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把红纸上的“金榜题名”四个字描了第三遍,毛笔尖儿都分了叉。他抻平纸角,歪头端详着,嘴角压都压不住。
儿子考上省重点大学了。整个厂区家属院,今年就这一个。
“明天酒店我订好了,十六桌,邻里邻外的都请。”老周搓着手,跟媳妇说,“到时候把我那套藏了十年的茅台开了,让大伙儿都尝尝。”
媳妇正在择韭菜,头也没抬:“你悠着点儿。上个月老李家办完升学宴,到现在还在还借的钱。”
“老李那是瞎折腾!”老周把毛笔往砚台上一搁,“他儿子考个二本,他办了二十桌,硬充大头。我这不一样,正经重点,我高兴!”
高兴是真的。老周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钳工,手上的茧子比鞋底还厚,就盼着儿子能换个活法。通知书下来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眼角湿乎乎的。
升学宴定在八月十六,星期六。
日子一到,酒店大厅里热闹得像过年。老周穿了件新衬衫,领口有点紧,他时不时拽一下。亲戚、工友、街坊,一桌一桌地敬酒,每敬一桌他就把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复印本亮一亮,那纸被他塑封了,揣在怀里,掏出来时还带着体温。
“看见没?全省就招三十个!”“这孩子从小学习就不用我操心。”“以后毕业了,那是要进大单位的……”
他嗓门越来越大,脸也越来越红。角落里,他的工友大刘闷头吃菜,偶尔抬头笑一下。大刘的儿子今年也高考,落榜了,去南方打工了。
气氛是在第五轮敬酒时变的。
老周的堂弟端着酒杯站起来,笑得有点怪:“哥,你这回可风光了。不过小弟提醒你一句,孩子考得好是好事儿,但你这么大操大办的,别人心里咋想?”
满桌一下子安静了。
老周脸上的笑僵了一瞬,又很快撑起来:“我高兴嘛,高兴还不让办了?”
“高兴当然让。”堂弟把酒喝了,“我就是替你想,这人啊,得意的时候,容易看不见脚底下。”
老周没接话,转身去敬下一桌。但那句话像根刺,扎在那儿了。散席的时候,他看见大刘一个人走在最后,背影耷拉着,路灯把他影子拉得很长。老周想喊一声,嘴张了张,没出声。
真正的麻烦是后头。
九月开学,老周儿子拎着箱子走了。头一个月还好,第二个月开始,老周发现手机里的未接来电多了起来。都是陌生号,接了之后,那边拐弯抹角地借钱——三万的、五万的、还有说家里老人住院急用两万的。
“你家孩子上那么好的大学,以后肯定出息,先帮衬帮衬呗。”
老周刚开始还抹不开面子,借出去两笔。后来越来越多,他才觉得不对。一打听才知道,有人在酒桌上传他那天喝多了吹牛,说给孩子准备了五十万的教育基金。
“我啥时候说过这话!”老周拍了桌子。
更糟的是年底。厂里评特困补助,名单出来,没有他。他去问,人家说:“你家孩子上重点大学,你那天还摆了几十桌茅台,你说你困难?”
老周站在厂办门口,手里捏着那份名单,冬天的风直往领口里灌。他媳妇前年做了手术,花了不少钱,老母亲的药每月也得小一千,这些别人不知道,他也没在酒桌上说。他光顾着说高兴的事了。
那天晚上,老周把儿子房间的门关上,一个人坐在黑乎乎的客厅里。茶几上还摆着没喝完的半瓶酒,是升学宴剩下的。他拧开盖子,闷了一口,辣得直咳嗽。
手机响了,是儿子发来的:“爸,这月生活费够了,你别再打了,我找了份家教。”
老周盯着屏幕,手指头在键盘上戳了半天,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忽然想起堂弟那句话——得意的时候,容易看不见脚底下。
窗外的月亮又圆又亮,跟办酒那天一模一样。老周慢慢站起来,把剩下的半瓶酒拎到厨房,哗啦一声,倒进了洗碗池。酒气腾起来,辣眼睛。他打开水龙头冲了冲,盯着那个空瓶子看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老周去菜市场,特意绕到大刘的摊位前,买了二斤排骨。大刘愣了下:“你又不缺肉吃。”
“缺。”老周把钱递过去,笑了笑,“缺个说话的人。晚上来家喝一杯?就咱俩。”
大刘掂了掂手里的排骨,忽然也笑了。那天晚上,两个老工友围着一个小桌子,就着一盘排骨、一碟花生米,喝了大半瓶老白干。没人提孩子的事,但老周觉得,这顿饭吃得踏实多了。
春天来的时候,老周把阳台上的花重新拾掇了一遍。儿子打电话来说拿了奖学金,他嗯了一声,嘱咐了句“好好吃饭”就挂了。隔壁邻居问起,他只笑笑:“还行,孩子挺懂事的。”
就这一句,再不多说。
楼下的梧桐冒了新芽,老周搬了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他忽然发现,有些高兴的事儿,收着点儿,反倒能捂得更久。像他手里这杯茶,倒得太满会烫手,七分满,刚好暖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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