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广场舞大妈：感染艾滋后，不敢跟家人说，一个人偷偷去了医院

67岁广场舞大妈：感染艾滋后，不敢跟家人说，一个人偷偷去了医院

楔子

我叫张桂芳，今年六十七岁。

这大半辈子，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坎都迈过来了。三十二岁那年男人跟别人跑了，丢下我和一双儿女，我咬着牙把他们拉扯大。儿子考上大学那天我哭了一宿，觉得这辈子总算熬出了头。闺女远嫁到外省，每年回来看我一趟，带一堆东西，叫我好好享福。邻居们都羡慕我，说张大姐命好，儿女孝顺，身子骨也硬朗。我听了只管笑，心里却知道，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人的命好不好，不是看儿女孝不孝顺，也不是看吃不吃饭，是看心里头有没有事。心里头有事的人，笑也是假的。

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最见不得人的事，会藏在一管血里。我更没想到，在我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命运会给我当头一棒，把我打进了万丈深渊。

那个秘密，现在就压在我心口，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不敢跟任何人说，不敢跟儿子说，不敢跟闺女说，不敢跟那些每天跟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们说。我只能在每个月的固定日子，一个人偷偷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城郊那家传染病医院。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口罩、帽子、墨镜，生怕被熟人认出来。每次走进那扇门，我都觉得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看，好像所有人都在对我指指点点。可其实没有，医院里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谁也没闲心看谁。

说起来怕人笑话，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年轻时候在生产队挣工分，后来在纺织厂上了二十年班，退休了就在家带孙子、跳广场舞。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跳舞。年轻时候厂里文艺汇演，我还是领舞的呢。那时候跳的是忠字舞，后来跳迪斯科，再后来是交谊舞，现在是广场舞。我这双脚，跳了一辈子的舞，跳到膝盖都磨损了，还是停不下来。音乐一响，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觉得自己还没老，还能蹦还能跳。

可就是这跳舞，把我跳进了深渊。

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那年初秋，人民公园的广场上新来了个男人，姓刘，都叫他老刘。老刘六十三岁，比我大四岁，人长得很精神，高高瘦瘦的，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在一堆穿大背心、拖鞋的老头中间，显得鹤立鸡群。他跳舞也好，尤其是慢四和华尔兹，步子稳，架子正，带起舞来像一阵风。听说他以前是市文化馆的，搞过文艺工作，后来退休了，儿女都在外地，一个人住。

老刘第一次请我跳舞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我们跳的是快三，转圈转得人头晕。我跳得不好，老踩他的脚。他也不恼，笑呵呵地说没事，慢慢来。他的手很稳，轻轻扶着我的腰，带着我在音乐里一圈一圈地转。我都多久没跟一个男人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了，那感觉说不清，心跳得厉害，脸上也发烫。旁边几个老姐妹冲我挤眉弄眼的，我假装没看见。

打那以后，老刘每次来跳舞，都会主动找我搭伴。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他是个很会说话的人，讲起以前文化馆里的趣事，讲他去过的地方，天南地北的，有意思得很。我们开始偶尔一起吃个饭，有时候是他请我，有时候是我请他。再后来，他约我去看电影，约我去江边散步。我一开始还有些顾虑，毕竟都这把年纪了，怕人说闲话。可老刘说，人活一辈子，年轻时候为儿女活，现在老了，该为自己活了。管别人说什么。

我被他说动了。说到底，我也是一个怕孤独的人。儿女都不在身边，偌大的房子里，就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白天还好，跳跳舞、买买菜、做做饭，时间好打发。最怕的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就走神了，眼睛盯着屏幕，心里头空的慌。有时候半夜醒了，听着窗户外面的风声，怎么都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等天亮。那种孤独，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我和老刘在一起的事，没跟儿女说。儿子虽然离得不远，但他平时忙，一个月才回来看我一趟。闺女在外省，一年回来一次就算不错了。我想着，等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老刘也说，不急，咱们先处着。我们的交往很单纯，就是搭伴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他生病了我给他熬粥，我腰疼了他帮我贴膏药。有时候在他家做顿饭，两个人坐在小桌子前，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简简单单的，却很踏实。说实话，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好像是回到了年轻时候，心里头有盼头，日子有滋味。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老刘对我隐瞒了一件事。他的身体里有一样东西，一样能毁掉我后半生的东西。

