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放牛路过高粱地，村长女儿把我拉了进去，说：要不咱俩试试

86年我放牛路过高粱地，村长女儿把我拉了进去，说：要不咱俩试试

高粱熟透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浸在一种沉甸甸的红里。那些穗子压弯了秆子，风一过，就像一片烧着的海，哗啦啦地响。我牵着那头老黄牛，沿着田埂慢慢走，牛绳在手里松松地挽着，老牛低头啃路边的草，一步一挪，我也跟着一步一挪。那年我十八，高中刚毕业，考大学差了三分，爹没说什么，只把牛绳往我手里一塞：“先帮着家里干点活，等明年再说。”（欢迎来到喜宝讲历史聆听故事请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谢谢）

明年。明年是什么样，谁也说不清。

高粱地密得很，人走进去，外面根本看不见。我正走着，忽然高粱叶子一阵乱响，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猛地攥住了我的胳膊。我吓了一跳，牛也惊了，往后一退，绳差点脱手。那只手劲儿不小，五个指头像铁钳子，把我往高粱地里拽。

“哎——”

“别出声。”

是林月。村长的女儿，跟我同岁，在学校时坐我前排。她头发上沾了几片碎叶子，脸红扑扑的，眼睛里亮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她把我拉到高粱地深处，那里被踩出一小片空地，地上铺着些干草，显然是有人特意弄过的。

她松开我的胳膊，退后半步，仰着脸看我。高粱穗在我们头顶摩挲着，沙沙地响，像在说什么悄悄话。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的，比牛蹄子踩地还响。

“要不咱俩试试？”她说。

我愣在那儿，脑子像被人舀空了。林月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也是最有文化的姑娘，她爹是村长，她娘是小学老师，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秋天就要去报到。而我，一个落榜的农村小子，除了放牛、种地，什么也不是。

“你说啥？”我的嗓子干得发紧。

她笑了一下，嘴角往上翘，眼睛里却认真得很。“我说，咱俩试试。处对象，你懂不懂？”

“你……你要去念书了。”

“我知道。”她往前迈了一步，离我更近了，我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儿，还有高粱叶子青涩的腥气。“所以我才问你。等我去念了书，就来不及了。”

“你爹……”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她打断我，伸手扯了扯我皱巴巴的褂子领子，“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

我低下头，看见她的鞋面上沾着泥，是那种新翻的黑土，湿漉漉的。她的脚很小，跟我妹的差不多大。我想起在学校时，她总把辫子梳得光溜溜的，上课回答问题声音脆生生的，像咬一口脆苹果。那时候我连正眼都不敢多看她，只敢在后排偷偷看她后脑勺上那根红头绳。

“愿意。”我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她耳朵尖，听见了，脸上的笑漾开去，像石子扔进水里，一圈一圈的。她忽然踮起脚，在我脸上飞快地碰了一下，然后转身就往高粱地外头跑，高粱叶子被她撞得哗哗响。

我站在原地，右脸颊上那一小片皮肤热烘烘的，像被太阳单独照了一下。老牛在外面哞哞叫，我拨开高粱走出去，看见林月已经跑远了，辫子上的红头绳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像一小簇火苗。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土炕硬邦邦的，硌得我骨头疼，但比骨头更疼的是心里那股又甜又慌的劲儿。我盯着房梁上挂的干辣椒，想，林月她爹是村长，全村最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女儿跟我好，这事儿要是让人知道了……

我攥着被子角，手心全是汗。

过了两天，林月又来找我。这回是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她手里攥着一封信，在我眼前晃了晃。

“录取通知书，省城师范，中文系。”

“真好。”我替她高兴，可心里头又沉了一下。省城，离我们这儿几百里地，坐火车要一天一夜。

她看出我的心思，把信叠好塞进口袋，说：“你复读吧，明年也考省城的学校。咱俩在一个地方念书，多好。”

“我家没钱。”我说的是实话。爹去年腰伤了，干不了重活，家里全靠娘和几亩地，我妹还在上初中，哪有钱供我复读。

林月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面是一摞钱，有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毛票。

