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实战派 | 大连律师张德华：十多年只做一件事——在每一个案件中寻找那个突破口

我是张德华，辽宁宏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大连做律师，今年是第十六个年头。

有人问，十六年做同一件事，不腻吗？

我说，当你见过凌晨三点电话那头企业家的哭声，见过家属拿到不起诉决定书时颤抖的双手，见过一个证据细节翻转整个案件走向——你就知道，这行值得。

我办过大大小小上千件案子，每一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的重托。有人说我是“实战派”，这个称呼我认。因为我的经验不是在书斋里读出来的，是在看守所的会见室、在堆积如山的财务账册里、在二审改判的法庭上，一案一案磨出来的。而且，我手里多了一张牌——注册税务师、会计师资格，这让很多刑民交叉、涉税争议的案子，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突破口。

这篇文章，我想认认真真说说这十六年到底做了什么，凭什么敢称“实战派”。不讲虚的，用真实的办案经历说话。

第一章 快——比黄金更珍贵的是时间

刑事案件有“黄金三十七天”。刑拘后三十七天之内，能不能取保、能不能不批捕，往往决定整个案子的走向。一旦批捕，再想翻盘，难度翻倍。

这十六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刑案电话一接，当天必须去看守所会见，连夜写出法律意见，第二天必须递交。不是每个案子都能不起诉，但每个案子都有最佳时机。错过了，就没有了。

案例一：盗窃案——从可能判死刑到仅处罚金

当事人张某，大连本地人，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员。他和朋友聚会时认识了自称做电商生意的“强哥”，对方说需要几张银行卡周转资金，承诺给点“好处费”。张某当时手头紧，就把两张闲置银行卡借了出去。几个月后，警方找上门，原来“强哥”是个诈骗团伙成员，张某的卡被用于转移诈骗资金。

张某的妻子在刑拘第三天找到我，手一直抖，眼睛红肿，反复问：“张律师，我老公会不会坐牢？”

我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问结果，而是抢时间。当天下午我就赶到看守所会见张某。他胡子拉碴，眼圈发黑，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律师，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拿去诈骗了。”

我让他把借卡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他说借卡时特意问过“强哥”犯不犯法，对方拍胸脯说绝对没事。他总共收了不到两千块的“好处费”，从来没参与过转账操作。我判断这个案子有辩护空间——帮信罪的核心在于“明知”，如果张某确实不知道对方在诈骗，就不符合主观构成要件。

从看守所出来，我回到律所连夜写法律意见书，重点论证三点：第一，张某对诈骗活动的知情程度极低；第二，他只收了一千多块的费用，不是犯罪链条上的关键环节；第三，他是初犯偶犯，有正当职业，没有社会危险性。凌晨一点写完，第二天一早递交检察院。

几天后，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张某被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我继续做不起诉辩护，最终检察院采纳了意见，对张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他保住了工作，保住了家庭，更重要的是，没有留下犯罪记录。

案例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黄金救援期的关键会见

普兰店某中学的袁某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发后，家属第一时间找到我。我当天就去看守所会见，了解到一个重要事实：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案发时具有防卫性质。

我连夜整理法律意见书，向办案机关详细阐述被害方过错、防卫性质等关键情节。由于反应迅速、意见扎实，案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正确的辩护方向。最终，袁某某仅获刑10年，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中属于显著轻判。

这个案子让我更加确信：刑事案件的第一时间反应，往往决定了后续所有结果。错过了时机，很多情节就说不清楚了。

案例三：抢劫案——量刑仅一年，远超家属预期

还有一个抢劫案，当事人被刑拘后家属找到我。我去会见时发现，当事人系初犯、偶犯，涉案金额不大，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我第一时间与办案单位沟通，提交了详尽的法律意见，重点论证当事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由于反应及时、意见充分，案件从一开始就争取到了有利的辩护位置。最终，法院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家属拿到判决书时都不敢相信，说以为至少要判好几年。我说，不是我的本事，是法律给了从轻的机会，我们第一时间抓住了。

