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东头的炸串摊,我支了八年。每天早上五点出摊,晚上十点收工,赚的都是汗珠子摔八瓣的辛苦钱。捡到那十万块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串着串儿,一抬头,看到小板凳旁边有个纸袋,掏出来一看,整整齐齐十捆,银行扎带都没拆。
我攥着袋子在菜市场里转了八圈,逢人便问丢钱没。最后在市场办公室调了监控,才找到那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他正蹲在停车场边上一根接一根抽烟,脸白得像张纸。我把袋子递过去时,他接过来掂了掂,他就说了句“谢谢”,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晌午的日头里。
老伴骂我傻。“你傻不傻?那钱比咱干一年挣得都多!你倒好,连个名儿都没留。”我闷头炸串没吭声。说不心动是假的,但钱这东西,不是自己的揣兜里烧手。
第三天下午,我正给鸡柳裹面包糠,余光瞥见乌泱泱一群人直奔我摊子来。打头的正是那灰夹克,身后跟着十来号人,个个膀大腰圆。我手里笊篱差点掉油锅里——这是嫌我退钱退慢了,带人来砸摊子?
灰夹克走到跟前,突然一躬到底,后头十个人齐刷刷跟着弯腰。他直起身,眼角泛红:“大哥,那天我脑子是懵的。那钱是给我爹凑的救命钱,医院催费催了三天。您把钱还我,我光顾着高兴,连您姓啥都没问。”他回头一招手,那十个人呼啦一下围过来,排成一排——全穿着统一的蓝色工服,胸口印着“XX保洁”。
“这是我保洁队的弟兄们,”灰夹克声音发颤,“我回去一说您的事儿,大伙儿都坐不住了。我们没啥能耐,但往后您这摊子——早上出摊、晚上收摊,搭棚子、搬煤气罐,弟兄们包了。您啥都不用干,坐着炸串就成。”
领头一个大个子咧开嘴笑:“哥,您是我们老板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往后这市场里谁敢跟您找茬,先过我们这关。”
我愣在原地,手里攥着的面包糠簌簌往下掉。油锅咕嘟咕嘟响着,热汽扑在脸上,眼睛忽然就潮了。老伴从后头挤过来,偷偷用围裙角擦眼角,嘴里还硬着:“净整这没用的……进来坐,我给你们炸点儿新进的鱿鱼须。”
那天下午,我的小摊前摆开了三张折叠桌,十一个穿蓝工服的大汉围坐着吃炸串,吃得满嘴流油。灰夹克——现在我知道他姓郑——端着杯白开水敬我:“大哥,钱是命,但良心比命贵。您让我信了,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收摊时,那十个人真没走。大个子扛煤气罐,小个子叠桌椅,还有个女工拿抹布把我那油乎乎的案板擦得能照见人影。我站在一旁插不上手,看着他们忙活。
老伴捅捅我腰眼:“还傻站着?明儿多备点,这帮人能吃。”
我低头笑,把围裙解下来甩上肩膀。路灯刚亮,暖黄的光铺了一地,落在那排远去的蓝工服背上,一晃一晃的,像春天刚返青的麦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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