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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
修女、妓女与不应该存在的癌症
1842年,意大利维罗纳。
一位叫里戈尼·斯特恩的医生,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太寻常的事。他统计了维罗纳城1760年到1839年之间、将近80年的癌症死亡记录。在堆积如山的死亡数据里,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子宫癌在已婚妇女中最常见;在修女中,这种癌症几乎看不到;而在妓女中的发病率,则出奇地高。
于是,里戈尼·斯特恩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近乎冒犯的假设:子宫癌可能和性行为有关。
这个观察被记录了下来,然后就这样放了一百多年。直到20世纪后半叶,科学家们才重新想起这件事——修女和妓女之间的发病率差异,指向了一个当时没有被发现的真相:有一种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而它就是宫颈癌的元凶。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病毒的名字,它叫人乳头瘤病毒(H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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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宫颈癌,也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病因完全明确的癌症,明确到我们可以做一件在其他癌症身上做不到的事——在它发生之前,就拦住它。
绝大多数癌症,人类至今都不知道确切的病因,没有预防疫苗,也没有清晰的癌变时间线。但宫颈癌不一样——我们知道它从哪来,知道怎么预防它,知道从感染到癌变之间有5到10年甚至更长的窗口期。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消除宫颈癌”的全球倡议。这是人类第一次承诺消除一种癌症。如果一种癌症可以被预防、可以被筛查、可以在癌变之前就被阻断——
那它就不应该存在。
Part 1.
比你想象中离得更近
HPV不是一个单独的病毒,它是一个病毒家族。
这个家族有200多个成员。有的会引起皮肤上的寻常疣——你可能在手上或脚上有见过,就那种硬硬的小疙瘩,有的会引起尖锐湿疣,还有大约14种高危型,持续感染可能导致癌症。
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是HPV16和HPV18——它们导致了全球大约70%的宫颈癌。而在中国,情况又稍有不同。一项覆盖超过270万中国女性的全国性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最常见的HPV型别是HPV52,感染率高达4.4%,其次是HPV58和HPV16,分别是2.65%和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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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186/s12916-025-03975-6)
这里要做个简单说明,这些编号不是按危险程度排的。HPV的编号反映的是发现顺序——谁先被发现谁的编号就更小,跟它危不危险没有关系。
有性生活的女性,一生中感染HPV的概率超过80%。在性活跃人群中,这个数字甚至更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比你想象中要普遍得多。它不仅不是少数人的问题,甚至是几乎所有人的问题。区别只在于你有没有去查,以及你查的时候身体是否已经清除了它。
很多人对HPV的第一反应是恐慌,脑子里会自动蹦出“我是不是要得宫颈癌了”“是不是伴侣出轨了”这样类似的想法。
先说第二个。HPV确实是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但“性接触传播”不等于“滥交”。HPV的传播门槛很低——哪怕只有皮肤黏膜接触,也会产生传播可能。安全套可以降低风险,但不能完全阻断。绝大多数感染HPV的人,只是在正常的性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病毒。HPV感染不能等同于道德判断,因为既没有科学依据,也不公平。
另外,HPV也从来不是女性的专属问题,男性同样会感染,并可能因此患上尖锐湿疣、阴茎癌、肛门癌等等,最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口咽癌,包括扁桃体癌和舌根癌,全球约有30%与HPV感染有关,其中超过80%发生在男性身上,男性风险约是女性的10倍。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男孩已经被纳入了免费接种HPV疫苗的范围。阻断HPV的传播链,需要男女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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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澳大利亚正式启动全国接种计划
成为全球首个将适龄男孩纳入HPV疫苗免费接种的国家
再回到第一个问题,HPV阳性也不等于宫颈癌。事实上,绝大多数HPV感染(超过90%)会在1到2年内被人体免疫系统自动清除。它就像皮肤得的一次病毒性感冒,来了,又走了,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它来过。
那什么情况下会出问题呢?
