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前天下午三点半进的麻将馆。
老周打电话说三缺一,让我赶紧过去凑个角。我本来不想去,那天下午有点困,想在家睡一觉。但老周在电话里说:“你来吧,今天有个新面孔,长得挺好看一女的,打牌也爽快。”
我骂了他一句,还是去了。
麻将馆在城南老小区的一楼,门脸不大,门口种着两棵快死的冬青树。窗户上贴着褪色的“棋牌娱乐”四个字,有一半都翘了边。推开玻璃门的时候,门框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我听见里面哗啦哗啦的洗牌声。
屋里烟味很重,混着茶叶和方便面的味道。
三张麻将桌摆着,靠窗那桌坐着老周、大刘,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那女人大概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脖子上一根细链子。她面前码着一摞红色的百元钞票,码得整整齐齐,像刚从银行取出来一样。
老周看见我,冲我扬了扬下巴:“来了?坐。”
我拉了一把塑料椅子坐下,那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她眼睛挺大,但眼下有一圈淡淡的青色,像是好几天没睡好。她没说话,只是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大刘一边洗牌一边说:“这是小宋,朋友介绍来的。”
小宋,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牌局开始了。
我打麻将不算好手,但也不算生手。平时跟老周他们玩,输赢也就几百块的事,谁也不会太当真。但那天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这个叫小宋的女人打牌很认真。
她摸牌的动作很稳,看牌的时候眼睛微微眯起来,像是在计算什么。她很少说话,偶尔报个牌名,声音不大,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第一圈下来,她赢了一千多。
老周笑着说:“小宋手气不错嘛。”
她没接话,只是把赢来的钱整理好,压在自己面前的钱堆下面。
第二圈,她又赢了。
大刘开始有点坐不住了,他这人一输钱就话多,嘴里骂骂咧咧的,说什么“今天手气背”“这牌邪了门了”。小宋还是不说话,只是安静地摸牌、出牌。
我坐在她对面,偶尔抬头看她。她打牌的时候表情很专注,但偶尔会走神,眼神飘向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两棵快死的冬青树。
第三圈的时候,她输了一把大的。
大刘胡了个清一色,她点了炮,一下输出去八百多。她没皱眉,也没叹气,只是从面前的钱堆里数出八百三,递过去,然后继续洗牌。
老周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打到下午六点,她赢了两千多。
大刘提议歇一会儿,出去抽根烟。我跟着出去,站在门口,看见大刘叼着烟,眯着眼睛说:“这女的什么来头?打牌挺稳的。”
我说:“不知道,老周叫来的。”
大刘吐了口烟:“她这打法不像随便玩玩的,有点职业的意思。”
我没接话。我确实觉得她有点奇怪,但说不清哪里奇怪。
晚上七点多,又来了一个人。
是个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黑色夹克,头发有点油,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他进来的时候,小宋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看牌。
男人跟老周打了个招呼,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也不说话,就坐在那儿看。
老周问他:“老陈,你不玩?”
那人说:“不玩,看会儿。”
他坐的位置正好在小宋侧后方,能看到她的牌。我注意到小宋的背挺了一下,但很快又放松了。
那之后,小宋开始输牌。
很奇怪,她之前打得很稳,但这个人来了之后,她像是换了一个人。出牌变得犹豫,有时候拿着牌愣半天才打出去,像是拿不定主意。她面前的钱开始变少,一摞一摞地被人收走。
老周赢了一把,大刘也赢了一把。那男人还是坐在那儿看,一句话不说。
到晚上九点,小宋赢的钱已经全输回去了,还倒输了两千多。
大刘笑着说:“小宋,手气转了啊。”
她没说话,只是抿了一下嘴唇,继续摸牌。
那男人起身去倒水,经过她身后的时候,手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没回头,但拿牌的手停了一瞬。
我看到了。老周也看到了,但他没说什么。
晚上十点,小宋面前的筹码已经快见底了。她掏出一个手机,打了个电话,声音很低:“嗯,再拿点过来。”
不到二十分钟,一个男的进来了。
那男人三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鼓鼓的信封,走到小宋身边,把信封放在桌上。
小宋没看他,只是把信封拿起来,拆开,里面是厚厚一沓钱。
她数都没数,直接放在桌边,说:“换筹码。”
那男人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少打点。”然后转身走了。
小宋继续打牌。
那之后,她像是又找回了手感。连着胡了三把,把输的钱赢回来一大半。大刘的脸拉得老长,嘴里骂骂咧咧的。
但奇怪的是,那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还在旁边坐着。他换了个位置,坐到了小宋的正对面。他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直直地盯着小宋。
小宋的牌又变差了。
我渐渐看出来了,那个男人在给她信号。
他坐在她对面,脚在桌子底下轻轻踢她。她出牌的时候,他会微微摇头或点头。动作很轻,如果不是我刚好坐在侧面,根本看不出来。
小宋的嘴唇抿得更紧了,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出牌的速度越来越慢。
到晚上十一点,她面前又只剩一沓薄薄的钞票了。
老周打了个哈欠,说:“要不今天就到这?”