第二章 细——藏在卷宗里的救命稻草

很多案子的胜负，不在于法律理论有多高深，而在于你能不能比别人多翻一遍卷宗、多审查一个证据细节。真相有时候就藏在细节里，而我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找出来。

案例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四千多万涉案金额，未退赃仍获轻判

高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金额高达四千多万元。案卷材料堆了半米高。而且，高某没有退赃退赔——这在集资类案件中是非常不利的情节，检方的量刑建议不会轻。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没什么辩护空间了，涉案金额这么大，又没退钱，判十年以上都有可能。

但我把案卷材料翻了一遍又一遍，重点审查高某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实际作用。我发现，高某并非涉案项目的发起人和决策者，而是后期被招募进来的，主要负责执行层面的工作。他在项目中的层级较低，对资金池的控制力有限，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我把这些发现整理成详细的辩护意见：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系初犯；虽然未退赃，但涉案资金的使用和去向非其个人决定。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仅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四千多万涉案金额、未退赃退赔，最终只判四年——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意外。但我知道，这靠的不是运气，是把案卷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从每一个细节中找到对当事人有利的情节。

案例五：职务侵占案——从企业要害部门中找到从轻情节

受家属委托为一起职务侵占案的被告人辩护，被害人是大连知名企业。案卷材料看起来对当事人非常不利——他确实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公司财产，数额也不算小。

但我没有放弃，而是深入调查当事人的工作背景、家庭情况、案发前后的行为表现。我发现，当事人系初犯，在企业工作多年表现良好，这次是家中突发变故急需用钱才一时糊涂。案发后他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了全部事实，有自首情节，悔罪表现明显。

我把这些情节逐一论证，最终被告人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职务侵占案件中属于较轻的量刑。

案例六：强奸案——十名被害人，逐份证据审查锁定关键疑点

沙河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仝某强奸一案，案情复杂，被害人达十人，社会影响重大。案发后，仝某家属找到我。

我介入后，逐一审查了十名被害人的陈述、双方的聊天记录、见面经过、事后反应等全部证据。我发现，部分被害人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部分指控缺乏充分的书证或物证支撑。虽然本案无法做到无罪辩护，但很多从轻情节值得争取。

我向法庭详细阐述了被告人在部分事实中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等从轻情节，最终被告人仅获刑16年。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中，这个结果已经是最大程度的争取。

第三章 敢——在所有人都说认罪时坚持自己的判断

刑辩律师有时候很孤独。当所有人都在劝当事人认罪认罚时，你坚持无罪辩护，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我始终相信，真正的专业判断，来自于对证据的深入审查和对法律的准确理解。

案例七：故意杀人变故意伤害——推翻重罪指控，判刑两年

这是我在大连代理的一起重要案件。被害人一方一直坚称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安机关最初也是以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如果这个罪名成立，被告人的刑期至少在十年以上，甚至可能更重。

所有人都劝被告人认罪认罚，争取从轻。家属找到我时说：“张律师，我们也没指望无罪，能少判几年就行。”

我接手后，把全部案卷材料仔细审查了三遍。重点分析两个问题：被告人有没有杀人故意？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足以认定故意杀人？

我发现，案件中存在多处疑点：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冲突是突发性的，没有预谋；被告人使用的工具并非致命性武器；被害人的伤情虽重，但致命部位并非被告人主动瞄准；被告人在冲突过程中有多次中止行为。

我向法庭提交了详细的辩护意见，论证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而非故意杀人罪。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仅判刑两年。

从故意杀人到故意伤害，从十年以上到两年——定性一变，人生全变。这个案子让我更加确信：刑辩律师要有独立的判断，不能因为压力大就随大流。

案例八：涉台继承案——一审败诉后坚持上诉，二审逆转改判

这是一个民事诉讼，但“敢”字同样重要。涉台继承案件，一审败诉，对方在程序上反复刁难，主张台湾公证遗嘱在大陆没有法律效力。

一审判决下来后，当事人都快放弃了。我说，不能放弃，一审判决有问题，我们要上诉。我重新梳理了台湾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问题，深入研究了两岸关于公证文书互认的规定，发现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上存在重大疏漏。

