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90后：他凭什么拿下龚古尔文学奖？

他凭什么拿下龚古尔文学奖

2021年，法语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公布，结果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说出人意料，是因为获奖者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年仅31岁，来自塞内加尔（顺便插播个小调查：除了世界杯和达喀尔拉力赛，各位小伙伴对这个国家还有什么了解？不许查AI哦）。他也因此创造了两项纪录：第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得主；第一位90后获奖者，1976年以来最年轻的得主。《纽约客》也因此惊呼“这是对法国文学界发起的政变”。

说意料之中是因为，他的《本质之书》作为众望所归之作，在首轮投票中便获得通过，而在千里之外的龚古尔文学奖中国之选，也同样将它评为首选作品。龚古尔奖评委认为萨尔“让我们回归龚古尔文学奖的初心”“文笔华丽，堪称文学的颂歌”。《泰晤士报》和《读书》更是称这本书为“献给文学的情书”“对文学的一份爱的宣言”。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在法语文坛引起了这场黑色风暴呢？

｜ 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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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人公法耶和作者萨尔一样，是个来自非洲的年轻人，在巴黎读书，一心想要在文坛混出个名堂来。法耶出了本非常文艺的书，被几家报纸誉为“非洲新生代的代表”（有这头衔的人每年都会冒出几个），然而真正看过书的人加起来不到一百个。就在他一片迷茫混沌的时候，偶然读到了前辈同乡T.C.埃利曼的小说《非人的迷宫》：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先知和一位国王；先知告诉国王，地神将给他绝对的权力，但需以老人的骨灰作为交换，国王同意了；他立刻下令焚烧国内所有的老人，将骨灰洒在宫殿周围。不久之后，上面长出了一片森林，一片阴森可怖的森林，人们称之为——非人的迷宫。

这部惊世杰作令他深受震撼，然而作者埃利曼却仅写了这一本书后就陷入抄袭丑闻，进而人间蒸发。于是法耶陷入了寻找埃利曼的漫长旅途，从法国到荷兰、阿根廷、塞内加尔，在这场无止尽的追寻中，法耶邂逅了无数曾和埃利曼有过交集的人，窥见了众多或隐秘、或惨痛、或爆裂的人生故事。一战、纳粹大屠杀、刚果内战、拉美右翼独裁、塞内加尔民权运动……在永不休止的鲜血与痛苦背后，埃利曼要往何处去？文学要往何处去？

这就是《本质之书》的故事。在如洋葱般一层又一层的叙事背后，既是寻找一本书、一个作家的故事，也是寻找人、国家、文学本身意义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质之书》是一部极有野心的作品，也无怪乎《纽约时报》称其为“无所不及……追问一切”。

虽然话题宏大，《本质之书》却并没有陷入空玄虚泛的形而上学，而是用一段段具体的人生提出彼此矛盾的问题，将判定对错、寻找答案的任务交给了读者。这种激烈交锋的矛盾既是剧情也是文本，贯穿了全书始终。

例如作为故事核心的库马赫家族。双胞胎兄弟乌塞努和阿萨纳，前者先出生，却按照本地传统被判定为弟弟。两人虽然长得一模一样，性格却大相径庭：沉默寡言的乌塞努选择了非洲本地文化和伊斯兰传统；而活泼外向的阿萨纳则全盘西化，拥抱法国殖民者带来的“文明”。让两人之间的矛盾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摩萨娜，而摩萨娜最终选择了光芒万丈的阿萨纳。然而好景不长，阿萨纳对法国发自心底的热爱和认同，使得他竟然选择主动参军，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为保卫这个从来只把他当作下等种族的宗主国而牺牲，成为阵亡者名单上无人在意的一个黑人名字。后来者成为哥哥，并战胜了先来者，这正是法国殖民者征服非洲的隐喻。对法国的崇拜，令阿萨纳成为人生赢家，却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同样的矛盾螺旋也延续到了乌塞努、阿萨纳、摩萨娜三个人的儿子埃利曼身上（为什么是三个人的儿子，这里我们就不剧透了）。他延续了阿萨纳的道路，来到了法国，并立志成为作家。在写出杰作《非人的迷宫》后，他一时间震动了法国文坛。然而评论界关注的并不是这本书本身的文学价值，而是他作为非洲黑人的身份。攻击者认为，因为他是黑人，所以这样杰出的作品必然是抄袭的，他是可耻的剽窃者、投机取巧的黑鬼；拥护者认为，黑人也能拥有文学，这是法国在非洲推行文明教化的胜利果实。于是：