小宋说:“再打一圈。”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语气很坚定。老周看了看大刘,大刘说:“行,那就再来一圈。”
那一圈打得很快。小宋像是豁出去了,出牌不再犹豫,见牌就碰,见牌就杠。她胡了一把大三元,把大刘的脸都打绿了。
然后她输了一把更大的。
那穿黑夹克的男人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了句“嗯,马上来”,然后挂了电话,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走了。
他走之后,小宋像是泄了气一样,靠在椅背上,看着面前的牌,半天没动。
老周说:“怎么了,小宋?”
她摇摇头:“没事。”
最后一把,她点了一炮,输掉四千。
她面前空了。
她坐在那儿,看着空荡荡的桌面,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说:“没了,不打了。”
老周说:“不再玩会儿?”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没钱了,玩什么。”
她拿起那个空信封,装进外套口袋里,然后转身往外走。
我看着她走到门口,推开门,门框上的铃铛又响了一声。外面下着小雨,她站在门口,停了一下,像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她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桌上零散的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老周开始收拾牌,一边收拾一边说:“这女的,怕是被人做局了。”
大刘说:“跟我没关系,我赢的钱都是靠手气。”
老周没理他,看了我一眼:“你看见了吧?”
我说:“看见了。”
他叹了口气:“那男的是老陈,专门干这个的。他坐那儿看牌,用脚在桌底下打暗号。这女的,被人当猪宰了。”
我没说话。
外面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地上有一张红色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张百元钞票,被雨水打湿了一半,软塌塌的。
我站在原地,想了想,把那张钞票放进了自己口袋里。
然后我走进了雨里。那晚回家之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反复浮现那个女人的脸,她低头看牌的样子,她抿嘴唇的样子,她说“没钱了,玩什么”时那个淡淡的笑容。
我翻了个身,盯着天花板,心里堵得慌。
说不清是替她难过,还是替自己难过。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楼下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坐在店里慢慢吃。老板娘跟我熟,一边给我倒豆浆一边说:“昨晚你们麻将馆又打到大半夜?”
我说:“嗯,十一点多散的。”
她撇撇嘴:“那地方天天有人输得精光,也不知道图什么。”
我没接话,低头咬了一口包子。
吃完早饭,我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那家麻将馆门口。门锁着,窗户上那四个褪色的字在晨光里看起来更加斑驳。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结果当天下午,我又碰见了那个女人。
我在城东的菜市场买菜,准备晚上做个西红柿炒鸡蛋。正挑西红柿的时候,一抬头,看见她站在旁边一个卖鱼的摊子前。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随便扎着,脚上是一双灰色的布鞋。她正在挑鱼,跟摊主讨价还价:“这个鲈鱼便宜点行不行?二十八太贵了,二十五吧。”
摊主摆摆手:“大姐,现在鲈鱼都三十多,我卖二十八已经很便宜了。”
她蹲下来,翻着鱼缸里的鱼,说:“那这条小的,二十卖不卖?”
摊主犹豫了一下:“二十二。”
她想了想:“行,二十二就二十二。”
她掏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二十的,又摸出两个硬币,数了数,递给摊主。
我看着她的动作,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昨晚她面前还堆着几万块钱,今天就为了省两块钱跟人讨价还价。
她拎着鱼转身要走,一抬头,正好看见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我,笑了一下:“是你啊。”
我说:“嗯,买菜。”
她点点头,没多说什么,拎着鱼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晚我又去了麻将馆。
老周他们已经在打了,还是那几张熟悉的脸。我坐下来打了几圈,心不在焉的,输了两百多。老周看出我状态不对,问我:“怎么了?昨晚没睡好?”
