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蔡丹：西汉早期“底柱之漕”

作者：陈伟 蔡丹

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5期

摘 要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的《五年将漕运粟属临沮令初殿狱》，记载文帝后五年安陆县代理令史越人、举城协助临沮县令初，带领南郡漕卒参与漕运。作为该部运输路线起讫的濕仓、底柱仓，应即唐集津仓、三门仓的前身。唐裴耀卿漕运新法中的核心环节，利用底柱北岸的山路避开难以航行的底柱河段，大概是对汉人智慧的继承。西汉王朝由治粟内史负责考课，各郡由属县长官轮流带队，漕卒则由一郡中若干县的更卒按需组成，形成国家对人力大规模动员的有效模式。关键词：睡虎地汉简 漕运 底柱 更卒

漕运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一件大事。西汉王朝对“河渭漕挽”的利用，《史记》《汉书》有多条记载，一再提及“底柱之漕”，显示底柱一带是黄河漕运中最艰险的地段。如《史记·河渠书》记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又载“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对西汉“底柱之漕”，学者利用传世典籍和考古发现，已有探讨，但因资料有限，难以深入。出人意料的是，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中，包含极其珍贵的漕运文献，不仅填补传世典籍中文帝之世漕事的空白，而且可以与相关史载、考古发现关联，推动西汉早期“底柱之漕”和漕卒来源、漕运组织及考核等方面的研究。

睡虎地汉简中的漕运资料，主要是题为《五年将漕运粟属临沮令初殿狱》（简称《将漕殿狱》）的一组司法文书，《质日》中还有几条记事可相呼应。《质日》卷业已刊布，《将漕殿狱》将与同出的其他文书合为一卷出版。兹谨以该文书解读的初步认识试述如次，以就教于方家。

一、睡虎地汉简中的漕运资料

《将漕殿狱》记述，文帝后五年（前159）安陆县越人、举城二人代理令史，在临沮县令初主持下，参与管理底柱一段的运粟事务。因考课殿后，受到起诉和处分。案卷由20枚简牍组成，1号、10—12号长46厘米，相当汉代2尺；3号长36.2厘米，约汉代1.6尺；其他均为22.5厘米左右，近乎汉代1尺。宽度从1厘米到3.17厘米不等，1厘米或略宽的书写2行字，2厘米左右的书写3行字，1号牍最宽，写有6行字。20号牍宽2.5厘米，只书写1行题名。出土时大致可见成卷的状态，多为主要书写面朝内呈逆时针方向收卷，20号牍位于最后，书写面朝外。从文书来源看，可分为3部分。

第一部分有1、2号牍，主体是内史丞遮之发给南郡的文书：

1、2号牍分别是南郡收到的“一牒”、“一书”。“牒”是考课记录，2号牍称之为“课”，17号牍称之为“课书”。“书”主体是内史丞致上党、南郡二郡守丞的文书，14号牍称之为“治粟内史书”。“六月癸丑”至“朝手”，则是南郡官员将文书转发临沮的批文。

第二部分由3—6号牍组成，是临沮将上述文件转发给安陆的文书，以及安陆收到文书后的回复：

1号牍误将“安陆”写成“安陵”。3号牍中，临沮代理狱史辅就此作出订正。10、11号牍中的“辟”，应该就是指3号牍。4号牍是临沮县致安陆县的文书，1—3号作为附件一同送达。5号牍是安陆官署收到文书后回复临沮的确认函。6号牍是以上文书的题名，“劾”指起诉，“劾书”大概指1—4号牍，“报书”则指5号牍。

第三部分由7—19号牍组成，是安陆对案件的处理及上呈文件：

7—9号牍是安陆县府致水官、仓官的函件及其回复文书。7号牍要求确认越人、举城的身份，并遣送于狱。“水举城”是水官啬夫举城的省称。越人的职务是阳武乡佐，却致函仓官，大概是临时在仓工作。10—12号牍是审理记录，在确认“课殿”之后，两位当事人“夺劳各三月”。13号牍是安陆县长和守丞将裁决通知给县尉执行。14—17号牍是安陆县将审断结果报告南郡。18号牍是关于漕运考课的令条，为14—17号牍附件，表明裁处依据。17号牍说“谨并上课书”，大概第一部分也作为附件一同呈报。20号牍是该组文书的总题名，其中“狱”为“狱簿”（司法案卷）的省称。两位当事人之一的越人，即睡虎地77号墓的墓主，应是他有意留存或抄录此份案卷。

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的《质日》从文帝十年（前170）持续到后七年，大多保存较好，但《十六年质日》和后《四年质日》折断较多，只可大致复原；《十一年质日》《十五年质日》和后《五年质日》损坏严重，仅能根据历法、记日干支的书写风格、各栏位置、相关记事等，对部分残简推测定位。其中与漕运有关的记载如下。