“这是我暑假给人抄书攒的，还有我娘给我的零花，你先拿着。”

我往后退了一步，手背在身后。“我不能要你的钱。”

“算我借你的。”她把钱塞进我褂子口袋里，动作利落，像她这个人一样。“你考上大学，挣钱了再还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亮堂堂的，没一点犹豫。我鼻子忽然酸了，扭过头去，假装看远处那片高粱地。穗子更红了，风一吹，像在点头。

那一年冬天，我开始复读。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林月有时来找我，给我带她娘做的咸菜，或者从学校图书馆借的复习资料。我们约好了，谁都不跟家里说，等她寒假回来再摊牌。

可是事情比我们想的来得快。

快过年的时候，村里有人看见林月从我家的柴房后面出来，风言风语就起来了。村长林建国很快知道了，腊月二十三那天晚上，他带着林月到了我家。

我爹拄着腰，站在堂屋中间，地上是新扫过的，但墙角的灰还是能看见。林建国穿一件半新的军大衣，脸黑沉沉的，进门也没坐，就那么站着。

“老陈，”他对我爹说，“你家小子干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我爹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上面有个洞，露出里面的棉花。

“他俩的事儿，我不同意。”林建国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咚咚的。“我闺女是要念大学的人，以后要当老师，吃公家饭的。你家这情况……”

他没把话说完，但意思谁都明白。我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手扶着腰，半天没说话。林月站在她爹身后，嘴唇抿得发白，她看着我，眼睛里又急又疼。

“爹，”她开口了，声音在抖，“是我愿意的。”

“你闭嘴！”林建国回头瞪她一眼，“你懂什么？十八岁的丫头片子，你知道过日子是啥？”

堂屋里安静下来，只有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我爹终于说话了，声音沙沙的：“建国，这事儿是孩子不懂事，我回头说他。你家闺女是好姑娘，我们家攀不起。”

我猛地抬起头：“爹……”

“别说了。”我爹摆摆手，脸上那道皱纹像刀刻的，深深的，“屋里坐吧，喝口水。”

林建国没坐，拉着林月走了。林月出门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什么都有，委屈、不甘心、还有一股子犟劲儿。我知道她不会就这么算了，可我也知道，她爹说的话，句句在理。

那天晚上，我爹坐在炕沿上抽旱烟，一锅接一锅，屋里烟雾缭绕的。我躺在一旁，脸朝着墙，眼泪流下来，洇湿了一片枕头。

“娃，”我爹终于开口了，“你怪爹不？”

“不怪。”我说，声音闷闷的。

“人家说的是实话。”我爹叹了口气，“咱家穷，你娘身子也不好，你妹还得上学。你要是真跟林月好了，人家跟着你吃苦，你忍心？”

我没说话。

“你要是真喜欢她，就得让自己配得上她。”我爹磕了磕烟锅，“书，还得念。”

我翻过身来，看着他。灯影里我爹的脸又瘦又黑，眼窝深陷着，可那双眼里的光，跟林月眼睛里的光一样，亮堂堂的。

“爹，我想复读。”

“嗯。”我爹点点头，把烟袋放下，“开春把咱家那头猪卖了，凑点钱，你好好念。”

开春的时候，猪卖了，钱揣在我怀里，热乎乎的。我又回到了学校，插班复读。林月暑假回来过一次，我们见了一面，在村后的小河边，一人坐一块石头，中间隔着一丛开花的野枸杞。

“我爹不准我见你。”她说，低着头拨弄一根草，“可我还是要见。”

“你爹是为你好。”

“我知道。”她抬起头，看着我，“可我知道自己图啥。你考上大学，他就没话说了。”

我看着她，春天的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长了，没扎辫子，散在肩膀上。她瘦了些，眼睛还是那么亮。

“林月，你等我。”

“我等你。”她说，声音轻轻的，像河水流过石头。

那一年我拼了命地念书。每天五点半起来，背单词、背古文，晚上十一点才睡。煤油灯把眼睛熏得发红，看书久了，眼前一片模糊，我就使劲揉一揉，接着看。林月从省城给我寄资料、寄参考书，信封上写着“陈晨收”，地址是学校传达室。我每次去拿信，心里都扑通扑通跳。