那天早上起来，我感觉浑身不对劲。头疼，嗓子疼，关节也酸疼，像是重感冒，可又比感冒要严重。一开始我没当回事，心想可能是夜里睡觉没盖好被子，着凉了。去诊所拿了点药，吃了三天，烧退了，可还是浑身无力，嘴里还长了几个白点，吃东西都疼。诊所的医生看了看，说可能是口腔溃疡，给我开了点药膏。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体重开始往下掉，原来一百二十斤的人，几个月下来掉到了一百出头。一起跳舞的老姐妹们都问我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我说没事，就是胃口不好。

其实我心里已经开始害怕了。我怕去医院，怕查出什么不好的病。我这人就是这样，一辈子要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自己扛了快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去社区医院抽了血。抽血那天我印象特别深，护士是个年轻小姑娘，扎了我两针才找到血管，还说了句阿姨你的血管太细了。我笑了笑，说老了嘛，不中用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张化验单会成为我人生的判决书。

三天后，我接到了社区医院的电话，让我去拿结果，语气严肃得不太寻常。我到了医院，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关上门，把化验单放在我面前，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她问了我一大串问题，有没有输过血，有没有动过大手术，有没有高危行为。我被她问得摸不着头脑，就说没有，都没有。她沉默了几秒，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张阿姨，我们建议您去市疾控中心做进一步检查。您的血检结果，HIV抗体初筛呈阳性。

我听到那三个字的时候，脑子里轰的一声，就像被人从背后狠狠打了一闷棍。HIV。艾滋病。这三个字我听过，在电视上看到过，在社区的宣传栏上看到过。可那是别人的事，是那些吸毒的、乱搞的人的事，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反应不过来。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医生说，阿姨您别慌，初筛阳性不一定是真的，有假阳性的可能。您得去市疾控做确诊检测，那才是金标准。她给了我一个地址和电话，让我尽快去。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手里攥着那张化验单，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阳光很好，可我觉得浑身发冷。我想哭，可哭不出来，眼泪好像干在了眼眶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我这辈子清清白白的，怎么可能得这种病。一定是医院弄错了，把别人的血安到了我头上。我反反复复地这样告诉自己，可心里头有个声音在问，万一是真的呢？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家里，把老刘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想了一遍。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身体状况，他偶尔会吃的那种我没见过的药片。有一次我问他吃的什么，他含糊地说维生素。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后脊背都在发凉。我给老刘打电话，约他晚上出来谈谈。他在电话里答应得好好的，语气听起来也正常。可到了约定的时间，他没来。我再打，手机关机了。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我又打。关机。第三天，还是关机。我去他家找他，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房东说他已经搬走了，走得很急，连押金都没退。

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老刘跑了。他知道纸包不住火，知道自己的秘密早晚会暴露，所以他跑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无底的深渊里。

我恨他。恨得牙痒痒。可恨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出了，我已经暴露在危险之下，现在最重要的是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被感染。

接下来那几天，是我这一生中最煎熬的日子。我不敢跟任何人说，不敢跟儿子说，不敢跟闺女说，不敢跟老姐妹们说。我把那个秘密烂在肚子里，白天强颜欢笑，照常去跳广场舞，照常去菜市场买菜。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三个字。有时候半夜醒来，一身的冷汗，枕头都是湿的。我对着镜子看自己，怎么看都像个正常的老人，脸上有皱纹，头发白了一半，普普通通的，怎么就跟艾滋病扯上关系了？我反复琢磨社区医生说的话，初筛阳性有可能是假阳性，可万一不是呢？万一我真的是呢？