只有一种情况:高危型HPV持续感染。
同一高危型HPV感染持续超过2年,才可能会引起宫颈细胞的异常改变。而从异常细胞到癌前病变,再到浸润性宫颈癌——这一整个过程通常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
这5到10年就是人类对抗宫颈癌的黄金窗口。它并不是一扇突然关上的门,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才是癌症,它为你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让你发现它、阻止它、不走到那个黑暗的终点。
这就是为什么定期筛查如此重要。TCT(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测)和HPV检测,可以在癌前病变阶段就发现问题,癌前病变的处理,就远比癌症的治疗要简单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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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一个被否定了十几年的“固执德国人”
站在今天看HPV和宫颈癌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常识。但在几十年前,这个“常识”曾经被整个学术界否定过。
1974年,一位名叫哈拉尔德·楚尔·豪森的德国病毒学家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听起来近乎荒谬的假设:宫颈癌可能是由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宫颈癌的元凶是单纯疱疹病毒,同行们觉得豪森的想法不可靠。因为当时已知的HPV只会引起疣——而疣从来不会癌变。有同事后来回忆说,很多人都觉得他“有点疯”。
但他没有放弃。从1972年开始,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在宫颈癌组织中反复寻找HPV的DNA——屡试屡败,屡败屡试。
终于,在1983年和1984年,他先后在宫颈癌活体组织中鉴定出了我们前面讲的HPV16和HPV18。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全世界约70%的宫颈癌患者体内都携带有这两种病毒。2008年,豪森因“发现了导致宫颈癌的人乳头瘤病毒”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一个被主流学界否定多年的假设,最终改变了全球女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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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ld zur Hausen 教授
Part 3.
一个中国科学家的“灵光乍现”
豪森证明了HPV导致宫颈癌,但他也给疫苗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题:HPV无法在体外培养。
常规的疫苗制作思路——用改造或弱化的病毒来刺激免疫系统——在HPV这里根本行不通。病毒无法在实验室里大量繁殖,你就没法做成传统意义上的疫苗。这个问题,困住了全世界至少2000多位科学家。
1990年年底的一个夜晚,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一位中国科学家在散步时突然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
这位科学家叫周健,他的妻子孙小依除了是他生活上的伴侣外也是他的研究助手。
周健说:“既然已经有表达和纯化了的L1、L2蛋白,为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在组织液里,看看它们能否合成病毒样颗粒? ”
他的想法是:制造出一种外表像HPV、但内核不含病毒DNA的颗粒。这种颗粒像是一个“稻草人”——外表看起来是病毒,能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内部没有致病物质,保证绝对安全。
孙小依当时觉得这个想法太简单了——如果这么容易,别人早就做出来了。但一个月后,她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两个蛋白组装成的病毒样颗粒。她后来回忆:“我们俩都傻眼了,那真的是病毒颗粒!”
人类历史上第一支癌症疫苗的核心技术,就这样“草草地”被发明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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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右)与 Ian Frazer
于是,周健和澳大利亚科学家伊恩·弗雷泽合作,比美国早一年申请了专利,他们是HPV疫苗技术路线的共同发明人。但不幸的是,1999年3月,周健在回国学术访问时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2岁。他没有看到自己发明的疫苗最终上市。
弗雷泽在他去世后,继续将两人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2006年,全球首支HPV疫苗——默克公司的GARDASIL(佳达修)——在美国获批上市。一年之内,全球80个国家先后批准了这种疫苗的使用,宫颈癌也正式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可以用疫苗预防的癌症。
周健的名字在中国的公众视野中或许不算家喻户晓。但在澳大利亚,他的贡献始终被铭记。昆士兰大学立有他的雕像,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科学院设立了“周健奖章”,以纪念这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弗雷泽本人更是多次公开表示:如果没有周健,疫苗的研发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完成。
每一支HPV疫苗里,都藏着他1990年那个夜晚散步时的灵光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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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我们有工具,但用得还远远不够
今天,中国已有7种HPV疫苗获批上市,包括国产的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所有疫苗都能预防导致约70%宫颈癌的HPV16、18型。
更重要的是,2025年11月,中国正式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适龄女孩进行免费接种。但有一个现实摆在面前:2022年,中国9到45岁女性的HPV疫苗全程累计覆盖率仅为6.21% ,9到14岁女孩的首剂接种率更低,只有4.0% 。而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的目标是——90%的15岁以下女孩完成接种。
这中间差距巨大。
另外,筛查也同样如此。从HPV感染到宫颈癌有5到10年的窗口期,定期筛查完全可以在这个窗口期内发现并阻断癌前病变。
中国2030年的目标是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达到70%,截至2024年,我国35至64岁女性的宫颈癌筛查率已经达到了51.5%,2026年,筛查工作还在进一步提速,覆盖全国所有县域。我们正在接近70%的目标,但需要更多人迈出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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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经过筛查后,你拿到了一份HPV阳性的报告,应该怎么办呢?有几件事你必须要知道:
第一,停止恐慌。前面我们讲过超过90%的感染会在1-2年内被免疫系统自动清除。HPV阳性不代表你会得宫颈癌,它只代表你被一种非常普遍的病毒感染过。
第二,看清型别。低危型(如6、11型)主要引起生殖器疣,不致癌。高危型(如16、18、52、58型)需要结合TCT结果综合判断。并且也不是所有高危型感染都会进展,持续感染才是风险所在。
第三,定期复查。一次阳性不代表终身患病。绝大多数人复查时就转阴了。
第四,规范治疗。如果TCT结果异常,医生会建议做阴道镜和活检进一步明确诊断。如果确诊为CIN1(低级别病变),约60%以上可以自然消退,通常只需要观察随访;而如果确诊为CIN2/CIN3(高级别病变),医生则会通过成熟的微创门诊手术处理,且能够很好地保留生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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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环形电切术(LEEP)
Part 5.
