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矛盾 利益斗争——“百年大变局”的深层动力及其历史根源

公私矛盾 利益斗争——“百年大变局”的深层动力及其历史根源

郭海强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过去五年，接连发生全球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特朗普“二进宫”、中美再度爆发关税战及经贸战、以色列“加沙大屠杀”、中国接连高调展示世界一流武器等重大事件。特朗普政府在去年11月发布《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公然动用武力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继而公开胁迫丹麦对美“割让”格陵兰岛，伙同以色列悍然发动伊朗战争，导致冷战后世界格局、二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全球力量对比，再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性重大变化。

在今天，以往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法则、经贸体系、世界秩序乃至主流价值观，诸如“契约精神”、“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私产神圣”、“公民权利”、“民主人权”乃至“联合国宪章”、“雅尔塔体系”，还有什么“国际公约”、“世贸组织”、“人权理事会”等等，统统都被“特朗普总统（川普皇帝）”踩在脚下，美国政府甚至动用军队在公海上劫持各国油轮并据为己有（西方重操海盗旧业），欧盟主席也公开宣布“永久冻结俄罗斯资产”并“保留永久使用权力（等同于公开抢劫）”……

面对这一大堆令世人瞠目结舌而又损失惨重的历史巨变，以往传统的、经典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和地缘战略学说，均难以提供现成的答案。换言之，世界各国精英阶层所掌握的各种主流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前的国际形势变化。在这些纷繁杂乱、错综复杂的时局现象之下，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深层力量、或者是哪一条历史规律正在主导一切？？

一、西方寡头集团掌控当代世界走向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人常常使用“礼崩乐坏”一词，形容传统秩序以及文化规范遭受严重破坏并趋向瓦解的历史现象。但当下的世界形势，远非“礼崩乐坏”所能恰当形容并完整涵括，其失控之广度、失序之深度，实属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所罕见。

不管国际主流社会承认不承认，以“2020全球新冠疫情”为标志性事件，由此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前两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三战”的战争形态已经不是传统的军事热战，而是混杂着贸易战、金融战、生化战、交通战、认知战、网络战以及恐怖暴乱、地区冲突、局部战争“乱炖一锅”的“新形态混合战争”。

还有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不同，就是以往主导局势、挑动战争的都是掌握军政经大权的大国元首，现在却转变为掌握天量财富和国家资源的西方寡头集团，正在全球各地谋划、策动并挑起各种战乱，西方各国领导人全部沦为接受寡头操纵的政治傀儡（以欧洲、日韩最为典型），以致特朗普屡屡以“平息战争”的“和平总统”自居，向西方寡头集团发出一个“争取独立自主”的政治信号。

关于共济会和美联储的历史渊源，以及盎撒精英与犹太财团之间明争暗斗的黑暗历史，在今天已有相当一部分国内外网民对此比较了解（参阅本号 一文）。自十五世纪末“航海大发现”以来，欧洲各地的部族政权开始走上“追求东方财富”的历史发展道路，从中催生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出具有近现代形态的欧洲国家制度（政制、经贸、法律、军事）；后来又在中华文明的启蒙下（参阅本号 一文），发展出欧洲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

经过数百年的利益冲突和历史斗争，欧洲形成了源于北欧的盎撒精英集团以及来自近东的犹太金融集团，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既有勾心斗角，又有互利合作，共同主导了近现代欧洲的历史走向，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

欧洲各国通过海盗抢劫、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从原始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接连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英法德等老牌欧洲列强的衰落，以及美国这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

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开始率先进入“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犹太财团开始在与盎撒集团的历史斗争中占据上风，进而收买并掌控了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经精英阶层，导致西方及世界各国的公私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的犹太寡头手里。

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不费一枪一弹，通过培植政治代理人吞并了前苏联的国家资源和公共财富，同时开启了名为“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进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此成为西方世界的“黄金时代”，促使西方资本主义站上了历史发展巅峰。

有道是“物极必反”。西方资本寡头集团通过“全球化”掠夺了天文数字般的惊人财富，但美国也由于“产业空心化”而逐步丧失工业制造能力。为了更为有效地遏制中国超越西方，同时也为了塑造一个全球人口更少、更易于操控的“新世界”，西方生化寡头集团竟然丧心病狂地发动“2020全球新冠疫情”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级基因病毒生化战，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反人类的“生化恐怖主义”阶段。

在经历了反恐战争、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特朗普2.0等一连串严重折腾之后，美国不仅财力枯竭、债台高筑；工业空心、制造无力；将帅无能、军力衰弱；同时内部权斗加剧，社会矛盾激化，随时从内乱走向内战。