第一，推测属于文帝十五年九月或后五年八月的一条记载，（1—1）“壬辰，安陆公将漕行”。安陆公，是对安陆县长的尊称。此残片保留原简末端，和完整质日简带有三道编痕中的最下一道编痕，可知所记日辰“壬辰”位于分6栏书写的质日简中第6栏，应该属于某年的第八、九两个月份。在损坏严重的三个年份质日中，十一年48号（九月十六日）已有残简定位，1—1只存在十五年41号（九月九日）和后五年14号（八月十三日）两种可能。究竟属于哪一年，尚难断定。

第二，文帝后三年四月的一条记载，（2—1）“乙巳，乡式致漕者家钱廷”。“乙巳”，四月十三日。“乡”，乡啬夫的省称。该乡具体指越人当时任职的安陆县阳武乡。“式”，人名。“漕者”，应即3—1中的“漕卒”及《将漕殿狱》中的“卒”，具体从事漕运的劳力。“廷”，县署。简文是说阳武乡啬夫式将本乡漕卒家里给漕卒的钱送到县署。

第三，文帝后四年五月的一条记载，（3—1）“庚午，致漕卒用宛”。“庚午”，五月十四日。

第四，推测属于文帝后五年的三条记载：

（4—1）甲寅，除为守令史。（4—2）寅，将漕罢去濕。（4—3）壬子，道将漕来，休廿三

4—1与《将漕殿狱》10号牍所记对应，可确定在后五年五月四日。4—3推定在当年九月四日。4—2当是从漕运驻地启程返回的记录，“濕”应即《将漕殿狱》所记“濕仓”所在。“寅”上残字可能是“壬”，壬寅为八月二十三日，在九月壬子前11天。

第五，文帝后六年的六条记载：

（5—1）（十月）壬子，道将漕来，视事。（5—2）（三月）癸未，徭之陕，受令去。（5—3）（四月）甲戌，道陕来，到安陆。（5—4）（五月）甲午，视事，治漕课。（5—5）（六月）丙午，治漕课已，上尉府。（5—6）（六月）癸亥夕，道上漕课尉府来。

5—1与后五年漕事记载关联，是越人回到安陆后，开始日常工作。“陕”，西汉弘农郡陕县。秦汉陕县故城在今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老城（唐宋以来陕县城）东侧。如下文所述，濕仓、底柱均在黄河北岸不远处。5—2、5—3记越人往返其地，大概也与漕运有关。考虑到2号牍内史丞遮之下达考课文书是在同年四月甲子，越人至陕或许与此次考课有关。5—4、5—5所记“治漕课”，是对后五年五月至八月越人参与漕运考课的进一步核定。

二、濕仓、底柱仓位置所在

《将漕殿狱》多次出现“运濕仓菽粟输底柱仓”。濕仓和底柱仓所在，以及两仓之间的运输方式，是解读该文书的关键，也是涉及当时漕运制度的重大问题。

底柱仓在传世文献中无载，但底柱作为黄河中游著名的地理坐标，则史不绝书。《史记·夏本纪》载“东至砥柱”，集解引孔安国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也。”《水经·河水》载“又东过砥柱间”，郦道元注：“砥柱，山名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其具体所指，唐代以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三门山。《元和郡县图志》：“底柱山，俗名三门山，在县东北五十里黄河中。”《括地志》《太平寰宇记》与蔡沉《书集传》等略同。《史记·河渠书》：“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正义称“山东，谓河南之东，山南之东及江南、淮南，皆经砥柱上运，今并从沔，便于三门之漕也”，也用三门之漕解释“砥柱之漕”。《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禹凿底柱，二石见于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河水至此，分为三派流出其间，故亦谓之三门。”胡氏应是将鬼门、神门二岛看作“三门”、“砥柱”。不过，《旧唐书·食货志下》载“（开元）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新唐书·食货志》则记作“凿砥柱为门以通漕”，表明开元新河所在的人门岛也被看作三门山和底柱。二是三门峡六峰。唐人赵冬曦《三门赋序》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盖夏后之所开凿。其最北有两柱相对，距崖而立，即所谓三门也。次于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顶平阔，夏禹之庙在焉。西有孤石数丈，圆如削成。复次其南有三峰，东曰金门，中曰三堆，西曰天柱。”三是底柱石或梳妆台。正德八年（1513）都穆《砥柱》载：“三门之广，约二十丈。其东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约三丈，周数丈。相传上有唐太宗碑铭，今不存。”嘉靖五年（1526）吕柟《观底柱记》说底柱“在三门山之阳，紫金、骆驼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二者所指均即底柱石。万历九年（1581）王世懋《游三门集津记》则说：“砥柱者亦河流中一山，其断处稍近北岸，挺生一石，伶俜卓立，隆上锐下，状若舞女，与今画工所图绝不类。土人谓之将军柱云。”王氏所述似指梳妆台。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认为，“三门或砥柱，原是三门峡地区的总称，现在把河中的一座小岛叫做砥柱，则是后代的传讹……大约在明代以后，由于砥柱铭的毁坏，逐渐不称梳妆台为砥柱而把它挪到天柱的身上了”。