我说:“没睡好。”
老周笑了笑:“想那小宋呢?”
我没说话。
老周点了一根烟,慢悠悠地说:“我打听过了,那女的是南边过来的,好像是欠了赌债,被人带过来打牌的。那个老陈,就是专门做局的,她输的钱,一半进了老陈口袋。”
我说:“那她为什么还来?”
老周吐了一口烟:“还能为什么?欠了钱,被人拿捏着呗。”
我没再说话。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见过小宋。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次我去城南办事,路过一座桥的时候,看见桥底下坐着一个人。我多看了一眼,认出来是她。
她坐在桥洞下的水泥台阶上,面前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摆着几包烟、几瓶水,还有一个纸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手机贴膜”。
她没什么生意,就一个人坐在那儿,低头看手机。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
她抬起头,看见我,又愣了一下,然后说:“是你啊。”
我说:“嗯,路过。”
她笑了笑,没说话。
我坐了一会儿,问她:“最近还打牌吗?”
她摇摇头:“不打了。”
我说:“那挺好。”
她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天的事,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谢我什么?”
她说:“你后来捡到的那一百块钱,是我故意留下的。”
我愣住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我想着,要是有人捡到了,就当是给好心人的一点心意。”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低下头,继续看手机。手机屏幕上是一个购物页面,她翻来覆去地看一件灰色的羽绒服,标价三百多,她看了很久,没有下单。
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百块钱,放在她的报纸上。
她抬头看我。
我说:“这是还你的。”
她看着我,没说话。
我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她在我身后喊了一声:“喂。”
我停下来,回头看她。
她坐在桥洞底下,手里拿着那张一百块钱,看着我,说:“我叫宋小燕。你要是以后想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
我点了点头,走了。
那之后,我又去过几次那座桥。
她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在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儿给手机贴膜,偶尔跟路过的人聊几句。不在的时候,我就坐在桥洞底下抽根烟,看看河里的水,然后走人。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贴膜。她贴得很认真,用一块蓝色的布擦了又擦,对准了位置,一点一点地贴上去。贴完之后,她把手机递给那男人,说:“好了,五块钱。”
那男人付了钱走了。
她收好钱,抬头看见我,笑了笑:“来了?”
我说:“嗯,路过。”
她没拆穿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接过来,点上。
她自己也点了一根,抽了一口,看着河面,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在老家开过一个服装店,生意挺好的。”
我没说话,听她讲。
“后来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说要跟我合伙开分店,让我把店盘了出去,钱都投进去了。结果他跑了,钱也没了。”她吐了一口烟,“后来我气不过,去赌场想翻本,结果越陷越深。”
她笑了笑:“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
我看着她的侧脸,在阳光下,她比在麻将馆里看起来老了一些,眼角的细纹更加明显,但精神却比那时候好。
她说:“其实我现在挺好的,虽然没什么钱,但至少不用再看人脸色了。”
我说:“那就好。”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一下:“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她说:“谢谢你没把我当赌鬼看。”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没比你好到哪去。”
她笑了,那笑容在桥洞下的阴影里,显得格外明亮。
我们坐在那里,抽完了一根烟。然后她收好摊子,说要回去了。
我看着她走远,背影瘦瘦小小的,在夕阳下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那之后,我没再去过那座桥。
有时候路过城南,我会远远地看一眼桥洞。她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在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看一会儿,然后走开。
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她坐在桥洞底下,正在给一个小女孩贴手机膜。那小女孩大概十二三岁,扎着两个小辫子,一直跟她说话。她一边贴膜一边笑,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后来有一次,老周又打电话叫我去打麻将。
我去了,坐在熟悉的桌子前,摸牌、出牌,赢了几把,输了几把。老周还是那样,赢了就笑,输了就骂。
打到一半,老周说:“你听说了没?那个老陈,被人打了。”
我说:“是吗?”
他说:“好像是在别的地方做局被人发现了,被人打断了一根肋骨。”
我没接话。
大刘说:“活该,那种人就是欠收拾。”
我摸了一张牌,看了看,打出去。
窗外又下雨了。
我坐在麻将馆里,听着哗啦哗啦的洗牌声,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很远。
那晚我赢了一百多,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水果摊,买了几个苹果。摊主是个老大爷,一边称苹果一边说:“小伙子,你买苹果是给谁吃啊?”