二审中，我围绕台湾公证遗嘱在大陆的法律效力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充分论证，提交了大量法律依据和类似案例。最终，二审法院直接改判，确认台湾公证遗嘱在大陆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胜诉。

从一审败诉到二审翻盘，这个转变靠的是对法律的深入研究和对当事人权益的执着坚守。

第四章 专——会计证+税务师证，别人看不到的突破口我看到了

在大连律师圈，同时拥有律师证、注册税务师证、会计师证的，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我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在处理经济犯罪、合同纠纷、税务争议时，财务和税务的专业视角，常常能打开别人看不到的突破口。

案例九：华夏银行系列案件——标的额超三亿元，财务视角找出关键节点

华夏银行的金融借款、担保、破产系列案件，标的额超三亿元。这类金融案件的难点不在于法律条文本身，而在于复杂的资金流向、担保关系和债权债务结构。

我接手后，没有急着写法律文书，而是先做了一件事：把全部的借款合同、担保协议、资金往来凭证、还款记录整理成一张巨大的财务关系图。哪一笔借款对应哪一份担保、资金流向哪个账户、还款记录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全部用表格和图示呈现出来。

这张财务关系图让我发现了几个关键节点：部分担保协议的签订时间晚于借款发放时间，存在“先放款后补担保”的情形；部分还款记录与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不符，但银行在账务处理中并未提出异议。

这些发现成为案件的核心突破口。最终，系列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代理效果，为当事人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案例十：股权转让纠纷——用会计师的专业视角看账，找到撤销协议的关键证据

刘某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当事人面临被追加为债务人的巨大风险。一审形势不利，刘某找到我时压力非常大。

我没有只看法律文件，而是从会计师的专业视角，把目标公司的全部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税务申报记录逐一核对。结果发现，转让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多项财务信息披露不实的问题——部分应收账款是虚构的，部分应付账款被隐瞒，公司的净资产状况与转让方承诺的严重不符。

我向法庭提交了详细的财务比对报告——不是简单地说“对方造假”，而是逐笔列明哪一笔应收账款找不到对应的业务合同、哪一笔应付账款在公司之前的财务报表中从未出现过。这些财务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转让方存在欺诈行为。

最终，法院依法撤销了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避免了上百万元的损失。

案例十一：票据纠纷——读懂票据背后的资金链，为大连企业胜诉

代理大连某公司与山东济宁银行的票据纠纷案。票据纠纷的专业性非常强，涉及到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等复杂法律问题，而且跨省办案，对方是银行，实力雄厚。

我介入后，从法律和财务两个维度同时入手。法律层面，逐份审查票据的签发、背书、承兑、付款等全流程合规性；财务层面，梳理了票据背后的真实资金流向和贸易背景。

结果发现，银行在票据承兑过程中存在审查不严的问题，部分票据的贸易背景不真实，银行却仍然予以承兑。我向法庭提交了详细的证据材料，成功为当事人胜诉，维护了大连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实——无论标的大小，责任一样重

这十六年，我代理过标的额超三亿的银行案件，也代理过几千块的押金纠纷。但在我这儿，案子的分量不在钱多钱少，而在你心里有多重。

案例十二：动迁补偿纠纷——十年未获补偿，依法维权终有果

代理旅顺经济开发区多位动迁当事人的案件时，我面对的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现实：房屋被依法拆除十年了，一分钱补偿都没拿到。十年间，这些当事人找过各个部门，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我接手后，系统梳理了每一户的动迁档案、房屋权属证明、历次补偿协商记录。我发现，政府在动迁程序上存在多个环节的瑕疵，补偿方案也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我代理当事人启动法律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审理，法院依法判决当地政府履行职责，支付补偿款项。十年没有解决的事情，通过法律途径终于有了结果。

当事人拿到判决书时老泪纵横，说十年的心病，终于有人帮我们解决了。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法律给了你们权利——只是这个权利，需要有人帮你们去主张。

案例十三：合作办学纠纷——历经四次诉讼，全额收回学费

代理大连某大学的合作办学纠纷案件，一打就是好几年的马拉松。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四次诉讼，每一次我都认真准备，从不因为案子周期长而有丝毫懈怠。