前两种说法出现年代比较早，第一种说法中人门岛亦称三门山和底柱的资料，缩小其与第二说的差别。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于第三说形成原因的分析，虽然具体说法还可推敲，但基本判断应该合理。如此看来，汉唐人所说的底柱，是指三门二岛（鬼门、神门）或三岛（鬼门、神门、人门）以至六峰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仅指后世底柱石或者梳妆台的可能性比较小。底柱仓应与底柱相近，由于三门六峰集中在一个较小范围内，无论取何种解释，对底柱仓定位的实际影响并不大。

濕仓，应即《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下班固自注的“溼仓”。其具体地望，传世典籍未见载述。晚清学者吕吴调阳始云：“溼即汾隰，在临汾。”今人或从之，定在山西侯马市北汾水西岸。1962年，山西省博物馆入藏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制作的“濕仓铜斛”，学者提出“溼”、“濕”通用，铜斛为河东郡溼仓所用。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三门峡以东约8公里处的龙岩遗址，采集到1件有“濕□备□”字样的瓦当残片。陈直将此瓦当与“华仓”等瓦当并列，主张“以上六瓦，皆西汉时仓庾所用之物，《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注有湿仓，与现今三门峡出土地址相近”。丘光明认为，“瓦当残文‘濕’下所缺当为‘仓’字，全文似应为‘濕仓备成’。若果如此，说明《汉书·地理志》注中的‘溼（濕）仓’即在平陆县境内，而濕仓铜斛正是新莽时河东郡的濕仓所用之量器”。带有地名的仓庾瓦当，在陈直文中引述的“华仓”和“京师庾当”之外，还见有“京师仓当”和“澂邑漕仓”。残瓦当上的“濕”，应非吉语类文字瓦当中的用字。陈、丘二氏看作“濕仓”之名，是有道理的。简牍文书、封泥等往往经过传递，贵重的金银器、铜器等或许被馈赠、掠夺，发生位置移动。与上述文物不同，瓦当通常留存在原建筑遗址一带。从该角度考虑，无论丘光明对缺文的拟释是否精确，“濕□备□”残瓦可看作提示濕仓所在的重要线索。

需要关注的是，唐代漕运因避底柱天险，以水运为主，而在三门峡河段短距离改走陆路，即在北岸凿山开道，在其东西设置漕仓。相关史料与遗迹对《将漕殿狱》“运濕仓菽粟输底柱仓”的解读，富有启示。

《通典》记开元二十一年（733）裴耀卿提议被采纳，“于是始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耀卿罢相后，缘北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废”。“三门仓”之名，《唐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所载相同，《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新唐书》则记作“盐仓”。约半个世纪后，此工程以改进的形式再现。《新唐书·食货志》：“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径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五万缗，下路减半。”

北宋定都开封，漕运格局与唐代迥异。三门仓（盐仓）及三门峡北岸的短途陆运未见载述，但集津仓仍存续一段时间。学者推测，北宋时解盐陆运至集津仓后，才从黄河水运而下，大概是集津仓继续存在的原因。

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三门峡北岸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探寻以集津仓、三门仓为标志的唐“北运”遗迹。其在三门峡以东约8公里的平陆县龙岩村西一片台地上，发现龙岩遗址。此处三面环山，南面临水，地势比较低平。地面散布许多汉代的灰色绳纹瓦残片，采集到3件卷云纹瓦当残片和“濕□备□”文字瓦当残片，并发现少量唐、宋白瓷片。1997年，配合小浪底水库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调查并发掘龙岩遗址，发现唐代房址及宋代房址、残墙和火坑，获得汉代瓦当2件，唐代鸱尾和长方形砖各1件，宋代长方形砖、方形砖和兽面瓦当各1件。唐砖上有手书“上仓”2字，宋砖上有“官”字印记。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提出，根据三门以东黄河北岸的地形观察，在10多公里的范围内，除龙岩遗址外，别无他处宜于建仓，而且流传的龙岩村为“运粮城”之说，应源于漕运，所以此片台地即为集津仓故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现的唐宋遗迹，以及带有“上仓”、“官”等字样的遗物，与集津仓的历史相合，为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的判断增加新证据。唐宋集津仓在今龙岩遗址，可靠度比较高。由于“濕□备□”残瓦当的存在，其地还应是汉濕仓所在。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还认为，从三门峡沿黄河西行约2.5公里有一处台地，散布许多唐代灰色素面布纹瓦片，以及与龙岩遗址所出相同的白釉瓷片。台地东西约100米，南北约20—30米，紧挨河滩。此处河岸常年受黄河冲刷，早前大概还宽阔一些。台地西北有下仓村，原名仓里，因有上、下两村，故名下仓。在村庄周围出土过汉、唐陶器和宋代瓷器。在村西1公里许，河滩上有乱石一堆，其中一块有绳索磨泐痕迹，似因久有船只停留，用绳在此拴缚而成。下仓遗址时代既属唐代，里程又大体符合，其地名似与仓址有一定渊源，可以推测它就是盐仓旧址。比较而言，下仓遗址之为唐三门仓（盐仓）所在，证据虽然不如龙岩遗址为集津仓充分，但大致应无问题。考虑到三门峡一带适合建漕仓的位置有限，以及“三门”与“砥柱”的密切关联，下仓遗址代表的唐三门仓（盐仓）大概就是汉底柱仓故址。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第一次就漕运上奏时提到：“今汉、隋漕路，濒河仓廪，遗迹可寻。”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因而认为，唐代集津仓很可能建在汉、隋旧址上。现在因《将漕殿狱》的发现，可以进一步推测，唐代集津仓和三门仓（盐仓）分别建在汉濕仓、底柱仓故址之上，裴耀卿所云拥有真实的历史依据。

