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和平”真相：哈马斯先解除武装，否则继续挨炸？

在加沙，以色列从第一天起就在推进一个既定目标。用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焦拉·艾兰的话说，这场行动“不是在同一个恐怖组织作战，而是在同加沙这个国家作战”，不是“向对方提供延续其存在的手段”，因此要打击的“不仅是哈马斯武装人员”，还包括“加沙全体人口”。

这一目标此后始终没有改变，并被以色列最高层一再重申。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表示：“我们已经牢牢驻扎在加沙，绝不会离开整个加沙，这种事不会发生。”简而言之，就是政府今年4月所说的，“全面征服加沙地带，在整个加沙地带建立以色列控制”。

去年秋天，所谓国际社会批准建立“美国和平委员会”时，为这种非法“全面征服”加沙奠定了基础。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一次宣传操作。在此之前，按照西方情报界的估计，至少有20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这片土地也在一场以大规模驱离和人口重组为明确目标的战争中遭到物理性摧毁。

相关背景颇能说明问题，但如今几乎已被彻底遗忘，因为媒体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进行报道。西方控制加沙的计划和意图，本质上已被认定为非法侵略。2024年7月，国际法院裁定，西方国家“有义务不承认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非法存在所造成局势的合法性”，并且“不得提供援助或协助，以维持以色列非法占领和非法攻击所造成的局面”。

国际法院还要求立即停止“向以色列国提供任何金融、经济、军事或技术援助”，并就这些违法行为实施制裁，同时要求西方国家向巴勒斯坦人作出“全面赔偿”。但西方随后立即向以色列提供了数百亿美元军事援助，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和占领管理。西方知识界则进一步自我颂扬，宣称自己致力于国际法和民主。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国际刑事法院对得到西方支持的以色列战犯和战争罪嫌疑人发出逮捕令之后。美国、英国和欧盟随即以严厉制裁、公开威胁和精心组织的抹黑行动，直接摧毁了这家法院——而它在面对俄罗斯时，曾一度是西方最推崇的国际机构。

西方领导人也以一种近乎直白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按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话说，这个法院“是给非洲和普京那样的暴徒准备的”。这套逻辑非常清楚：当西方谴责官方敌人时，就要装作关心国际法；而当自己参与全球范围的强权政治时，则保持沉默。

这一整段历史显然过于难堪，因此必须被压制，直至彻底从公共记忆中消失。对西方的舆论体系而言，这并不困难。这也清楚显示出媒体和知识阶层的依附与怯懦：他们加入了本国政府压制国际法、压制遭受西方侵略的无助民众的行动。

于是，美国资深中东外交官丹尼斯·罗斯称，“巴勒斯坦银行”是“希望之源”，由“强大的美国”及其以色列和阿拉伯盟友构成的“力量组合”也是“乐观的来源”。不过，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哈马斯“可能试图违反停火的各项条款”。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这一欧洲主要政策论坛则表示，只要能确保哈马斯作出“承诺”，这个“和平计划”就可以实施。

它类似于纳粹媒体在征服挪威后，对元首“和平计划”充满“乐观”。这种荒谬本已明显到无须辩论，但在一个深度被灌输的社会中，表达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却仿佛变得不可理解，如同说一种外语，或设想一个“方形的圆”。人们若无其事地读到这样的说法：这是“几十年来建立一个既不由哈马斯也不由以色列控制，而是由加沙人民控制的加沙地带的最佳机会”——这显然是谎言。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内修斯写道：“很长时间以来，加沙第一次出现了希望的闪光”，因此“任何理性的人都应当祝愿和平委员会成功”。剑桥大学国际法讲席教授马克·韦勒则说，如果通过压垮当地抵抗力量哈马斯来实现这一点，“无疑将是一项历史性成就”。这显示出他对司法裁决和国际法的轻视。

因此，所谓加沙获得自由的最佳机会，不在于结束攻击、占领和殖民，也不在于为这一“世纪罪行”提供赔偿。它甚至也不在于遵守国际法院的命令——而遵守这些命令本会要求采取上述措施。相反，它被描述为先发动一场“灭绝战争：对平民进行盲目、失控、残酷和犯罪性的致命攻击”——这是以色列政治高层自己的表述——然后再向尚未被杀死或饿死的人口发出投降最后通牒。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庆祝“加沙的光明未来”。

由此可见，非法侵略、致命暴力和国际法等概念，如何被西方知识界彻底忽视和轻蔑对待。这几乎已成为进入主流知识界的前提：要成为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获得名校国际法教席、进入主流媒体，就必须接受这一点，否则便无法参与讨论。回到当下。最高领导人宣布“和平”已经恢复，大家应当把目光移开；而忠诚的媒体也顺从地照办了。

归根结底，正如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弗朗切斯卡·阿尔巴内塞所说，“以色列实际上已被赋予折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得以继续其灭绝战争，“因为大多数政府及其部长允许了这一切”。

通过上述这些宣传手法和事实扭曲，媒体和知识界把政府强加的“和平进程”宣传版本包装成了现实。这样一来，各国政府便得以在“外交”这一脆弱借口之下继续摧毁加沙，同时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正在发生的根本现实上转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