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赛金花墓碑刻石考：两股立碑势力博弈与李月庭镌碑史实纠讹

1936年赛金花病逝于北平陶然亭，围绕其墓葬碑刻衍生出两套完全独立的营建方案，以张次溪（张江裁）代表的北平文人筹备群体和与日伪人物潘毓桂形成两股对立力量，后世诸多文史讹传皆源于二者史料混淆。本文试图依托《灵飞集》《回忆白石老人》等民国文献，厘清三大核心史实：其一，齐白石篆额《赛金花之墓》仅停留在筹备阶段，因卢沟桥事变彻底废弃，此碑从未上石、实物不存在；其二，陶然亭现存《姑胥赵灵飞之墓表》与计划刊刻的《赛金花之墓》含碑文《灵飞墓诗碣》分属两套体系，形制、撰文、工匠、石材全然割裂，不可混为一谈；其三，琉璃厂翰茂斋李月庭是陶然亭现存《彩云曲》碑碣唯一镌刻匠人，全部同期文献无其他刻铺参与的记载，网络流传的琉璃厂匠人后裔口述、民间附会说辞均无民国史料支撑，属于后世编造讹传。通过考证民国史记载，区分原始文献与民间传说，可厘清近百年来赛金花碑刻的诸多历史误读。

一、赛金花葬事背后两股立碑势力的立场博弈

1936年末赛金花贫病离世，北平文人自发筹资将其安葬陶然亭锦秋墩，随即分化出两套相互独立、立场对立的立碑计划，核心推动者分别为张次溪（北平方志学者）与潘毓桂（日伪时期任北平市警察局长），二者从创作主旨、碑刻形制到施工团队均完全割裂，构成民国北平金石史上特殊的博弈事件。

以张次溪为核心的文人筹备群体，初衷是客观梳理赛金花生平，纠正坊间辱国诬贤的野史流言。团队规划完整：邀约金松岑撰文，金氏婉拒后改由杨云史（诗人和书法家）撰写《灵飞墓诗碣》，齐白石篆书碑额“赛金花之墓”，吴迪生（齐白石弟子）捐石，琉璃厂翰茂斋李月庭负责镌刻。全套文稿、责任人安排均记录于张次溪《灵飞集》往来信札，属于北平正统金石文人圈层的公共筹办事宜。

另一股力量以潘毓桂为主导，借为赛金花立碑自我美化。1937年北平沦陷，张次溪随国立北平研究院离平南迁，张次溪群体的立碑计划全面搁置。潘毓桂趁机单独出资，绕过所有北平文人与琉璃厂专业镌碑匠人，自行委托主营建筑石材的中国石公司采办花岗岩平板，独立撰文、独立施工，刊刻《姑胥赵灵飞之墓表》。

二者核心矛盾在于价值立场：张次溪群体意在以碑存史、纠勘流言；潘毓桂则借墓表文辞自比救国功臣，掩盖自身叛国行径。

两股势力的对立直接造成两套碑刻工程彻底分流，也为后世混淆两块碑刻、衍生各类不实传说埋下伏笔。最广为流传的讹传，便是认定齐白石篆书“赛金花之墓”曾镌刻上石，实则原始文献可证该方案全程落空。

二、《赛金花之墓》从未上石，齐白石篆额为纸面规划，无实物遗存

张次溪著《回忆白石老人》与《灵飞集》明确记载完整时间线：齐白石早已写就“赛金花之墓”篆额大字，杨云史撰《灵飞墓诗碣》文稿定稿，吴迪生捐献的铜版石材等待李月庭安排上石镌刻。1937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北平局势大乱，张次溪被迫南下避难，整套筹备工作全面终止。

齐白石致张次溪信札提及“吴君迪生赠石刻灵飞墓碣，今闻潘氏自为立表，此石不复用，殊可惜也”，直接佐证吴迪生捐赠铜版石全程闲置弃用，齐白石篆额从未付诸镌刻。原计划的《赛金花之墓》碑，仅有相关记载，部分书稿留存，无石材、无镌刻工序、无拓片传世，客观上不存在任何碑石实物。（注：齐白石篆书“赛金花之墓”目前未发现墨迹遗存。）

后世民间、网络传言称陶然亭曾出土齐白石篆额墓碑，均为无文献支撑的附会。1950年后陶然亭历次文物普查、石刻整理档案，仅保留潘毓桂《姑胥赵灵飞之墓表》、张大千《彩云图》、樊增祥《前后彩云曲》石刻，从未出现齐白石篆额碑石或拓片，足以印证此碑仅存纸面规划，从未上石。

三、陶然亭现存两套碑刻体系辨析，《姑胥赵灵飞之墓表》与《彩云曲》碑碣完全割裂

潘毓桂抢先立碑后，张次溪放弃《赛金花之墓》立碑计划，改由董士恩（清末民初政坛名宿）等人将樊增祥撰《彩云曲》、樊增祥撰，张伯英书《后彩云曲》和张大千绘《彩云图》，由翰茂斋李月庭镌刻上石嵌于陶然亭壁间。