三、濕仓至底柱仓的运量与运输方式

《将漕殿狱》对越人、举城参与“将漕”的多项数据有详细记录。

第一，“运濕仓菽粟输底柱仓”数。1号牍载“运濕仓菽粟输底柱仓百廿三万二千七十三石三斗八升九分升八”，10—11号牍记作“运濕仓菽粟百廿三万二千七十三石三斗八升九分升八，输底柱仓”，是越人、举城参与“将漕”的运输总量。看前一条引文，似应指运至底柱仓的总额。但看后一引文，却又似指从濕仓运出的总额。由随后推算可见，此数值与“今人致”及“致粟少章”的数额相关，因而应取前一种理解。

第二，“章当人致”数。1号牍记：“章当人致三百七十七石一斗四升七分升二，今人致三百六十七石五斗六升又万五千八十四分［升］五千五百廿一……致粟少章三万二千一百九石五斗一升，负六百卌二算。”11号牍略同。《国语·周语中》“将以讲事成章”，韦昭注：“章，章程也。”此处应指漕运规程，“章当人致”是要求达到的人均运输量。

第三，“今人致”数。前录1号牍和11号牍在叙述“章当人致”时一并叙及，是指人均实际运抵的数量。

第四，“致粟少章”数。在前录1号牍和11号牍所载之外，还见于15号牍。“致粟少章”指实际运输总量少于规定运输总量的数额。

第五，“致粟少章”负算数。“负”，指亏欠。所“负”的“算”是秦汉时考核官吏业绩的计量单位。1号牍在“致粟少章”之后记载“负六百卌二算”，表明“致粟少章”共负642算。

第六，“卒亡”数。1号牍载“卒亡百一十七人，人负三百五十一算”。11、15号牍也说“卒亡百一十七人”。117人，是越人、举城参与带领漕运中漕卒死亡的数目。

第七，“卒亡”负算数。1号牍在卒亡数之后述及，表明漕卒死亡共负351算。

第八，总负算数。1号牍载“凡负九百九十三算”。993算是“致粟少章”所负算（642）与“卒亡”所负算（351）之和。

第九，漕卒数。1号牍记：“卒三千三百六十人，率什负二算三千三百六十分算三千二百一十。”3360人是越人、举城参与带领漕卒的总数。

第十，“率什负”数。见上揭1号牍所载。“率什负”云云，是说平均10个漕卒负2又3210/3360算。当时漕运各部考课结果，应该是以“率什负”数呈现，由此排出名次。

上述数值之间的关系，有的很清楚，有些则比较费解。清楚的有“卒亡百一十七人”，“负三百五十一算”，当是卒亡1人负3算，117人共负351算；“致粟少章三万二千一百九石五斗一升，负六百卌二算”，当是“致粟少章”50石负1算，32109.51石大约共负642算。以“致粟少章”负算与漕卒死亡负算之和（993）乘10，再除以漕卒数（3360），结果即“率什负二算三千三百六十分算三千二百一十”。不好理解的是，用“运濕仓菽粟”数除以“今人致”数，应等于漕卒数（3360）。然而实际得数只有3352，比记载的漕卒数少8人。

“运濕仓菽粟输底柱仓”、“章当人致”与“今人致”、“致粟少章”4个数据一起出现，并且彼此关联，数值应该无误。通过上述数据推算出的漕卒，与直接见于记载、用作核定“率什负”数的漕卒数何以相差8人，颇费思索。西北汉简日作簿中，常见将相关人员排除在“定作”，即直接从事劳作者之外的情形。漕运考核或许存在类似规则，即在衡量“章当人致”、“今人致”的场合，某些人员不计入在内，只是在核算“率什负”的时候，才把所有人员纳入。由于3000多人中只有8人未计入“章当人致”、“今人致”，此8人大概是临沮令初和越人、举城等官吏。

西汉时期一个年度运至长安的漕粮数量，史籍中有一些记载，可大致梳理如下。第一，《史记·平准书》：“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书·食货志上》则记于“天下既定”之后。大约高祖至吕后时，常年漕运均为数十万石。