一个作家，自觉被误解，被误读，被羞辱，被放在非文学的棱镜下看待，被简化成一种肤色、一种出身、一种宗教、一种身份。

或许是因为对高高在上的文明法国、法语文坛的美丽幻想破灭了，埃利曼从此选择了沉默，在无数争辩中，他从讲述故事的作者变成了活在别人语言中的被讲述者。法耶寻找埃利曼的过程，就是试图从这无数“别人的语言”中打捞出作为作者的埃利曼。

“寻找埃利曼”本身，也是矛盾的镜像，因为埃利曼自己也在寻找，甚至寻找了一生。

首先是寻找他那参军之后就杳无音讯的父亲阿萨纳，然后又是寻找杀死他犹太好友的纳粹军官。他浪迹三大洲，耗费数十年，最终回到了塞内加尔老家，住进了已故的父亲盲先知乌塞努的房间，和已故的母亲疯子摩萨娜一样整天坐在墓地边的树下。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正是两位父亲人生的拼合。走时意气风发，归来满心悲凉。他渴望写出能道尽一切的“本质之书”，却发现“道尽一切”其实就是一言不发。或许这也正是法耶在寻找埃利曼的终点所发现的：一切讲述者的归宿都是沉默，一切寻找者的结局都是迷失。

不过，萨尔之所以能“对法国文坛发起一场政变”，靠的不只是对非洲殖民主义的批评或是对文学艺术的思考，事实上这类题材在法语文坛是非常多见的，甚至不如说现代法语文坛最常见的就是充满了各种形而上学的意识流式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萨尔以“对自己开炮”的真诚，撕开历史的伤痕，向身份政治这个敏感话题、向我们时代的虚伪发起了挑战。正如书中所说：

我们开始谈论文学，谈论美学价值了吗？我们谈论的到底是写作还是身份？是风格还是摒弃风格的多媒体屏幕？是文学创作还是个性煽情？

W 是第一位荣获了这样奖项，或者进入那样学院的黑人小说家：快去读他的书吧，一定很棒。

X 是第一位以包容性写作方式出版著作的女同性恋作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革命性作品。

Y 周四是双性恋的无神论者，周五又变成顺性别的伊斯兰信徒：他的故事壮丽、感人，而且无比真实！

正是因为所有这些，所有这些被拔高、被嘉奖的平庸，我们才该死。我们所有人：记者、批评家、读者、出版商、作家、社会——所有人。

很遗憾，这就是现实。身份而非作品本身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随便看看各种社交媒体就不难发现，党同伐异的声音总能压过对文本的阅读与讨论。当作者的性别、肤色、民族、性取向、职业已经成为一本书的最大卖点甚至是唯一卖点的时候，当编辑不停生产炒作性物料的时候，当评论者先按身份立场站队后讲作品好坏的时候，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道路：越来越粗糙、越来越口号化，变成了比赛谁更政治正确、更极端、更能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表演。于是文学作品越来越彼此相似，成为 “被拔高、被嘉奖的平庸”。

那么，文学的意义如果不是立场，又应该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我们的世界仍然沉浸在战争、种族主义、性别压迫、贫困、自然灾害等等巨大而深刻的痛苦之中，面对这些，文学能做些什么呢？用殖民者的语言讲述非洲的苦难，是不是对那段血腥历史的另一种背叛？靠书写别人的苦难名利双收阶级跃升，是不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虚伪？归根结底，为什么要写？为什么渴望有人读？

或许正如《本质之书》中的那句话：

寻找文学，往往是在追寻幻影。寻找文学，要有寻找狗屁的勇气。

然而，

文学当然无法拯救世界，但文学是唯一可以不去逃离世界的手段。

答案就在那部永远无法写成，却又道尽了一切的《本质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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