TIL:我从战场又杀回来了
对于已经确诊的宫颈癌患者,尤其是经过多线治疗失败后的复发或转移性患者,除常规手段之外还有一个正在探索的方向:TIL疗法(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
它的核心逻辑是:肿瘤里面其实驻扎着一些免疫细胞——它们本来是身体派去攻击肿瘤的“精锐部队”,但由于肿瘤微环境的持续压制,这些细胞陷入了“T细胞耗竭”的状态,打不动了。TIL疗法做的,就是把这些已经进入了肿瘤内部的免疫细胞取出来,在体外重新激活、大量扩增,再送回去。
和大众熟知的CAR-T做个对比:CAR-T是在体外给T细胞装上一个全新的导航系统,让它去识别特定的靶点——它像是一个“基因改造的雇佣兵”。但CAR-T在子宫颈癌这样的实体瘤中效果有限,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CAR-T需要识别一个“肿瘤特有”的靶点来发起攻击,但实体瘤上找到的靶点大多是“肿瘤相关”的——也就是正常细胞上也有,只是癌细胞上更多。
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可能“误伤”正常组织;二是因为不是癌细胞独有,那这个靶点本身就不够强。就算找到了一个可行的靶点,同一个肿瘤里的不同癌细胞表达靶点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治疗后,那些表达多的被清除了,表达少的却存活下来,肿瘤很可能会再次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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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TIL则不同。它不是靠一个特定的靶点去识别——因为它天然存在于肿瘤内部,能识别多种肿瘤抗原,所以不需要人工装导航。又因为HPV感染的宫颈癌细胞会持续表达病毒抗原,这些抗原正是免疫系统可以识别的“靶标”,所以HPV相关宫颈癌就成为了TIL疗法最适配的实体瘤类型之一。
早在2019年,TIL疗法就获得了美国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这是FDA对一项疗法临床潜力的最高级别认可之一。
2025年11月发表在《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这项研究的主导者是美国新泽西州Rutgers癌症研究所团队,研究结果也在同年的美国癌症免疫治疗学会(SITC)年会上进行了公布:两名患有转移性宫颈癌的患者,在接受了一次性的自体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输注后,实现了持续整整十年的完全缓解。在长达十年的随访中,通过影像学检查和循环肿瘤DNA检测,均未发现任何疾病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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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136/jitc-2025-SITC2025.0377)
研究人员追踪了负责攻击肿瘤的特定T细胞群,发现肿瘤消退得“相当迅速”,发生在数周至数月内。这些T细胞在输注后3-4个月达到扩增峰值,随后在1-2年内降至极低水平。这种“清除肿瘤后T细胞功成身退”的模式,足以维持长达十年的应答。
在常规认知中,“晚期转移性宫颈癌”几乎等同于被“判了死刑”。而长达10年的无癌生存证明,这项技术不是“延长几个月”的权宜之计,而是“可能治愈”的长久之策。
国内自主研发的TIL产品也正在同步推进。目前针对宫颈癌的治疗最快的已经进入了II期关键性临床阶段。已经完成的I期数据显示,在11例可评估患者中,客观缓解率达到45.5%,疾病控制率达到90.9%,其中1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持续超过1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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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沙砾生物)
需要说明的是,TIL疗法目前主要适用于经过多线治疗失败的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它不是宫颈癌的“一线治疗”,而是在常规手段效果不佳之后的一个补充选项。它不是“第一道防线”,但它可能是“最后一道防线”中最有力的那一个。
Part 6.
拆掉那堵墙
1842年,斯特恩注意到修女很少得宫颈癌;
1974年,豪森提出HPV可能导致宫颈癌;
1983年,他鉴定出HPV16;
1990年,周健散步时想到了病毒样颗粒的构想;
2006年,第一支HPV疫苗上市;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倡议消除宫颈癌。
这条时间线,是人类用将近两个世纪完成的一次认知跃迁。从一个模糊的观察到一支疫苗,中间隔着无数次的被否定、被忽视、被嘲笑。
同时,HPV被污名化了太久——它被等同于“不洁”“背叛”“癌症判决”。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病毒——一个80%的人都会遇到的、90%以上能被免疫系统清除的、有疫苗可防、有筛查可拦的病毒。
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医学问题。
所以请把这个医学问题,交还给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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