第二，前揭《史记·河渠书》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此事记于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决之后。《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光五年：“右内史番系。”同表元朔五年（前124）：“四月丁未，河东太守九江番系为御史大夫。”综合上述记载，番系任河东太守提议开发河堧弃地替代山东漕运，即“岁百余万石”年漕运量的陈述，在元光五年至元朔五年之间。

第三，《史记·平准书》在“杨可告缗遍天下”后记：“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杨可方受告缗”约在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冬，告缗令废止在元封元年（前110）。岁漕400万石，应是这几年中达到的数值。

第四，《史记·平准书》元封元年下记：“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600万石是史载西汉时期一年漕运量的峰值。

第五，《汉书·昭帝纪》记元凤二年（前79年）六月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又元凤三年春正月记诏云：“其止四年毋漕。”《汉书·食货志上》记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寿昌说“故事”，应指当时的惯例。元凤元年减漕的基础，大概也是400万石，而当年漕运为100万石。五凤年间“省关东漕卒过半”，当年漕运大概为200万石。在武帝元鼎年间至宣帝五凤年间，除个别年份高至600万石之外，岁漕数量大多在400万石上下。在此后一段时间降至200万石左右。

文、景之世的漕运情况，史籍缺载。《将漕殿狱》记文帝后五年运至底柱仓的菽粟123万石有余。由于已过底柱之险，运达长安时，损耗应该不多，堪称“百余万石”。由此可见，至迟在文帝后五年，运至关中的漕粮已近乎武帝元光、元朔年间的数量。

在有多个部参与的漕运中，任务分配似存在三种情形：一是按路段划分；二是在某一路段中按运量划分；三是两种方式并存，视不同情况灵活安排。基于对运量的分析，文帝后五年越人、举城所在的临沮令初所部，应是按路段分工，承担当年漕运濕仓至底柱仓一程的全部任务。

临沮令初所部把漕粮从濕仓运往底柱仓，通过陆路还是水路，牍文未曾涉及，可参考唐代情况，从漕仓布局和功用角度加以分析。前引《通典》所叙诸仓，是裴耀卿实行分段转运的节点。河阴仓在河汴交汇处，江南运船在此卸载折返，换船溯黄河而上。太原仓在唐陕县“西南四里”，“北临焦水，西俯大河，地势高平……周回六里”。由黄河南岸陆路和经黄河水道西行的漕粮，均在此处转运，时称“控两京水陆二运”。至于设集津、三门二仓的目的，《通典》明言是“陆行以避湍险”。其后还说“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表明由集津仓运到三门仓的漕粮，并非直接发往关中，而是运到对岸的太原仓中转，更凸显集津、三门二仓的特定功能。汉、唐二代底柱河段及其两岸的地理条件未闻有重大变化，濕仓、底柱仓在西汉漕运中的作用应与集津仓、三门仓大致相同。因此，西汉早期应已采用与唐代裴耀卿、李泌类似的方法，在其他地段利用水运，而在濕仓至底柱仓之间改走陆路，从而避开底柱河段。裴耀卿漕运新法的核心环节，在其前约900年的西汉早期即已实行。

如前所述，番系欲省“砥柱之漕”在元光五年至元朔五年之间。有人提议用褒斜道取代“砥柱之漕”，是在张汤任御史大夫期间（前121—前115）。其时用“砥柱之漕”指代沿三门峡西行的漕运，而运量大致与先前相当，推测还沿用《将漕殿狱》所示在底柱一段改用陆运的方式。《将漕殿狱》未记从濕仓运出粮食的数量，此段陆运损耗无从得知。不过，临沮令初所部3360人，死亡117人，可见劳作条件相当险恶。其后30年左右，番系说“砥柱之漕”“败亡甚多，而亦烦费”，彼此应可参验。及至岁漕高达400万石、600万石时，是否继续沿用该运输方式，目前无从探讨。

西安北郊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有1枚“厎柱丞印”。王子今推测，秦代或有底柱县，与以底柱为显著标志的黄河漕运线路有关。鉴于西汉早期底柱仓的存在，“厎柱丞印”或许是秦底柱仓丞之印。果如此，秦代黄河漕运已在底柱河段采用陆运。

四、漕卒与漕运管理

汉代漕运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学者关心已久。南宋钱文子认为，“若夫主漕之官，主于侍御史（《汉官仪》：侍御史，出督郡漕运军粮），总于大农，而分掌于太仓令。在外则以县令而将漕（卜式），或以刺史而护漕（朱博），无定员也”。严耕望引述卜式“将漕最”等记载，主张“漕送之职归地方”。藤田胜久推测，西汉漕运由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统筹谷物、仓库管理、造船等，但在运输方面，除雇佣僦人之外，似乎没有直接参与。其运输任务主要是由郡县都尉等武官系统的军队担当。现在因《将漕殿狱》的出现，有可能对相关认识加以验证和推进。