第二年夏天，我又进了考场。考完最后一门出来，太阳明晃晃的，我站在学校门口，忽然特别想见林月。她在省城，离我几百里地，可我觉得她就在我旁边似的。

八月，通知书到了。省城大学，中文系。

我爹捧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我娘在旁边抹眼睛，我妹蹦着跳着，喊“哥考上大学了”。

那天晚上，我去找林月。林月在家门口等我，穿着一件碎花裙子，辫子重新扎起来了，红头绳还是那根。我把通知书给她看，她接过去，看了半天，忽然扑在我怀里哭起来。

“我就知道你能行。”她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搂着她，鼻子也酸。月光照在地上，亮汪汪的，像铺了一层水。

“我明天去跟你爹说。”我说。

她从我怀里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午，我换了件干净的褂子，把通知书折好揣在口袋里，去了林月家。林建国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来，斧子停了一下，又接着劈。

“叔，”我站在院子门口，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我来跟您说个事儿。”

林建国没停手，斧子落下去，咔嚓一声，一根木头分成两半。“说。”

“我跟林月……”我深吸一口气，“我跟林月处对象。我考上大学了，以后能挣钱，能养家。我会对她好，一辈子对她好。”

林建国终于停下手，把斧子靠在柴堆上，转过身来看我。他比我上一次见时老了些，鬓角白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又黑又沉，像两口深井。

“你知道养家啥意思？”他问。

“知道。”

“你知道当爹的啥心思？”

“知道。”我看着他，没躲，“我也有爹。”

他盯了我半晌，忽然哼了一声，弯腰捡起一根劈好的柴，码在垛上。“我闺女要是受委屈，我饶不了你。”

我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心里像开了锅的水，咕嘟咕嘟往上冒泡。我使劲点头：“叔，您放心，我肯定不会。”

林月从屋里跑出来，扎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脸上笑得像朵花。她娘跟在后面，笑着骂她：“丫头片子，锅都要糊了。”

那天中午，我在林月家吃的饭。林建国开了瓶酒，给我倒了一盅。我从来没喝过白酒，辣得直咂嘴，他看着我，嘴角终于有了一丝笑意。

九月，我和林月一起坐火车去了省城。车厢里挤得满当当的，人挨着人，过道里堆着蛇皮袋子和扁担。我和她挤在一个三人座上，她靠窗，我在中间，对面是个抱小孩的妇女。火车咣当咣当地走，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高粱又熟了，红得漫山遍野。

林月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咱俩真在一块儿了。”

“嗯。”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小小的，凉凉的，我攥在手心里暖着。

“以后的日子，不管咋样，咱俩一起扛。”

我看着她，窗外的光打在她脸上，柔和得像一层纱。我说：“好。”

大学四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申请了助学金，又在校办印刷厂打工，每天下了课就去，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手上全是油墨，指甲缝里黑乎乎的洗不净。林月也打工，给两个初中生做家教，周末从来不休。

我们租了个小平房，在城西的城中村里，一个月八十块钱。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油炉，墙角堆着书和行李。冬天冷得要命，窗户上糊的塑料布被风刮得呼呼响，我们就挤在一起睡，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被子上。林月总把热水袋塞在我脚底下，自己手脚冰凉，我说换换，她不让，说男生不怕冷。

那些年苦，可真甜。每天早晨我骑车送她去做家教，路过早市，买两个烧饼，一人一个，边走边吃。晚上她回来得晚，我在印刷厂干完活，就到她学生家楼下等着，路灯昏黄黄的，我靠在电线杆上看书，等她下楼，两个人牵着手走回去。

大三那年，林月生病了。开始只是咳嗽，没当回事，后来发烧，退了又烧。我带她去校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住院要押金，我翻遍口袋，只有三百多块钱。