拖了将近一个星期，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了市疾控中心。疾控中心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门牌号也不显眼。去之前我换了三件衣服，最后挑了一件最不起眼的黑色外套，戴了口罩和帽子，在门口站了将近十分钟，才鼓起勇气推门进去。走廊里很安静，没什么人。墙上贴着各种宣传画，红的绿的，写的都是关于传染病防治的。挂号窗口的护士态度很温和，声音很轻，问我有没有预约。我说没有，是社区医院让我来的，来做那个HIV确诊检测。

护士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大概每天都会接待好几个像我这样来做检测的人。她让我填了一张表，都是选择题，问的是三个月内有没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有没有输过血。我拿着笔，手抖得厉害，一个个问题看过去，心里像针扎一样。填完表，被带到一个抽血室。抽血的是个男医生，动作很麻利，针头扎进去的时候，我看着那管暗红色的血被抽出来，心想，就是它了。我所有的问题，都在这管血里了。

抽完血，被告知结果要等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简直比一辈子还长。我每天都在数日子，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还有几天。我变得格外敏感，看到电视上任何跟艾滋病有关的新闻，都会紧张地把电视关掉。路过药房看到有卖HIV快速检测试纸的，我犹豫了很久，最终也没敢买。我怕自己在家测出来是阳性，一个人会崩溃。我变得更加沉默，去跳广场舞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别人跟我聊家常，我就嗯嗯地应付两声，心思完全不在。老姐妹们都说我变了，变得不爱说话了，是不是跟老刘闹别扭了。我听到“老刘”这两个字，心就揪一下，敷衍两句就匆匆走了。老刘消失了以后，她们也问过我，我说不知道，大概是回老家了。我没说别的，也不敢说。

拿到确诊结果的那天，下着小雨。我撑着伞，一个人去了疾控中心。还是那个走廊，还是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医生让我在办公室里坐下，关上了门。他看着手里的报告单，表情很平静，抬眼看了看我。我知道，命运要宣判了。他用一种温和但严肃的语气对我说，张阿姨，您在我们中心的血检结果是，HIV抗体阳性，确证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阳性。确证。这两个词像两把刀子，直直地刺进我心里。我这辈子听过很多不好的消息。我男人说他要离婚，那时候我觉得天塌了。医生说母亲肝癌晚期，我觉得天又塌了一次。可没有任何一个消息，比这两个词更让我绝望。我坐在那里，像一个被掏空了的木偶。医生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说现在艾滋病已经可以控制了，按时吃药可以活很久，跟慢性病差不多。可这些话，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死了。

我忘记自己是怎么签的字，怎么拿的药，怎么走出那栋楼的。只记得外面还在下雨，我撑着伞，走在湿漉漉的街上。路过一家包子铺，里面的蒸汽白花花地往外冒。忽然想起来，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吃早饭。可我一点都不饿。我就这么走着，从城东走到城西，又从城西走回城东。路过人民公园的时候，听到那熟悉的广场舞音乐，远远地看到那群老姐妹在跳舞。领舞的是刘姐，穿着大红的上衣，动作还是那么利索。她们跳的是一首新曲子，我听过，但不知道名字。隔着雨幕，音乐声有些模糊。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心里想，也许她们很快也会知道我的事。也许到时候，她们再也不会跟我一起跳舞了。

回到家，把窗帘拉得紧紧的，屋里暗得像是傍晚。我躲在黑洞洞的客厅里，把那几瓶药放在茶几上，一瓶一瓶地看着上面的字。依非韦伦，替诺福韦，拉米夫定。这些名字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现在却要每天吃，一辈子吃。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写得很吓人，失眠、皮疹、肝功能损伤，严重的还有精神症状，会出现幻觉和抑郁。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告诉我，你的人生已经完了。

