度消极。陈演反对南迁十分坚决，所以朱由检在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他，使他感到不安，只得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官。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在武英殿对他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这“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南迁。继任首辅魏藻德也是如此，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置可否。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朱由检要他表态，他始终一言不发，以一种沉默的方式表达了委婉的否定之意，令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的哀伤，“耸身舒足，仰叹而起”。朱由检的皇后周氏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一语道破其中奥秘。

南迁之议到了这个地步已成强弩之末，然而还是有人不时提起。

三月初一日，朱由检在中左门召对陈州生员张攀，张攀向皇上提议：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一二老成忠爱大臣辅佐。这种建议日前已有李邦华等人提出过，朱由检已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这时他重申前议：“朕方责诸臣以大义，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谓社稷何！”

三月初三日，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奏请皇上南迁，并表示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大臣时，对内阁辅臣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求先护送太子抚军江南，遭到给事中光时亨的激烈反对，他大声疾呼：“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所谓唐肃宗灵武故事，是指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宦官挟持太子李亨逃往灵武（今宁夏灵武），拥立为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光时亨引用这一典故，意在指责倡言奉太子南下的大臣有拥立太子架空皇上之嫌。这顶大帽子压下来，吓得范景文等大臣张口结舌。朱由检打破了沉寂的气氛，询问诸臣有何战守之策，众臣一片沉默，无话可说。因为到了这时，除了南迁，或战或守都已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朱由检面对沉默无言的大臣们，深深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气得拂袖而去。此后，一提及南迁，朱由检就火冒三丈，训斥道：“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

可以想见，当三月初七日冯恺章拿了其父冯元飏的由海道南迁的奏疏入京时，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响了。当时内阁六部衮衮诸公心灰意冷，不再正常上班办公，以致内阁大门白昼紧闭，人迹罕至。户部尚书倪元璐劝冯恺章：“皇上有国君死社稷之言，群臣无以难也。”“上决计固守，疏必不省。”内阁辅臣范景文、方岳贡二人私下对冯恺章说：“曩者津门饷匮，公（冯元飏）要苏州之运以给（即截饷）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冯恺章在京彷徨七日，报国无门，只得饮泣返回天津。

南迁之议至此正式宣告破灭。

朱由检内心深处却念念不忘南迁。当李自成的军队已逼近北京外城时，他想起了巩永固先前说过“若南迁，可召募义兵数万人”，便秘密召见巩永固与新乐侯刘文炳，商议此时南迁是否还有一线希望。

朱由检问：“卿向说朕南行能集兵数万，今犹能集乎？”

巩永固答：“今无及矣！”

朱由检问：“卿尚言可致数十万，何乃云无？”

巩永固答：“前者贼远，人思避贼，故兵可集。今事已急，人心尽乱，一卒亦难致，臣何敢误皇上。”

朱由检问在旁的刘文炳：“两卿各率家丁护从南行可乎？”

巩、刘二人回答：“家丁何足以当贼锋？况臣家素谨，不敢私蓄家丁。”

朱由检听了顿时愕然。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候再来提南迁，为时已晚了。

巩永固告诉皇上，自己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

于是两位皇亲与朱由检一起悲哀地相向涕泣。

明亡后，遗老遗少们一提起这段往事无不欷歔哀叹。计六奇在回答“南迁得失如何”这个问题时，感慨系之：

当自成逾秦入晋，势已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邪说，其事遂寝，天下恨之……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华以身殉国，是南迁之议，乃所以爱君，而非以避死也。

言辞之间难免有些偏激情绪，但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许，却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有人甚至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受了“闯贼密旨”，充当内奸。他在闯王进京后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这种难以找到佐证的推测可能性极小，不过于此也大体反映了遗老遗少们的某种愤懑心态。

由此反观昔日南迁之议，不能不感叹首先提出此议而又击节赞赏李明睿方案的朱由检，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时机，虽然留下了殉国的美名，却使得明朝“稍延岁月”的希望付诸东流。美国学者魏斐德在评论此事时这样写道：

崇祯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清兵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缺乏的东西，由此接管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间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魏氏对当时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透彻分析，令人拍案叫绝！

本文节选自樊树志著《崇祯传》，2026年6月出版

史上以身殉国的末代皇帝

明史名家樊树志经典之作

《崇祯传》

樊树志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704-6

9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