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头埋在手心里，一点办法也没有。林月在病房里挂着水，我去看她时她睡着了，脸上苍白，嘴唇干得起了皮。我摸了摸她的额头，还烫着。

我蹲在走廊尽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村部的，响了半天才有人接。我爹的声音从几百里外传过来，刺刺啦啦的，像隔了一层砂纸。

“娃，咋了？”

我说：“爹，林月病了，住院，要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听见我爹喘气的声音，粗粗的，像拉风箱。

“爹，你说话。”

“家里……”我爹顿了顿，“家里那头牛，上个月卖了。给你妹交学费。现在手头就剩二百来块。”

我心里一沉。“那……我再想想办法。”

挂了电话，我在村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天黑透了，星星稀稀拉拉的。我想起那头老黄牛，想起那些年我牵着它走在田埂上，高粱地红得像火。牛卖了，我爹心里肯定不好受。

第二天我去学校找辅导员，说了情况，学校给批了五百块的困难补助。我又找同学借了二百，总算把押金凑上。林月住了半个月院，我白天上课、打工，晚上去陪床，困了就趴在床边眯一会儿。

她出院那天，瘦了一大圈，下巴尖尖的。我背着她上楼，她趴在我背上，轻声说：“陈晨，咱以后会有钱的，对吧？”

“会有的。”我说，楼梯一层一层往上走，我喘着气，“肯定会有。”

大四那年，林月先毕业了。她分到了省城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工资不高，但稳定。我比她低一届，还要多念一年。她领了第一个月工资，给我买了一件新棉袄，深蓝色的，她说是羽绒的，暖和。

我穿着那件棉袄，在印刷厂的机器声里，在教室里，在冬夜回家的路上，浑身都是热的。她晚上备课，我就在旁边看书，煤油炉上坐着锅，咕嘟咕嘟煮着白菜豆腐。窗户外面下着雪，屋里小小的，暖烘烘的。

我说：“林月，等我毕业了，咱就结婚。”

她笔都没停，嘴角翘着：“你说的。”

“我说的。”

第二年我毕业，分到了市里一家报社做编辑。工资也不高，但总算有了正式工作。我们在城中村又住了半年，攒了点钱，在城郊租了一间带厨房的一居室，比原来大一些，墙上刷了白灰，干净多了。

结婚那天是秋天。没办酒席，就在租的房子里，请了几个同学和林月的同事。我爹和我娘从老家赶来，林建国和他媳妇也来了。两亲家坐在一起，一个桌上吃饭，话不多，但气氛不算僵。

林建国那天喝了几杯酒，脸红了，拉着我的手说：“小子，我当初看不上你，嫌你穷。这几年你咋样，我看见了。”他拍了拍我的手背，“以后好好过日子。”

我爹在旁边抹眼睛，我娘笑着给他递手绢。林月穿着一条红裙子，站在那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那天晚上，客人走了，屋里静下来。我和林月坐在床上，数着红包里的钱，一张一张，有整有零。数完了，林月抬头看着我，忽然哭了。

“哭啥？”我慌着给她擦眼泪。

“没哭，”她笑着说，眼泪却往下淌，“就是觉得，咱们真结婚了。”

我搂着她，屋里飘着喜糖的甜味儿。窗外有月亮，圆圆的，亮亮的。我说：“以后咱会越来越好。”

结婚后的日子，平平淡淡地往前过。我在报社从编辑做起，慢慢升了副主任，工资涨了些。林月在学校教语文，带毕业班，年年评优。我们攒了两年钱，加上两家凑了点，付了一套小两居的首付。房子不大，六十平，但到底是自己的。

第三年，林月怀孕了。她身子弱，怀孕反应大，吃什么吐什么。我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早上起来熬小米粥，下班回来炖鸡汤。她靠在沙发上，孕肚渐渐大起来，有一天晚上她忽然说：“你摸摸。”

我伸手贴在她肚子上，里面轻轻动了一下，像小鱼吐了个泡。我和她对视一眼，两个人都在笑。

“你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好。”我说，“只要像你。”

她白我一眼：“像你才好，你老实。”