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封闭了起来。我没去跳广场舞了，推说腿疼。刘姐她们来家里看我，带了些水果，我就强颜欢笑地应付几句，心里却巴不得她们赶紧走。晚上儿子打电话来，我也不敢多说，怕他听出什么不对劲。他说妈你声音怎么这么哑，是不是感冒了，我说没事，就是嗓子有点干。他说妈你要注意身体，我说好。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窝在沙发里，看着黑漆漆的电视屏幕，上面倒映着我的影子，一个干瘦的老太婆，头发乱糟糟的，眼睛又红又肿。那不像是个人，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吃饭也没什么胃口，一碗粥能喝半天，喝完了又想吐。躺在床上也睡不着，瞪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很多事情。想我的儿女，想我的老姐妹们，想我这辈子走过的路。想起老刘，心里恨意翻涌。可恨完之后，又觉得自己活该。谁让我老不正经？谁让我这把年纪了还贪图那点温情？现在我遭报应了。我不敢想象儿子儿媳知道这事的后果，不敢想象他们的眼神，那种嫌恶的、失望的、觉得丢脸的眼神。我更不敢想象，这件事传出去以后，邻居们会怎么看我，老姐妹们会怎么看我。我这大半辈子攒下来的体面，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有时候半夜醒来，脑子里全是这些念头，越想越绝望。好几次，我都动了死了算了的心。我把那些药瓶放在手里，心想把这些药一口气全吞了，就一了百了了，再也不用受这煎熬。可每次到最后，我又把药瓶放下了。不是怕死，是放心不下。儿子还没让我看到孙子考上大学，闺女还没在婆家站稳脚跟。我要是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他们怎么受得了。

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过去的时光。想起孩子们小时候的样子。儿子小时候特别皮，上树掏鸟窝把胳膊摔断了，打着石膏还嘻嘻哈哈的，跟没事人一样。闺女是哥哥的跟屁虫，哥哥去哪她去哪，甩都甩不掉。有一次她追哥哥跑太快摔倒了，膝盖磕破了一大块，哭得惊天动地的，后来我给她买了一根冰棍，她就笑了。想起他们上学时候的事，想起给他们开家长会，想起儿子第一次拿三好学生奖状回来，闺女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当领舞。想起他们的父亲离开的时候，儿子才八岁，闺女才五岁，我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的那十几年。白天上班，晚上糊火柴盒，一晚上糊一千个才挣两块钱。手被浆糊泡得发白起皱，糊完了还要给他们缝补衣裳，检查作业。那时候很苦，但有奔头。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心里头的希望就一天比一天大。有一年冬天，厂里发不出工资，我连买米的钱都凑不出来了。儿子那时候才十岁，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出来，说妈你别愁，我有钱，给你买米。那一刻，我心里的苦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不能倒下。我还有一双儿女，他们还需要我。我不能就这么放弃自己。

后来，我终于在疾控中心医生的建议下，开始去看心理医生。去的也是疾控中心合作的医院，专门给我们这样的人做心理咨询的。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半天不敢进去。后来一个比我年轻一些的护士出来，很温柔地把我领进去了。那个医生姓顾，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她问我最近怎么样，吃了药有什么反应。我说药没停，反应也还好，就是心里头难受。她问怎么难受。我张了张嘴，眼泪就下来了。我跟她说，我害怕。怕死，又怕活着。怕别人知道，又怕自己一个人扛不下去。顾医生听完，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给我讲大道理，她只是递给我一张纸巾，说，张阿姨，你知道吗，你现在能坐在这里，能跟我说这些，已经很勇敢了。

勇敢？我愣住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跟勇敢沾过边。我只觉得自己是个胆小鬼，是个不敢面对现实的懦夫。顾医生说，得了这个病，最可怕的不是病本身，而是患者自己的心理。很多人确诊以后，就彻底放弃了自己，不治疗，不吃饭，不见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你来治疗，来咨询，说明你没有放弃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

那天从咨询室里出来，我感觉心里头压着的那块大石头松动了一点点。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已经让我喘过一口气了。顾医生建议我规律作息，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可以去参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我说我唯一的爱好就是跳广场舞，可我现在不敢去了，怕别人问，怕别人看出来什么。顾医生说，那就去跳。跳舞会让你开心，开心对你的免疫力有好处。至于别人问什么，你可以选择不说。这是你的隐私，你有权利保护它。