整个西方世界，由于美国陷入国力衰退，特朗普政权毫无底线并践踏规则的“MAGA”政策，造成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几乎全面失序，连带传统的“西方盟国体系”和“西方价值观体系”大半崩塌瓦解。其他国家自然也无法幸免，中东首当其冲陷于长期战乱，亚非拉各国亦不同程度地发生政变、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倒退，特别以美国社会的“斩杀线”最为突出。

二、西方各国有没有“历史周期律”？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存在着一个“历史周期律”，自秦始皇“统一天下”、首次在神州大地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来，汉唐宋明清这些全国性的历代王朝，往往在经历“开疆拓土、励精图治、成就帝业”之后，以皇亲国戚、功臣显贵为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就会逐步腐化堕落、骄奢淫逸，不断追求巨额财富以及土地兼并，以致造成民不聊生、官逼民反，两、三百年就会由盛转衰，被另一个新兴王朝替代，不断验证“治乱因循”的历史规律。

那么，中国这个“历史周期律”，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答案是“不能”。西方各国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历史周期律”？答案是“不存在”。

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高度成熟的高级文明，从源远流长的“一万年文明”发展出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化”，加上占据着亚洲东部靠山面海、相对封闭的独特地理环境，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就已确立具有高级政治文明形态的“中央集权制”，以及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在如此早熟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历代王朝不断强化并坚持巩固“中国大一统”这个政治理念，发展出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大汉民族国家形态。皇帝可以被替换，王朝可以被替代，即使遭逢异族入侵并建立异族王朝，但维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一直沿袭下来；而“儒家道统”作为古代中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更是从未改变。在多个独特的历史因素加持下，古代中国由此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周期律。

在今天，当人们回顾世界历史，惊奇地发现由西方人主导编写的这一部所谓“全球史”，竟然到处充满着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谎言；关于所谓“古代四大文明”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崛起”这两大部分，基本上就是由部分西方精英经过精心谋划并刻意编造的一部“伪史”。

我们暂且放下仍有争议的“西方伪史论”，仅就人所公认的世界史实而言，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欧洲各国，诸如西欧的英国、法国及爱尔兰、荷兰、比利时等国，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还有东欧的俄罗斯，其实都是在一千多年前，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海盗（又称‘瓦良格人’）”，通过长达两百多年（约公元790-1066年）的入侵、劫掠、殖民以及贸易往来、文化融合所催生建立的。时至今日，英国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两个地区，仍在极力谋划脱离英国而实现独立，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早期欧洲的“维京入侵”。

当西欧各国逐步建立起来并相继皈依基督教之后，罗马的天主教廷开始野心膨胀，企图将分裂的东西教会统一起来，以此扩张教权来压服王权。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利用拜占庭帝国因受伊斯兰势力威胁的“求援”，组织欧洲各国参与发动一场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为名的“十字军东征”，从而巩固自身作为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威。

自1095年至1291年，当时的欧洲各国国王、贵族、骑士还有农民，在各自利益诉求的驱使下，积极参与世界史上第一场“国际宗教大战”。在近两百年里，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断断续续地前后发动九次“十字军东征”。

其中的第四次东征（1202-1204年），十字军居然在威尼斯商业资本的诱骗和高压下，攻占并洗劫了同属基督教世界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富裕繁华的拜占庭没想到自己的“求援”反而招致“亡国”，最大的威胁竟然来自曾经无限信任的同教兄弟。

与此同时，处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遭受了来自东方草原的大规模军事入侵。总计三次的“蒙古西征”（参阅本号），蒙古铁骑一方面对欧洲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强力破坏，以及巨大的人口损失和心理创伤；另一方面在历史上首次打通了“欧亚大陆桥”，给愚昧落后的欧洲各国带来了各种先进的中华文明成果（火药、罗盘、造纸术、活字印刷等等）。

其中发生在1235年至1242年的“长子西征”，由成吉思汗孙子拔都统率的十五万蒙古骑兵，从东往西一路碾压广袤无垠的欧亚大陆腹地，最后重创波兰-日耳曼联军和匈牙利军队，兵锋一度直指维也纳近郊。在当时，蒙古铁骑的巨大威力导致整个欧洲地区产生巨大的恐惧，就连英吉利这个岛国也一度中断了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

“长子西征”的最大历史成果，却是完全摧毁了原本由维京人在今乌克兰地区建立并管治的国家——“基辅罗斯”，将其纳入蒙古“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长达两个世纪。后来崛起的莫斯科公国才逐步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并建立了“沙俄”这个东欧国家。时至今日，俄罗斯民族依然将基辅地区视为“民族祖源”和“文化根源”。