女儿出生那天是冬天，下了场大雪。我在产房外面等着，走来走去，走了一百多圈。护士抱出来的时候，小小的一团，皱巴巴的，脸红红的。我接过来，手都在抖。她忽然睁了下眼睛，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

我给闺女取名叫陈念，思念的念。林月说好听。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的，没什么大事，柴米油盐，上班下班，接送孩子。闺女慢慢长大，会走路了，会叫爸爸了，上了幼儿园。我们的房子也从六十平换成了九十平，贷了更多的款。

那几年我爹身体越来越差，腰上的老毛病犯了，后来查出肺上也有问题。我把他和我娘接到省城来住，房子挤是挤了点，可林月从没抱怨过。她给我爹熬药、擦身子，端屎端尿，比亲闺女还亲。我爹有一次拉着她的手，老泪纵横：“月啊，爹当年没看走眼，你是好孩子。”

林月笑着给他擦眼泪：“爹，您别这么说，应该的。”

闺女上小学那年，我爹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拉着我和林月的手，说了句“好好过日子”，就闭上了眼睛。我抱着闺女，她还不懂什么是死亡，仰着脸问：“爷爷睡着了？”

我点点头，眼泪砸在她头发上。

送走我爹，家里空了一角。我娘精神也大不如前，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做饭忘了关火，出门忘了带钥匙。林月把她接过来跟我们住，每天上班前把饭菜做好，中午让我娘热一下吃。

那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房贷要还，闺女要花钱，老母亲要照看，报社效益也开始下滑，工资好几个月没涨过了。我夜里常常失眠，翻来覆去地想，钱、病、将来，越想越睡不着。

林月也瘦了，白头发多了几根。有一天晚上，她坐在沙发上算账，算着算着把笔一扔，长长叹了口气。

“咋了？”我问。

“这个月又要超支。”她揉着太阳穴，“念念的奥数班该交费了，妈下个月要复查，还有……”

“别算了。”我坐过去，把她拢在怀里，“我多接几个稿子，能挣点外快。”

她靠在我肩膀上，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说：“陈晨，你说咱那时候，在高粱地里，你想过以后会是这样不？”

我想了想，笑了。“那时候哪想那么多，就觉得你好看。”

“现在呢？”

“现在也好看。”我低头亲了亲她的头发，“就是多了几根白头发。”

她捶了我一下，也笑了。

日子虽然紧巴，但还是能过。我接了夜班的活儿，给几家杂志写专栏，凌晨一两点才睡，早上六点爬起来送闺女上学。林月学校评上了高级职称，工资涨了一截。我们就像两只蜗牛，背着壳慢慢爬，不快，但好歹在往前。

闺女上三年级那年夏天，村里传来消息，说要拆迁。老家的房子和地，能补一笔钱。

我赶回去办手续，站在老屋前面，看着那几间旧瓦房，墙皮掉得差不多了，院子里那棵枣树还在，枝枝桠桠地伸着。当年我爹就在这院子里坐着抽旱烟，跟我说“你得配得上她”。我妹在城里安了家，我娘跟我住，这老屋空了好几年。

办完手续出来，我顺着村路往后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片高粱地。地还在，但已经没人种高粱了，种的是蔬菜大棚，白花花的塑料薄膜一片连着一片。只有靠河那一溜，还留着几垄高粱，不知是谁种的，穗子刚泛红，在风里晃着。

我站在田埂上，想起十八岁那年，一只手从高粱地里伸出来，攥住了我的胳膊。想起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那句“要不咱俩试试”。

三十多年了。

我蹲下来，拔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手里捻着。风从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腥气，还有高粱叶子青涩的味道，跟当年一模一样。

身后有脚步声。我回头，看见林月站在田埂那头，穿着件碎花的褂子，头发剪短了，鬓角有些白。她手里拎着个袋子，里面装着从镇上买的煎饼。

“你咋来了？”我站起来。

“办完事不见你人，猜你就跑这儿来了。”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着那几垄高粱，“还记得这儿？”

“忘不了。”