这个案子的难点在于：合作办学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既有民事合同关系，又有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证据材料涉及招生数据、学费收取记录、教学成本核算、合作协议条款解释等多个方面。

我从财务和法律两个维度同时入手，把合作协议的每一条款、合作期间的每一笔资金往来都梳理清楚。重审阶段，我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资金流向分析报告，清晰展示了合作办学款的来龙去脉。最终，法院依法维护了大学的合法利益，全额收回了合作办学款学费。

大学法务负责人拿到判决时说：“张律师，这个案子打了这么多年，我们差点就放弃了。”我说，案子再复杂，只要你认真对待每一份证据、每一次开庭，就会有结果。

案例十四：涉外离婚案件——涉港、涉新、涉美……精准把握涉外程序

代理涉港、涉新加坡、英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涉外离婚案件，一审判决离婚。涉外离婚案件看起来就是离婚，但实际上比普通离婚复杂得多。

不同国家的法律对离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求各不相同：有的国家要求一定期限的分居才能离婚，有的国家对子女抚养权有特殊规定，有的国家涉及财产分割的域外执行问题。涉外离婚案件的程序更为复杂，涉及司法文书跨境送达、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

我代理每一件涉外离婚案件时，都会先研究对方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与当地的法律专业人士沟通确认，确保法律文书的措辞、证据的格式、程序的操作都符合要求。一审均判决离婚，当事人不用因为涉外程序的复杂性而久拖不决。

第六章 韧——不管标的额多大，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案例十五：民间借贷纠纷——一审败诉，二审发回，再审对方撤诉

沙某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审败诉。对沙某来说，这个结果意味着几十万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他找到我的时候，整个人很消沉，说：“张律师，一审已经输了，还有希望吗？”

我说，只要上诉期没过，就有希望。我申请查阅了一审全部卷宗，逐页研究一审判决的每一个认定。结果发现，一审判决在关键事实认定上存在重大疏漏，对部分证据的采信标准明显不当。

我制定了详细的上诉策略，在二审中运用清晰的逻辑和严谨的论证，逐条指出一审判决的不合理之处。二审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裁定发回重审。重审过程中，对方自知理亏，主动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沙某一方彻底胜诉。

从一审败诉到对方撤诉，这个逆转靠的是把一审卷宗翻透、把每一个法律问题研究透、把每一个证据分析透。

案例十六：民间委托理财纠纷——一、二审均胜诉，挽回损失300多万

赵某的民间委托理财纠纷案，涉及金额三百多万元。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委托理财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亏损由谁承担？

我接手后，深入研究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检索了大量类似案例，发现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和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裁判规则。我以此为核心辩点，论证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合法有效，受托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

一、二审法院均采纳了我的意见，认定合同有效，赵某胜诉，挽回了三百多万元的损失。赵某拿到二审判决书时说：“张律师，要不是你把这个法律问题研究透了，我这三百万就真的没了。”

结语：一点一滴，汇成十六年的坚守

写到这里，回想这十六年的职业生涯，我感慨良多。

我见过凌晨三点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见过看守所门口家属期盼的眼神，见过法庭上当事人颤抖的手，也见过拿到不起诉决定书时一家人抱头痛哭的场景。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段人生。

有人问我，做律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觉得是这句话：诉讼策略灵活务实，讲究从独特角度寻找突破口；注重实效，无论是刑事辩护的量刑突破，还是民事案件的二审逆转，都体现出对案件实效的高度追求。

一份安全培训记录、一张泛黄的会议纪要、一段被忽略的监控录像、一个藏在账册深处的数字、一条随手发的朋友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就是决定当事人命运的钥匙。

而我的工作，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案卷材料中，找到那把钥匙。

这十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每一个案件中，寻找那个突破口。

不是每个案子都能赢，但每个案子我都全力以赴。不是每个当事人都能无罪释放，但每个人在我这里都能得到真诚、专业、有温度的法律服务。

我是张德华，在大连做刑事辩护和重大民商事争议解决十六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专业立身，细节取胜。遇到拿不准的事，可以来找我。别自己硬扛，早点找专业的人给你拿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