我说:“自己吃。”
老大爷笑了笑:“一个人吃,买三个就够了,买多了浪费。”
我说:“那就三个吧。”
我拎着三个苹果走在雨后的街道上,空气里有一股泥土的味道。路灯亮着,把路面上的积水照得亮晶晶的。
我想到宋小燕。
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可能已经收摊回家了,可能正在出租屋里做饭。她那天买了一条鲈鱼,不知道是清蒸还是红烧。
我走回家,把苹果放在桌上,洗了一个,坐在沙发上咬了一口。
苹果很脆,很甜。
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新闻,然后关掉,去洗了个澡,躺在床上。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音。
我想起那天在麻将馆里,她坐在我对面,面前码着一摞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她低头看牌的样子,认真又专注,像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几张牌上。
她输光所有钱站起来的那一刻,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崩溃,只有一种平静。那种平静,比任何哭泣和嘶喊都让人心里难受。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你会赢,但最后发现,你只是别人设好的局里的一颗棋子。你以为你在掌控命运,其实命运早就在背后把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宋小燕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但她还是站了起来,走出了那间烟雾缭绕的麻将馆,走进了雨里。
那是一种勇气。
我闭上眼睛,听着窗外的雨声,慢慢睡着了。
日子照常过。
我还在那家工厂上班,每天早八晚六,装零件、拧螺丝、看传送带。下了班有时候去老周那儿打几圈麻将,有时候回家做饭、看电视、玩手机。
生活像是被设定好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运行着,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
但我偶尔会想起宋小燕。
想起她坐在桥洞底下给手机贴膜的样子,想起她抽烟时眯起眼睛的样子,想起她说“我叫宋小燕,你要是想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时认真的表情。
我没有去找过她。
不是不想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自己的生活也一团糟,没什么资格去安慰别人。
又过了大概半个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路过小区门口的公告栏,看见上面贴了一张寻人启事。
我停下来看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
寻人启事上贴着一张照片,是宋小燕。照片里的她穿着那件深灰色的薄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对着镜头微微笑着。照片下面写着:
“宋小燕,女,33岁,身高一米六二,于本月15日离家后未归。走失时身穿蓝色外套,灰色布鞋。如有知情者,请联系张先生,电话:138XXXXXXXX。重谢。”
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
15号,就是前天。
前天我在麻将馆看见她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半。她打牌打到晚上十一点多,输光了四万块钱,然后走了。
那之后,她就没回家。
我掏出手机,记下了公告栏上的电话号码。然后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该打电话吗?
我打了电话,该说什么?告诉她家人,她前天在麻将馆打牌输了四万?告诉她家人,她跟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之间有某种说不清的关系?
我站在公告栏前,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那个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喂?”
我说:“你好,我在公告栏上看到寻人启事……”
那男人立刻紧张起来:“你见过她?你什么时候见过她?在哪里?”
我说:“前天下午,在城南一家麻将馆,她打了一晚上牌,晚上十一点多走的。”
那男人沉默了几秒钟,声音沙哑:“她……她输了多少钱?”
我说:“四万。”
那男人没说话,电话里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他说:“谢谢,我知道了。”
我问他:“你是她什么人?”