慢慢地，我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受我的血液里带着这病毒，接受我每天早上要吃药，接受我每隔一段时间要去医院抽血复查，接受我的免疫力比别人低，可能会因为一场小感冒就倒下去。但我开始明白，接受不意味着放弃。病毒在我身体里，但我的人生还是我的。我想起顾医生给我推荐的那些病友故事，有些病友感染十几年二十年了，照样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旅游。这个病，只要坚持治疗，真的可以像慢性病一样控制。我每个月去一次传染病医院，抽血做检查，医生说我各方面指标都还不错，药物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副作用，病毒载量也在往下走，这是好现象。我把医生的话写在日历上，一天一天地往后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我想，只要我活一天，我就好好活。我不想等到最后那一天，才后悔自己把时间都浪费在了恐惧和自怜上。

我开始试着走出家门。先去小区的健身器材那里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试着去江边散步。江边的晚风还是跟以前一样，吹在脸上凉凉的。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遛狗，有人在谈恋爱，这个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因为我生病了就停摆。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重新回到了广场上。那天晚上，我站在广场边上，看着熟悉的灯光，熟悉的人群。几个老姐妹看到我，热情地把我拉过去，说桂芳你可算来了，我们还以为你搬家了呢。刘姐问，你那腿好些了？我顺着她的话说，好得差不多了，在家闷坏了，出来活动活动。音乐响起来了，是那支我们跳过无数遍的曲子。以前跳的时候只觉得热闹，现在听，觉得每一个音符都敲在我的心上。我跟着节奏，慢慢起脚，转身，抬手。动作不太协调，大概是太久没跳了，但还是跳下来了。那天晚上跳完舞，我站在广场边上，看着老姐妹们有说有笑地收拾东西回家，心里头忽然有了一丝久违的安宁。广场舞，我不怕你了。艾滋病，我也不怕你了。我要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

可我还是不敢跟儿子开口。有好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看到他，我就心软了。他工作忙，压力大，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操心。可是纸包不住火，我的药藏得再好，也终究有暴露的一天。这天，来得比我预想中更快。那天是周末，儿子一家过来看我。儿媳妇在厨房里帮着做饭，小孙子在客厅看动画片。我吃了午饭，到时间了，就回卧室去吃药。我忘了锁门。正把药片倒出来的时候，门推开了。儿子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想是给我送来的。我们两个都愣住了。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药片上，又落在床头柜上那几个药瓶上。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笑容消失得干干净净。

我慌忙把药片吞下去，想把药瓶藏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大步走过来，拿起那个药瓶，看着上面的标签，眉头越皱越紧。他问，这是什么药？依非韦伦，他念着上面的字，嘴唇在发抖。他说，妈，这到底是什么药？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不依不饶地问，妈你怎么了，你生什么病了？他看着我的眼神，疑惑，担忧，还有一丝我无法解读的复杂情绪。我知道瞒不下去了，闭上眼睛。我说，你先坐下。儿子没有坐下，他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药瓶。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几乎用了毕生的力气，把从认识老刘开始，到去疾控中心确诊，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没有哭，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完之后，我低着头，不敢看儿子的脸。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客厅里传来动画片的音乐声，和孙子咯咯的笑声，跟我们这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等着，等着儿子的审判。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然后，我听到咚的一声。我抬起头，看到儿子跪在我面前。他跪在地上，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握住我颤抖的手，声音哽咽地说，妈，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你是怎么过来的。

那一刻，我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再也控制不住。娘儿俩抱头痛哭。他把我的手攥得生疼，嘴里不停地说，妈你傻不傻，你傻不傻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他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抖一抖的。我拍着他的背，说，妈不想让你们担心。他抬起头，眼睛通红，说，你是我妈，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不担心你，谁担心你。他拿起手机就要给他妹妹打电话，我拦住他，说先别打，别吓着你妹妹。他说这事不能瞒，妹妹有权知道。我说我自己打，他说不行，我来打，你开不了口。他拨通了闺女的电话。电话那头，闺女的反应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震惊，沉默，然后是压抑的哭泣。儿子对着电话说，你别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妈需要咱们。