她笑了，眼角有几道细细的纹。她伸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那个动作，跟十八岁时一模一样。

“陈晨，”她说，声音轻轻的，“你后悔过不？那时候要是没跟我好，你找个条件好的，日子可能比现在舒坦。”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只是没那么灼人了，像烧了很久的炭，温温的，暖暖的。

“后悔啥？”我说，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小小的，有些粗糙了，但攥在手心里，跟当年一样踏实。“我这一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

“啥事？”

“跟你试了试。”

她打了我一下，眼睛却红了，别过脸去假装看地里的高粱。风吹过来，高粱叶子哗哗响，像在笑，又像在说话。

拆迁款下来后，我们把房贷还清了，还剩了一些。我娘的身体越来越差，林月办了内退，专门在家照顾她。我还在报社干，转了行政岗，不用值夜班了，每天按时上下班，周末陪闺女去上补习班。

闺女上了初中，个子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眉眼像林月，性格像我，闷闷的，不爱说话，但心里有主意。有一回她从学校回来，气鼓鼓地把书包一扔，说班上一个男生欺负她。

林月问怎么回事，她不肯说。我端了杯水给她，坐在旁边：“跟爸说说。”

她憋了半天，说：“他说我爸妈是乡下人，土。”

我愣了一下，笑了。“他说得也没错，咱本来就是乡下的。乡下的咋了？乡下人种粮食，城里人不得吃饭？”

闺女看着我，眨眨眼。

林月在旁边接话：“你爸当年就是个放牛的，你姥爷还是村长呢。乡下不丢人，丢人的是瞧不起人。”

闺女想了想，点了点头，气好像消了些。第二天放学回来，她说那个男生跟她道歉了，她把我说的话跟他讲了，男生红了脸，说对不起。

我和林月对视一眼，都在笑。

我娘走的那天，是个春天，窗外桃花开了。她拉着林月的手，叫了声“月啊”，就没再说话，安安静静地走了。林月哭得不行，我搂着她，两个人坐在床边，坐了好久。

办完丧事那天晚上，家里空落落的。闺女去同学家了，就剩我和林月。她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

她没回头，肩膀微微抖着。

“妈走了，就剩咱俩了。”我说。

她嗯了一声，声音哑哑的。“咱俩也老了。”

我下巴抵在她肩膀上，看着窗玻璃上两个人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叠在一起。我说：“老了也得好好过。”

后来闺女考上了大学，学的是中文，跟林月当年一样。送她去学校那天，我和林月在宿舍楼下站着，看着闺女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忽然觉得时间快得像一眨眼。

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俩并排坐着，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只是车窗外的田野变了很多，多了厂房，多了高楼。但远处还有一片一片的地，种着庄稼。

林月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我低头看着她，她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有了皱纹，眼角的纹路更深了。可我还是觉得她好看，跟当年在高粱地里一样好看。

火车咣当咣当地走着，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脸上，温温的。我伸手把她鬓角一缕白头发别到耳后，她没睁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窗外的田野上，有一片高粱，红得正旺。风一吹，像一片烧着的海。

我闭上眼，好像又回到了十八岁。那只手攥住我的胳膊，那个声音说：“要不咱俩试试。”

我听见自己在心里说：“好。”

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字。

火车到站时天已经擦黑了。我们出站，打了一辆车回家。路上林月忽然说：“咱回趟村里吧，趁念念在学校，咱俩回去看看。”

我没多想就点了头。她这人就是这样，主意来得快，说了就要做。第二天一早，我们坐长途汽车回了老家。

村子变了很多。路修宽了，铺了水泥，路边还装了路灯。村口的老槐树还在，但树下的石碾子没了，换成了一排健身器材，几个老头老太太在那儿伸胳膊踢腿。我认出两个，都是当年一块儿在生产队干活的老伙计，脸比我印象里圆了些，头发都白了。

“哎，陈晨！”一个瘦高个儿先看见我，拄着拐杖走过来，“你咋回来了？林月也来了？快，坐坐坐。”