（一）漕卒

具体从事漕运的人，《将漕殿狱》称之为“卒”。资料3—1中称作“漕卒”，应是在“卒”前冠以具体役事。前引《汉书·食货志上》耿寿昌奏言中“卒”与“漕卒”互言，正相类似。

“漕卒”的身份，可从几个方面探讨。其一，资料2—1“乡式致漕者家钱廷”，与3—1“致漕卒用宛”的表述类似，表明“漕卒”亦称“漕者”。睡虎地汉简《质日》中，对各种徭役的民众，常常以“某（徭役事项）者”相称。如《十年质日》十一月辛巳“堤者”，《十二年质日》正月辛丑“城者”，《十五年质日》三月己亥“择珠者”。与此相关，《将漕殿狱》与资料4—2、5—1把带领漕卒漕运称作“将漕”，睡虎地汉简《质日》对越人等吏员带领徭役也称“将”。如后《二年质日》九月甲辰“将治城”，后九月壬辰“将采珠”，后《六年质日》五月己卯“将堤”。上述从不同角度说明，漕卒或“漕者”与一般徭役承担者无异。

其二，青岛土山屯147号墓出土《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简称《要具簿》）有各类人口数据的记载。有关“卒”的部分：“凡卒二万一千六百廿九，多前五十一。罢癃睆老卒二千九十五，现甲卒万九千五百卅四。卒复除徭使千四百卅一，定更卒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一月更卒千四百卅六。”“罢癃卒”是指傅籍为卒后残疾的人，“睆老”指达到一定年龄仅服半役的人，“卒复除徭使”应指“卒”中被免除徭使的人。岳麓书院藏秦简有“得虎”、“除徭戍”的制度和事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对工人“复其户”、“勿算徭赋”的条文。《要具簿》为“卒”的相关制度提供明确而重要启示：在“卒”即傅籍以后的成年男性中，减去残疾、年老者为“甲卒”，再减去免除徭使者为“更卒”。“更卒”是轮番供役的卒。《要具簿》“现甲卒”减去“卒复除徭使”得出“更卒”定数，正好体现“更卒”需要为国家提供徭役。睡虎地汉简将漕运者称作“卒”或“漕卒”，如果采用《要具簿》中的概念，其实应指在普通“卒”中剔除“罢癃睆老卒”和“复除徭使”者之后的“更卒”。

其三，荆州松柏1号墓出土多种武帝建元、元光年间的官府簿籍。47号牍在南郡17个县（含侯国）下，记列各县“卒”的人数、“更”的次数和每更人数等内容。之前学者做过研究。现在看来，该篇牍文的用途还有待探讨，基本内涵则大概可知。

首先，与47号牍一同出土的松柏53号牍，记有南郡江陵等10县使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的口数，以及“复”即免除徭役的口数，35号牍则记有南郡17县新傅人数。“使大男”应即汉简中习见的“大男”，指15岁以上男性。“新傅”指新近傅籍的成年男子。综合上述资料分析，47号牍所记各县的“卒”只占各县“使大男”人数的一部分，应是在已傅籍成年男性基础上减去免除徭役等情形之后的数据。因此，松柏47号牍中的“卒”与睡虎地汉简中的“卒”、“漕卒”类似，与《要具簿》中的“更卒”相当。松柏木牍的年代介于睡虎地汉简与《要具簿》之间且接近前者，是说明睡虎地汉简中“卒”、“漕卒”性质的重要佐证。

其次，47号牍所记各县卒更的次数，三更最多，有夷陵、醴阳、孱陵、州陵、沙羡、安陆、江陵、显陵、便、轪10县；四更、五更有夷道、临沮各1县；六更有宜成、中卢2县；七更有巫、邔2县；秭归1县为九更。如果把各县卒的总数除以“月用卒”数，约等于4.8。在各县卒平均负担时，每个人在4.8个月中，就当出更1个月。

《汉书·食货志上》记董仲舒上书武帝：“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颜注：“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要具簿》将“定更卒”细化为“一月更卒”，与董仲舒说“月为更卒”及颜师古说“一月而更”相当。岳麓书院藏秦简《戍律》：“戍者月更。”更卒一年供役一月的规定，秦代应已实行。岳麓书院藏秦简《徭律》：“徭多员少员，
计后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当徭戍。有余及少者，后年。”当年徭役多于或少于定额的部分，顺延到后一年度处理，官府因而可以灵活安排徭役，在动态中维持“一月而更”的制度。松柏47号牍中各县卒一年从三更到九更不等，“月用卒”数与总卒数之比体现每个卒的出更频率，或许就属于此类适应特定需要的技术性安排。越人参与的漕运长约3个月；睡虎地汉简《质日》所载文帝后二年后九月壬辰越人“将采珠”，次年二月辛丑“采珠罢”，前后130天，均是该方面的事例。