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三口打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手机开的是免提，闺女在电话那头，儿子坐在我旁边，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又讲了一遍。讲完了，电话那头闺女已经哭得不成声了。儿子沉默了很久，然后擦了一把眼泪，站起来，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坚定语气说，妈，从今天起，这个病，我们一家人一起扛。该怎么治就怎么治，不要怕花钱，不要怕丢人。你儿子虽然没有多大本事，但绝不会让我妈受委屈。有病就治，天塌不下来。闺女也在那边说，妈你别怕，我过两天就回去看你。电话那头传来她老公的声音，也在说妈你别怕，有什么事我们都在。

儿子拿手机查了很多关于艾滋病的资料，一边查一边给我念。说现在这病真的可以控制，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可以活很久很久。他还说，妈，以后你吃药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就放在你床头柜上，光明正大地吃。我说，你不怕被人知道吗。他看着我，反问了一句，知道又怎么样？你是我妈。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咱们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算被人知道了，那也是咱们家的事，谁敢说什么。

后来的日子里，儿子每个月雷打不动地陪我去疾控中心复查拿药。他说，妈，我陪你去。你一个人坐那么久的公交车，我不放心。有时候闺女也专门从外地飞回来陪我复查，说妈你这条命是我们三个的，你得好好的。我的小孙子也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奶奶你身体好点没有，你的药吃了没。有一次他写作文，题目叫“我最敬佩的人”。他写的是我，说我的奶奶得了很严重的病，但是她很坚强，每天都按时吃药，还能去跳广场舞。孩子的世界，有时比大人的更纯粹。儿媳妇也没有因此嫌弃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周末来看我，在厨房里帮着做饭。有一次她炖了鸡汤端过来，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说，妈，有什么不舒服的，跟我们说，别自己一个人扛。我看着她，眼泪就又下来了。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感动。我曾经以为，这个秘密一旦曝光，我就会失去一切。可我没有失去，反而收获了更多。我开始明白，真正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我们对疾病的偏见。真正能伤害一个人的，不是病毒，而是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自己内心的愧疚。而当这份偏见被亲人的理解和爱打破的时候，疾病的力量就减弱了。

我还是继续去跳广场舞。这是我的药，是我保持活着的证据。我开始在疾控中心当志愿者，每个月去一次，陪那些刚确诊的人说说话。有些是年轻人，有些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有些人刚拿到报告，哭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我跟他们说，你看我，我六十七了，感染两年了，现在活得好好的，还能跳广场舞。我能行，你们也能行。有一个刚确诊的姑娘，才二十出头，哭得眼都肿了，拉着我说阿姨我真的好害怕。我抱着她，说我刚确诊的时候跟你一样，也害怕得不得了，觉得自己的人生完了。可是你看，我没完，我还在跳舞，还在当志愿者。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不想过去的心。姑娘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还有泪水，但也多了一丝光亮。

当然，异样的眼光也还是有的。邻居们有人知道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有几回在楼下走过，听到身后有窃窃私语。我不敢回头，怕看到那些眼光。但我现在心里有了底气，这点底气是孩子们给我的，也是我一天一天给自己攒下来的。我知道，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们嚼舌根，他们用有色眼光看我，他们不跟我一起跳舞，我就自己跳。我跳我的，管别人说什么。

又是新的一天。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屋里，暖洋洋的。我起床，去卫生间洗漱。对着镜子，看着镜子里那个老太婆。这两年，脸上的皱纹似乎又多了几条，白头发也更密了。但那双眼睛，比之前亮了。我拿起那几瓶药，倒出药片，没有躲躲藏藏，就站在镜子前，就着一杯温水，一粒一粒地吞了下去。窗外的音乐响起来了，是那支熟悉的老曲子，激昂的，热烈的，像生命本身在呐喊。我知道，老姐妹们已经在广场上等我了。我穿上那双洗得发白的舞鞋，推开门，走进阳光里。阳光很暖，风也很轻，楼下那棵老槐树开了花，香气淡淡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迈开了步子。今天还活着，就要好好活。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至少今天，我还能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