是老刘，当年跟我一块儿放过牛。他老伴儿不在了，儿子在县城开了家超市，他一个人守着老屋，养了两只猫，日子过得挺自在。

我们在老槐树底下坐着聊天，老刘絮絮叨叨说了些村里的事。谁家孙子考上了清华，谁家媳妇生了二胎，谁走了，谁又搬回来了。说了一阵，他忽然压低声音：“你们去看过那片地没？就是你家原来那块。”

“没呢，刚到。”

“那快去。给圈起来了，说要建啥农家乐。”老刘摆摆手，“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我和林月沿着村路往后走，经过我家老屋的旧址。房子已经拆了，地上长满了荒草，只有那棵枣树还立着，枝丫上挂着几颗干瘪的枣子。我站了一会儿，林月扯了扯我的袖子，说走吧。

高粱地还在，但那片被人用竹篱笆圈了起来，篱笆上挂着个木牌，写着“规划用地，请勿入内”。从外面看，地里还是种着高粱，但明显是没人精细伺候的，秆子细弱，穗子也小，稀稀拉拉的，不像当年那样密得连风都钻不进去。

我在篱笆外面站着，手搭在竹竿上。林月站在我旁边，忽然轻声说：“你进去看看呗。”

“人家写了不让进。”

“怕啥，又没人看见。”她推了我一把，笑着，“就进去看一眼，当年那么大的胆子跑进去，现在反而不敢了？”

我翻过篱笆，脚落在地上，踩碎了几根干草。高粱秆子比我还高，我拨开叶子往里走，走了大约二十步，停了。

就是这里。我能认出来，这块地方稍微凹下去一点，当年林月踩出来的那片空地就在这儿。虽然现在长满了草，但地形的轮廓还在。我站在那儿，风穿过高粱叶子，沙沙地响，像当年一样。

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地上的土。土是干硬的，裂着缝，有几颗干枯的高粱粒嵌在裂缝里。我抠了一颗起来，放在掌心里，红褐色的，小小的，像一粒凝固的记忆。

身后有脚步声。林月也翻进来了，走到我旁边，蹲下来，看着我的手心。

“你在找啥？”

“没找啥。”我把那颗高粱粒递给她，“你看，还剩一颗。”

她接过去，捏在指尖转了转，忽然把它揣进口袋里。“带回去，种花盆里。”

我看着她，笑了。“你啥时候变得这么……”

“煽情？”她白了我一眼，“跟你学的。”

我们从高粱地里出来，沿着田埂往回走。太阳偏西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一高一矮，挨得很近。

回去的路上经过村小学，校园翻新了，盖了新教学楼，操场也铺了塑胶跑道。门口围了一群接孩子的家长，电动车、三轮车、小汽车，乱糟糟地挤着。我在人群里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两三岁的娃娃，手忙脚乱地够着书包。旁边一个男人走过来，接过书包，顺手把孩子接过去扛在肩上，女人松了口气，笑着跟他说了句什么。

我站住脚看了好一会儿。林月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忽然说：“像不像咱当年？”

“咱当年哪有人家这么体面。”

“我是说那股劲儿。”她挽住我的胳膊，“你看那男的，跟咱一样，一穷二白的，但那女的笑得多甜。”

我回头看她，她的脸在夕阳里镀着一层暖光，皱纹都显得温柔了。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医院走廊尽头蹲着打电话借钱的那个晚上，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现在想起来竟然没有那么疼了。因为那时候有个人在旁边，睡在病床上，等着我回去。

“走吧，”我说，“回家。”

我们当天晚上没走，在老刘家借住了一宿。他家有间空房，收拾得挺干净，炕上铺着新洗的床单，有一股肥皂的味儿。林月躺在炕上，翻了个身，说：“这炕比咱家的床硬，但睡起来踏实。”

“你当年跟我钻高粱地的时候，可没嫌地硬。”

她拿枕头砸我：“都多大了还说这个。”

我接住枕头，笑着躺下来。窗外有蛐蛐叫，叫得细细密密的，像在纺线。我听着这声音，忽然觉得安心，像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些夏夜，我躺在老屋的炕上，想着她，心里甜丝丝地翻腾着，整夜睡不着。