然而，蒙古人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军事政治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历史影响，并不仅止于此。在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为了从侧翼包抄南宋，派出多路大军通过中国西南地区实施一次史上罕见的“战略大迂回”行动。其中一路远征至云南、缅甸地区，无意中闯进了这个“鼠疫”的古老自然疫源地，由此将“鼠疫杆菌”带回了蒙古草原，造成了打破以往地域限制的“鼠疫北传”。

1346年，金帐汗国军队对克里米亚半岛黑海沿岸的卡法城展开围攻，军中突发大规模鼠疫，鼠疫杆菌通过从城内逃命的意大利商人传播至欧洲各地，从未接触过鼠疫的欧洲人大规模感染丧命，由此爆发世界历史上第一场国际大瘟疫——欧洲黑死病，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导致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将近二分之一。

在十三、十四世纪这两百年间，接连经历“蒙古西征”、“欧洲黑死病”两场大规模生存危机之后，愚昧落后却又贪欲无边的欧洲人才逐步惊醒过来，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摆脱农奴制，逐渐进入封建社会。与此同时，在中华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的熏陶下，欧洲人开始兴起了一场“人文觉醒运动”，亦即传统教科书上的所谓“文艺复兴”，为欧洲摆脱“宗教愚昧”，进入开明的近代史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到了十五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提女王伊莎贝尔通过联姻，将两个王国合并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具有中央集权制形态的统一民族国家——西班牙王国；1492年，西班牙将伊斯兰教势力彻底逐出半岛，由此完成了欧洲基督教国家持续七百多年的“收复失地运动”。

不仅如此，这个新生的西班牙王国还资助了意大利人哥伦布“开启新大陆航线”，由此展开了欧洲人前往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殖民扩张、贩卖奴隶的“全球掠夺运动”，为日后欧洲驱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丰厚而又血腥的“第一桶金”。可以说，伊莎贝尔一世及其治下的西班牙，结束了欧洲古代史，拉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帷幕。

如果将西班牙和葡萄牙看成是西方第一代的“全球殖民霸权”，那么英国、法国、荷兰就是西方第二代的“全球殖民霸权”。1588年8月，以“德雷克海盗船”为主力的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地区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由此动摇了西班牙的“全球霸主”地位。当时处于弱势的英国为了对抗国力强大的西班牙，积极联合及援助法国和荷兰，三方联手侵蚀西班牙的全球殖民利益。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通过“欧洲七年战争”，从法国手里夺取了整个加拿大和部分北美殖民地，并且独占了印度的殖民统治权，一跃成为“世界海上霸主”。其后通过持续百年的“工业革命”，英国逐步成为执掌世界贸易、工业、金融、军事、文化等各项霸权的“全球殖民霸主”。

“欧洲七年战争”除了成就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外，还产生了两个出人意料却又相互关联的历史后果。其一是英国将战争费用转嫁到北美殖民地头上，迫使不堪剥削压榨的“北美十三州”发动了美国独立战争；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报复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大力援助华盛顿阵营的“独立建国”。著名的“纽约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各界民众在1876年集资送给美国人民的“建国百年礼物”。

其二就是法国在“七年战争”的战败，大大削弱了波旁王朝的政治权威，加上路易十六不惜“倾家荡产”来资助美国独立，沉重的税负催生了“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成为欧洲各王室第一个被起义民众斩首的国王。加上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儒家思想传入欧洲所引发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准备，“自由理念”和“民主理想”从此成为欧洲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众所周知，正是这个当初受到法国资助而实现独立的美国，经过不到两百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一个英国前殖民地摇身一变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反仆为主地取代了英国的“全球殖民霸主”地位。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依然执掌着贸易、科技、军事、金融、文化等各项世界霸权。

审察如此这般的一部西方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个国家主体的西方各国，并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但在西方的全球殖民体系层面，却又存在着新旧霸权更替的“历史周期律”。

事实上，欧洲大陆有史以来从未形成过一个能够实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在领土狭小、人口不足、资源短缺等各种限制下，加上基督教的思想禁锢和权力压制，西方各国自然难以产生“历史周期律”。只有发展到全球殖民体系层面，西方在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利益共同体之时，才有可能发育出类似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即一旦旧霸主陷入封闭僵化、利益固化而又贪欲无边的矛盾境地时，就会被一个新兴的全球霸权势力所取代。

（待 续）

2026、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