《彩云曲》之一（图片源自网络）

《彩云曲》之二（图片源自网络）

《彩云曲》之三（图片源自网络）

《彩云曲》之四（图片源自网络）

《姑胥赵灵飞之墓表》为竖式一石墓碑制式，而《彩云曲》为横式四石的纪念诗碣。诸多文史科普常将两块（组）碑刻混为一谈，统称为《赛金花之墓》，实则二者分属两套工程，在撰文、形制、石材、镌刻工匠、创作主旨上有着根本性区别，不可等同看待。

《姑胥赵灵飞之墓表》（图片源自网络）

其一，撰文与创作主旨不同。《彩云曲》为樊增祥的叙事长诗，记叙赛金花风尘经历，以文学笔法记录一段京城广为流传的人物轶事，具备民俗与史料价值；《姑胥赵灵飞之墓表》由潘毓桂独自撰文，全文六百余字刻意拔高赛金花，借古喻己，为自身汉奸身份粉饰，后人评价此文是赛金花一生最大屈辱。

其二，形制工艺分属两套体系。《彩云曲》碑碣遵循北平琉璃厂传统镌碑制式，完整沿用撰文，书丹、上石、手工还原笔墨气韵的古法镌碑工序，由行业资深匠人把控形制规范并镌刻；潘毓桂主导的墓表摒弃全部传统墓碑礼制，无碑首、无篆额，以回纹铺满碑首区域替代碑额，形制不古不今，不伦不类。施工方中国石公司仅擅长建筑石材刻字，无传统镌碑手工技艺，成品仅为简单文字复刻，没有金石艺术价值。

其三，石材、工匠完全独立。《彩云曲》镌刻匠人为翰茂斋李月庭并捐石；《姑胥赵灵飞之墓表》为中国石公司，现存碑身无刻工、商号落款，所有同期文献均未记载琉璃厂任何镌碑铺参与此碑制作。两套工程物料、匠人互不通用，不存在共用石材、同一匠人镌刻的情况。

其四，遗存状态存在差异。《彩云曲》整组碑碣因战乱和陶然亭公园改造，碑石闲置废弃，现在仅三方遗存于陶然亭慈悲庵，一方遗失；潘毓桂《姑胥赵灵飞之墓表》碑石留存于陶然亭慈悲庵石刻陈列室，是唯一现存赛金花相关墓表碑刻。

四、翰茂斋李月庭是《彩云曲》碑碣唯一刻工

目前全部第一手民国原始文献，形成统一定论：琉璃厂翰茂斋主人李月庭是赛金花之墓主要参与者，原计划碑文《灵飞墓诗碣》搁置未上石，《彩云曲》系列碑碣是以张次溪为首立碑计划唯一的金石遗存。关于镌刻匠人，无任何同期史料提及其他刻铺、刻工参与。

从行业身份来看，李月庭身为北直刻字业同业公会会长，深谙传统镌碑工艺，与张次溪交往深厚，自愿无偿承接镌刻，连加工石材都愿意捐助，《灵飞集》多封往来书信完整记录二人立碑筹备沟通细节，属于无可辩驳的第一手文字证据。按照北平镌碑行业惯例，大型碑刻项目仅委托一家资深商号全程施工，不会拆分交由多家匠人，史料中亦无分包刻石的记载。

近年来网络流传“由碑刻名家李月庭转交”的说法，全部来源于后人“口述回忆”，并无民国同期拓片、碑刻落款、文人信札、行业档案等实物文献佐证。史学考据规范中，后代追忆口述存在记忆偏差、附会美化、虚构事迹等诸多缺陷，无法与一手刊印文献、碑石实物史料对等采信。同时前文已考证，潘毓桂因汉奸身份遭到北平全体正统镌碑匠人抵制，琉璃厂所有商号均拒绝承接其墓表工程，琉璃厂刻工不可能参与潘毓桂墓表制作，有关赛金花墓表由琉璃厂其它刻工参与完成的“口述”属于后人编造的历史讹传。

最后，需要再次明确区分两组史实边界：张次溪代表的文人群体原立碑计划搁置后，李月庭仅承接了董士恩主导上石的《彩云曲》碑碣；潘毓桂主导的《姑胥赵灵飞之墓表》无任何琉璃厂专业镌碑匠人参与，二者工匠体系互不交集，不可混淆。

结论

梳理赛金花相关碑刻史料，必须严格区分张次溪文人筹备群体与潘毓桂两套独立工程，以民国一手刊印文献、碑石实物为核心依据，摒弃无佐证的民间口述与网络传言。其一，齐白石篆额《赛金花之墓》，杨云史撰《灵飞墓诗碣》碑文，仅停留在筹备阶段，受卢沟桥事变影响彻底废弃，从未上石，不存在实物碑刻；其二，现存《姑胥赵灵飞之墓表》与《彩云曲》碑碣分属两套完全割裂的碑刻体系，撰文、形制、石材、工匠均无交集；其三，翰茂斋李月庭是《彩云曲》碑碣唯一镌刻匠人，所有同期文献无其他刻工参与记录，后世“口述”属于无史料支撑的附会讹传。厘清以上三点，可纠正近百年来围绕陶然亭赛金花碑刻衍生的诸多历史误读，还原民国北平金石镌刻行业真实历史脉络。

（后注：赛金花墓碑刻石历史线索复杂，近百年流传多个版本，缺少完整的史实记载。考据不易，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欢迎评论，点赞和转发给好友。不要忘记加关注哟。

我是夜雨如川，感谢您的光顾，每天在这里与您分享一个我身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