现在也甜，但那种甜是沉静的，像糖化了在水里，看不见了，但抿一口，哪儿都是。

第二天我们回了省城。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轨道上，上班、吃饭、看电视、等闺女周末回来吃饭。日子平淡得没什么可说的，但这种平淡，我用了大半辈子才品出滋味来。

念念大二那年暑假，没回家，说跟同学去支教了。去的也是个大别山里的小村子，条件艰苦，不通自来水，得去井边挑。她打电话回来，声音兴高采烈的，说那边的小孩多可爱，她教他们念诗，念“锄禾日当午”，念完了带他们去地里认庄稼。

“爸，你猜他们最认得啥？”

“啥？”

“高粱。那边种了好多高粱，红起来可好看了。”

我在这头听着，眼眶忽然热了。林月凑过来抢电话：“念念，你好好吃饭，别光顾着照顾别人，自己身体要紧。”

“知道了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挂了电话，林月坐在沙发上发呆。我在旁边泡了两杯茶，递给她一杯。她接过去，捧着茶杯暖手，忽然说：“咱闺女像你。”

“哪像？”

“倔。”她抿了口茶，“认准了的事儿，九头牛拉不回来。”

“那不随你吗？当年拉我进高粱地的是谁？”

她笑出声来，茶杯里的水晃了晃。她放下杯子，忽然正色看着我：“陈晨，你说念念以后找个啥样的对象？”

“她自己喜欢就行。”

“那要是穷呢？像你当年似的。”

我靠进沙发里，想了想。“穷不怕，怕的是没志气。当年我虽然穷，但我知道得往上走。念念要是找个同样肯努力的人，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林月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她把茶杯搁在茶几上，挪过来靠着我。电视开着，正播一个家庭剧，吵吵闹闹的，谁也没心思看。电视的光打在墙上，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像水流似的。

我低头看了看她。她闭着眼，呼吸平稳，像是睡着了。她的睫毛还是翘翘的，虽然稀疏了些，但还翘着，跟十八岁那年一模一样。我伸手把滑到她肩上的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

她没醒，只是轻轻往我这边又蹭了蹭。

窗外面，城市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远远近近的，像一片发了光的田野。我搂着她，电视里演到哪儿了也不知道，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这些年的事。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无非是两个人，从一片高粱地开始，走了大半辈子，吃过苦，尝过甜，流过眼泪也笑过。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大起大落的传奇，就是一天一天地过，冷了互相暖，饿了有口热饭，病了有人递杯水。

平平常常的，一辈子就过去了。

但就是这种平常，让我觉得踏实。从十八岁那年开始，每一天都是挣来的。挣得不容易，可正因为不容易，才舍不得丢。

我低下头，轻轻亲了一下她的额头。她没醒，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笑了一下，又像是做了个梦。梦里有片红高粱，风吹过来，哗啦啦地响。

我在心里说：谢谢你，林月。谢谢你把我拉进那片高粱地。谢谢你给了我这一辈子。

窗外的灯更多了，星星点点地亮着。我把毯子裹紧了些，也闭上了眼睛。

恍惚间，我又站在那片地里了。十八岁，手心里攥着牛绳，风从东边吹过来，满世界都是高粱叶子的沙沙声。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紧紧攥住我的胳膊，那双手热热的，带着一股倔强的力道。

我转过头去。她站在那儿，眼睛亮得晃人，说：“要不咱俩试试？”

我听见自己说：“好。”

声音响亮的，毫不犹豫的，跟那天一样。

然后风大了，高粱叶子响成了一片，像千军万马在跑，又像心跳。

我睁开眼。屋里静静的，林月还在我旁边睡着，呼吸均匀。电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关了，只有窗外那些远远近近的灯还亮着。

我伸手把灯也关了。黑暗里，我握着她的手，热乎乎的，小小的，还是那双把我从田埂上拽进高粱地的手。

我闭上眼睛。

窗外有风。

像高粱地里的风。（本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