他说:“我是她哥。”
我沉默了一下,说:“她走的时候,看起来还好,没有受伤。”
他说:“嗯,谢谢你。”
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站在公告栏前,看着寻人启事上宋小燕的照片,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走的时候看起来还好,没有受伤。
但她没有回家。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闪过宋小燕的脸,她低头看牌的样子,她抿嘴唇的样子,她说“没钱了,玩什么”时那个淡淡的笑容。
还有她坐在桥洞底下,给小女孩贴手机膜时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寻人启事的电话,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再打过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那座桥。
桥洞底下空荡荡的,她的摊子不见了。水泥台阶上只有几张旧报纸,被风吹得翻来覆去。
我在她常坐的那个位置坐了下来,看着河面。河水浑浊,漂着一些枯叶和塑料袋。风从桥洞穿过来,带着一股凉意。
我坐在那里,抽了一根烟。
然后我站起来,走了。
日子还在继续。
我还在工厂上班,还在下班后偶尔去打麻将,还在吃着楼下包子铺的包子,还在看着电视里无聊的综艺节目。
生活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我顺水漂流,不知道要去哪里。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又路过那座桥。
桥洞底下空着,但水泥台阶上放着一束花。是一束白色的菊花,用塑料纸包着,放在她常坐的那个位置。
我站在桥洞口,看着那束花,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风从河面吹过来,吹动那束花的塑料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我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没有去麻将馆。我坐在家里,开了一瓶啤酒,一个人喝完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城市灯光,想起宋小燕说过的话。
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在老家开过一个服装店,生意挺好的。”
她说:“后来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说要跟我合伙开分店,让我把店盘了出去,钱都投进去了。结果他跑了,钱也没了。”
她说:“后来我气不过,去赌场想翻本,结果越陷越深。”
她说:“其实我现在挺好的,虽然没什么钱,但至少不用再看人脸色了。”
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坐在桥洞底下,脸上带着一种淡淡的笑容。那笑容里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平静的接纳。
像是她终于接受了命运给她的一切安排。
我把啤酒喝完,把空罐子扔进垃圾桶。
窗外的城市还在亮着灯,我不知道宋小燕在哪里。也许她已经走了,去了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也许她还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坐在某个桥洞底下,给手机贴膜。
我不知道。
我只是坐在家里,喝了一瓶啤酒,然后洗了个澡,躺在床上。
那晚我梦见了她。
她坐在麻将馆里,面前码着一摞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她低头看牌,然后抬头对我笑了一下,说:“你来了?”
我说:“嗯,来了。”
她说:“坐吧,三缺一。”
我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摸起一张牌。
然后我醒了。
窗外天刚亮,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床脚。我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洗脸,刷牙,穿好衣服,出门上班。
路过那座桥的时候,我没有停下来。
那束花还在那里,白色花瓣在晨光里微微泛着光。
我走过去了。
生活还在继续。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宋小燕。
那个寻人启事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打过。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回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我只是偶尔在路过那座桥的时候,看一眼空荡荡的桥洞,然后继续走我的路。
有一次,我在菜市场又碰见了那个卖鱼的摊主。他正忙着给顾客杀鱼,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大哥,今天买点什么?”
我看着鱼缸里的鲈鱼,想起那天她蹲在鱼摊前讨价还价的样子。
我说:“来一条鲈鱼吧。”
摊主说:“二十八一斤。”
我说:“二十五行不行?”
他犹豫了一下:“行吧,看你是老顾客。”
我拎着那条鱼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蒸鲈鱼。
味道还不错。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老周有时候还打电话叫我去打麻将,我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去的时候,还是坐在那张桌子前,摸牌、出牌、胡牌、点炮。老周还是那样,赢了就笑,输了就骂。
有一次打牌的时候,大刘突然提起:“你们还记得那个小宋不?”
我说:“怎么了?”
大刘说:“我听说她后来被人找到了,她哥把她接回老家了。”
我没说话。
老周说:“那她哥还挺好。”
大刘说:“是挺好的,听说为了找她,跑了好几个城市。”
我摸了一张牌,看了看,打出去。
“五万。”
窗外又下雨了。
雨点打在窗户上,发出细密的声音。我坐在麻将馆里,听着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心里很安静。
我想起宋小燕说过的话。
“我叫宋小燕。你要是以后想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
我没有去找过她。
但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那之后又过了很久,久到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有一天我收拾房间,在抽屉里翻出一件旧外套。我摸了摸口袋,摸到一张什么东西。
掏出来一看,是一张百元钞票,皱巴巴的,边缘有些发黄。
我拿着那张钞票,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钞票上,泛着柔和的光。
我把它展平,夹进一本书里。
那本书叫《活着》。
我合上书,把它放回抽屉里。
生活还在继续。
我还在工厂上班,还在下班后偶尔去打麻将,还在吃着楼下包子铺的包子,还在看着电视里无聊的综艺节目。
日子像是流水一样,平缓地往前淌着,不带一丝波澜。
只是偶尔,在某个下雨的夜晚,我会想起那个坐在麻将馆里的女人。
她面前码着一摞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低头看牌的样子认真又专注。
她输光所有钱站起来的那一刻,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崩溃,只有一种平静。
那种平静,我到现在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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