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以色列内部打造“第五纵队”：几十名以色列人卷入间谍、纵火与暗杀行动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自2024年9月以来，以色列连续侦破多起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破坏和暗杀活动的案件。从拍摄军营、港口和导弹防御系统，到纵火、制造爆炸物，甚至策划暗杀以色列政要，涉案人员身份越来越复杂，年龄也越来越低。以色列安全机构称，2025年共有25名以色列人及在以外国居民因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而被起诉，全年挫败的相关事件达到120起，伊朗招募以色列人的行动较前一年增加约400%。

辛贝特公布的虚假Telegram账号截图，伊朗人员以“高薪工作”和简单任务吸引以色列人。

这不是一张由专业间谍组成的传统网络，而是一套以社交媒体、加密货币和低价任务为核心的“廉价间谍”体系。伊朗并不需要每名招募对象都成为训练有素的特工，只要用低成本接触大量普通人，从中筛选出少数愿意继续执行任务的人，就能不断获得情报和行动资源。

从商业诱骗到暗杀任务

伊朗招募行动在2024年9月引起广泛关注，起点是阿什凯隆72岁商人莫迪凯·“莫蒂”·马曼案。马曼长期在土耳其活动，通过商业关系接触到伊朗人员，并两次被秘密带入伊朗。

据以色列检方指控，伊朗人员最初要求他转移资金或武器、拍摄人群聚集地点，并威胁那些收钱后没有完成任务的以色列人。第二次会面时，任务进一步升级，包括策划暗杀总理内塔尼亚胡、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辛贝特负责人罗南·巴尔以及前总理贝内特。

马曼最终没有实施暗杀，但他承认与外国代理人接触并非法进入敌国，被判处10年监禁。该案显示，伊朗试图寻找的并不只是军事人员，也包括拥有商业关系、犯罪背景或社会联系的普通人。

被控接受伊朗招募、参与策划暗杀以色列高层的莫蒂·马曼在贝尔谢巴地区法院出庭。

2024年10月，以色列又公布多起案件。一组来自阿塞拜疆背景的以色列人被控执行了数百次任务，拍摄空军基地、海军设施、铁穹防御系统、港口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另一批耶路撒冷年轻人则被指派跟踪以色列核科学家和地方官员。罗德市一对夫妇还被控搜集摩萨德总部和国家安全研究机构人员的信息，并寻找可能实施袭击的人。

这些案件说明，伊朗招募活动并非偶然，而是在不同城市、不同社会群体中同时展开。

“间谍零工”成为主要模式

这套招募体系最突出的特点，是把间谍活动包装成普通的赚钱工作。

伊朗人员通常通过Telegram、WhatsApp、Instagram、X等平台发布信息，伪装成招聘者、房地产经纪人、摄影客户、无人机爱好者、快递委托人，甚至潜在恋爱对象。对方一开始不会立即提出“为伊朗工作”，而是以几百美元甚至几十美元的报酬，要求目标完成看似没有危险的任务。

有人被要求寻找埋藏的袋子，有人被要求张贴标语、喷涂反政府涂鸦，也有人被要求拍摄商场、医院、街道或住宅。任务完成后，报酬通过加密货币或网络支付发放。只要招募对象表现出服从性，任务就会逐步升级为拍摄军事目标、搜集官员住址、招募同伴、纵火或制造爆炸物。

这实际上是一种“服从测试”。伊朗人员先用小额付款筛选愿意行动的人，再判断其胆量、执行力和可控制程度。许多涉案者并没有明确的亲伊朗立场，主要动机是缺钱、贪图报酬、政治不满或寻求刺激。

从街头纵火到军事内线

部分案件的危险性，已经超出普通社会治安问题。

以色列警方曾指控一名29岁男子通过Telegram接受伊朗指令，纵火焚烧多辆汽车，拍摄前国防部长甘茨居住区域，并搜集基础设施资料。2026年，海法一名22岁男子被控在伊朗人员指导下制造大量爆炸物，同时拍摄海法港、导弹命中地点和拦截画面。警方称，他还曾被要求寻找能够俯瞰港口的住宅，以便安装固定摄像设备。

以色列达蒙监狱为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设置的特别监区入口。

更严重的是军队内部案件。以色列铁穹部队一名预备役人员被控向伊朗传递铁穹系统工作方式、军事基地和拦截系统位置。两名在特拉诺夫空军基地工作的F-15战机技术人员，则被控提供飞机系统培训资料、发动机示意图、基地设施照片和战机信息。

这些人未必掌握最高级别机密，但他们接触的军事信息具有累积价值。单张照片可能并不重要，但当大量照片、坐标、导弹落点、基地布局和人员住址被拼接起来，就可能形成对以色列防空体系和军事设施的完整画像。

伊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第一，是为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寻找目标。港口、空军基地、铁穹阵地、能源设施、科研机构和军方人员住宅，都可能成为未来打击的参考对象。以色列媒体曾指出，部分被拍摄的地点后来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但目前无法公开证明每一次打击都直接依赖相关间谍提供的信息。

第二，是制造破坏和社会恐慌。纵火、焚烧军服、反政府涂鸦以及破坏公共秩序，虽然未必造成重大物理损失，却可以削弱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信任。

第三，是寻找暗杀机会。伊朗试图通过当地人接近以色列政治人物、科学家、军官和安全研究人员。许多计划最终因执行者退缩、目标安保严密或被辛贝特提前侦破而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威胁较小。只要其中一次行动成功，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和安全冲击。

第四，是建立可否认的行动体系。伊朗人员远程下达指令，不需要派遣大量训练有素的特工进入以色列。即使行动失败，伊朗仍可把责任推给犯罪分子或个人，而不是承认国家直接参与。

以色列面临的并非单纯“叛徒问题”

涉案人员包括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移民、外国居民、普通工人、宗教学校学生、士兵和预备役人员。2026年，一名在耶路撒冷宗教学校学习的美国公民被控通过Telegram接受任务，拍摄中央汽车站、隐藏U盘，并收取约1400美元加密货币。另有14岁少年被控拍摄军事总部、医院和住宅区。

这意味着伊朗招募对象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圈层，扩展到整个社会。其利用的不是单一意识形态，而是以色列社会中的经济压力、政治撕裂、网络匿名性和战争焦虑。

以色列已经设立专门监禁区域，开展全国性宣传活动，提醒民众警惕“轻松赚钱”。但案件数量持续增加，也暴露出以色列反间谍体系的新难题：过去的安全审查主要针对接触机密的人员，如今任何拥有手机、交通工具和普通社会活动能力的人，都可能执行低级别情报任务。

因此，这场行动的核心并不是伊朗已经完全控制以色列，而是伊朗正在把间谍活动“平台化”和“零工化”。它用很少的钱，换取大量分散的信息；用普通人的短暂合作，测试社会的薄弱环节；用小规模破坏，制造更大范围的不安全感。

对以色列而言，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几十名嫌疑人本身，而在于这种模式可以复制、扩张并长期运行。只要社会中不断有人愿意为了几百美元拍摄军营、传递坐标或接受暗杀任务，伊朗就能持续在以色列内部寻找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