最后，47号牍中，秭归、宜成、临沮、邔有“助”卒他县的数据，醴阳、孱陵、便、轪则有“受”卒他县的记录。其时临沮县卒共831人，安陆县卒共207人。文帝后五年在武帝建元、元光之前二三十年，难以想象当时临沮县卒有《将漕殿狱》所记的规模（3360人）。临沮令初所部，在临沮县卒之外，必定还包括南郡另外一些县的更卒。安陆有越人、举城2人参与带队，该县应还有一些漕卒同行，在形式上与47号牍的“助”卒、“受”卒类似。为了完成大型役事，郡内各县间更卒的灵活组合，大概是当时的常态。

（二）中央

《将漕殿狱》18号牍载，“令：发卒漕运粟。治粟内史为行程课之。罢，通课，取殿者一部，夺令、令史劳各三月”，是引述诏令作为处罚越人、举城的依据。所引令文有省略，颁行的皇帝、时间，发卒的范围、规模和任务分配，漕粮来源和数量，均未见言及。在南郡、上党之外，还有多少郡参与文帝后五年的漕运？前揭《汉书·食货志上》所记五凤年间耿寿昌言说，“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建议在三辅等地籴谷，“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在文帝后五年漕粟百万余石的时候，动用漕卒估计在两万左右。如果各郡一次动员的漕卒与文帝后五年南郡临沮令初部的规模相当，则同时有六七个郡参加。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述御史每年对各郡移狱数进行考课：“十郡取殿一郡，奇不盈十到六亦取一郡。”如果在六七个郡中“通课，取殿者一部”，正与秦代考课范围相当。文帝后期全国共有24郡。由于漕运工程浩大且连年进行，其中大部分郡恐怕都需要参与。如果每年组织一次漕运，一个郡大约三至四年轮到一次。但若黄河漕运之后接续进行的渭水漕运也是类似规模，则一个郡2年左右轮到一次。鉴于安陆县在文帝后三年至五年均有人参与漕运，当时大概是一个郡连续几年参加漕运，然后有几年轮空。

1号牍记“临沮令初部运粟课”说“行中程”，当是对“为行程课之”而言。“行程”与“行中程”相对，应该指在规定运量、时间基础上的转运里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

后《五年质日》五月壬申（22日）记“还谒公，复行”，应是越人在同月甲寅（4日）“除为守令史”、“将漕”之后实际出发的日子。如果《质日》资料4—2“将漕罢去濕”定在八月壬寅（23日）无误的话，联系资料4—3，可知从濕回到安陆约用11天。由此推测，五月壬申从安陆出发，应在六月甲申（4日）前后到濕，实际用于漕运的时间大约80天，设定“行程”的日期等于或大于此数。

“治粟内史为行程课之”，是对漕运各部的分别考核。如果行不中程，如《二年律令·行书律》所述，会受到某种惩罚。随后所说的“通课”，则是对参与当年漕运各部的统一考核。评出殿、最，殿后之部的县令、令史都夺劳三个月。至于“通课”内容，是将各部“卒亡”和“致粟少章”两项负算之和除以各部漕卒人数之后的得数进行比较。不言而喻，负算最多的为“殿”，最少的为“最”。

《将漕殿狱》18号牍“治粟内史为行程课之”，已说明“行程”由治粟内史制定。据行文，“课之”和“通课”也应由治粟内史执行。在2号牍（14号牍称之为“治粟内史书”）中，代理治粟内史丞的内史丞遮之将相关考核结果下达给上党郡和南郡（对南郡而言为1号牍，17号牍称之为“课书”），要求“以律令从事”，表明考课由治粟内史主持。

《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文帝即位不久，陈平答文帝问：“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学者认为，大司农及其前身治粟内史主管漕运，即基于上述记载。《将漕殿狱》不仅直接证实此点，还反映治粟内史在漕运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如制定“行程”，通过对漕运各部分别“课之”，以及用“卒亡”、“致粟少章”的指标加以“通课”等措施，管控漕运进度和质量。

（三）郡县

郡县参与漕运的组织形式，在传世典籍中难以考稽。《将漕殿狱》明确记述文帝后五年南郡的漕运，是由临沮县令初主持，安陆县越人、举城2位小吏以代理令史的身份参与管理。2号牍载“移五年运粟令殿、最课各一牒”；18号牍载“罢，通课，取殿者一部，夺令、令史劳各三月”。其中的“令”应指县令，由此可知，当时上党以至其他郡参与漕运的组织形式与南郡类似，由一位县令和若干令史负责。

卜式“迁成皋令，将漕最”，恐怕与《将漕殿狱》的临沮令，以及上党和其他郡的“将漕”县令一样，是代表成皋县所在的河南郡参与漕运。若如此，文帝后五年见于《将漕殿狱》的诸郡由县令“将漕”的组织形式，可能一直持续至武帝元狩年间。

《质日》资料1—1内涵不明。如前所述，按历日推算，“安陆公将漕行”属于文帝十五年九月九日或者后五年八月十三日。如果是后者，大致与越人结束漕运从濕返回的日期接近，或许是接续临沮令初之后另率一批南郡更卒参与漕运。武帝元光五年或元光六年，大农令郑当时提议开凿漕渠：“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上文推算临沮令初率部漕运大致从六月上旬到八月下旬，将近3个月。安陆公带队参与漕运，无论是在文帝十五年，还是后五年，都有可能在底柱漕运结束后，再用几个月时间完成关中漕运。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将漕殿狱》叙述安陆治狱官吏时，两次说到“长阳”（12号牍背面、19号牍）。后《六年质日》五月丙戌更有“安陆长杨台”的记载。可见安陆属小县，其长官称“长”。汉简和汉代史籍中的县“令”，有时不特指大县长官，而是包括大、小县长官，以“县令”涵盖“县长”。《二年律令》：“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令、丞、尉能先觉知，求捕其盗贼，及自劾，论吏部主者，除令、丞、尉罚。”《汉书·高帝纪上》：“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汉书·董仲舒传》载其对武帝曰：“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文中所言“县令”，显然兼指大小县长官。《将漕殿狱》18号牍所记令条载“通课，取殿者一部，夺令、令史劳各三月”；2号牍记“移五年运粟令殿、最课各一牒”，其中的“令”也应作同样理解，并不排除像安陆长等小县长官可以代表本郡“将漕”。

如果上述推测不误，在同年（将1—1理解为文帝后五年）或相近的几年内（将1—1理解为文帝十五年），南郡有临沮令和安陆长相继“将漕”，更可见当时各郡是由属县长官轮流负责。

治粟内史关于文帝后五年漕课的文书，由南郡太守转发临沮县令，再由临沮县吏移送安陆处理，颇耐人寻味。某县长官与其他县吏员组成漕运专班，虽然在漕运结束后回到各县，但在与该次漕运相关事务的处理中，此临时组织仍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作用。

藤田胜久以为郡尉负责各郡漕运，是从漕运由“正卒”担任推导而来。漕卒由更卒充当，各郡漕卒由各郡内诸县长官轮流带领，已于前述。郡尉与漕运的关联，目前只见载于文帝后《六年质日》的几条资料。5—4、5—5、5—6都围绕“漕课”展开，前后衔接，即五月甲午（20日）开始处理；六月丙午（2日）完成，送呈尉府（南郡郡尉官署）；六月癸亥（19日），从尉府回到安陆。治粟内史书虽然在文帝后六年四月甲子（20日）即已下达，南郡太守却迟至六月癸丑（9日）才将其转发给临沮县令。此前，5—2记三月癸未（8日）“徭之陕”，5—3记四月甲戌（30日）“道陕来”，2号牍所记治粟内史关于文帝后五年漕课的文书下达日期——文帝后六年四月甲子（20日）适在其间。如前所述，汉陕县故城正在濕仓、底柱仓对岸。根据时间线推测，越人参与治粟内史对文帝后五年漕运的通课，由于南郡居殿，回到安陆后进一步整理漕课资料，提交给郡尉官署。郡尉收到越人漕课资料后，通报南郡太守。南郡太守始将治粟内史有关漕课居殿、处分相关吏员的文书转发临沮执行。如果分析大致无误，则郡尉对漕运考课负有责任。郡尉是否参与漕运其他环节，比如安排各县县令轮流“将漕”，以及各县漕卒的调配、组合等，目前未见记载。

结 语

睡虎地汉简《将漕殿狱》的出土，为探索西汉早期“底柱之漕”及相关问题带来重要启示。文帝后五年“底柱之漕”的运量达到123万余石。如果随后运至长安的损耗不是太大，则已相当于武帝前期的水准。该发现填补了《史记》《汉书》等文献对文帝时漕运及其运量记载的空白。

临沮令初所部漕运起讫的濕仓、底柱仓，应即唐裴耀卿、李泌所设集津仓和三门仓的前身。汉文帝时已依托黄河北岸的两处漕仓，通过十多里山路，让舟载而来的漕粮避开底柱之险而继续西运。漕运史上对此段“北运”、“北路”的科学利用因而提前近900年。如前揭《通典》记载，裴耀卿所开“北运险涩”，几年后便被停废。李泌所开三门运道，也只用十多年。相形之下，西汉乃至秦汉时，濕仓—底柱仓运道似乎持续时间较长，是因为唐代底柱河段的地理环境有所恶化，还是其他缘故，值得进一步讨论。

各部漕卒由各郡属县的更卒轮番担当，动态实行“一月而更”制度。各郡内诸县的长官轮流带队，并抽调其他县的令史辅佐。一轮漕运结束后，治粟内史对各部进行考核，并“通课”排定殿、最，进行管理和激励。《将漕殿狱》揭示史籍所载卜式“迁成皋令，将漕最”的真相，更反映西汉时国家治理能力和郡县制的弹性和活力，即利用现有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搭建短期、灵活的责任团队，实现漕运等大型工程的社会动员和有效推进。

（作者陈伟，系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蔡丹，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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