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清代医家王孟英曾诊治一位程姓年轻人的温病，病情颇为蹊跷。
那年春天，患者染上温病，同时出现精关不固的症状。大约十天后，突然发生阴茎萎缩、寒战发抖，自感难以支撑。旁人一看，都以为是虚疟，打算用人参、附子这类温补峻药来救治。
然而王孟英到场后，却一口否决了这种判断。
王孟英指出，这根本不是疟疾。
患者平素体形丰腴，体内湿气偏重，加上饮食厚味，必然酿生痰浊。因此他舌苔腻而不渴，容易嗳气、呕吐。在这种体质基础上，又感受了风温之邪，痰湿便成了邪气盘踞的巢穴。更关键的是，患者本身阴分有亏，阳气易于浮动，风温之邪极易乘虚深入厥阴肝经。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投温补，无异于火上浇油，不仅会劫灼阴液，更会锢闭邪气，加速痉厥的发生。
患者家中六代单传，父母忧心如焚，恳求王孟英务必救治。
王孟英虽对病情了然于心，却也深知病情纠葛复杂，即便有妙方，也难以保证立竿见影。更令他担忧的是，一旦治疗过程中稍有波折，外界必定议论纷纷，中途若有人提出异见，责任该由谁负？
于是他提出，必须邀请好友顾听泉一同会诊，既能弥补自己思虑不周之处，也可堵住他人妄加议论之口。程家深以为然。
王孟英与顾听泉反复商讨，制定了一套早晚分治的方案。午后先投以肃清肺胃的方剂，用以解除外感之邪，蠲化痰湿，并斡旋中焦气机。早晨则用凉肾舒肝的药物，以平息上浮的虚阳，搜剔经络中的伏邪，同时固守下焦关键。这一方案果然见效，病情逐渐减轻。
然而患者生性易怒，又常招致外感，且不愿清淡饮食，导致病情反复多次。
每一次复发，都会重现阴茎萎缩、寒战发抖的症状，甚至严重到齿缝间渗出血丝，指甲呈现微红色，小便短涩、浑浊发黑且气味极臭。面对这种反复，王孟英冷静分析，认为幸好上焦之邪已清，中焦运化已复，眼下最紧要的是填补肾阴、清泄肝热。
于是王孟英开出了一系列滋养阴液、清解肝火的药物。
他选用了西洋参、麦冬、天冬、生地、熟地、肉苁蓉、天花粉、知母、黄柏、黄连、川楝子、石斛、白芍、紫石英、牡蛎、龟板、鳖甲、阿胶、鸡子黄等药，根据病情变化相互搭配，组成不同的方剂。大剂量连续服用了二十多剂，各种症状才逐渐消退。
病情稳定后，王孟英又将此药熬制成膏，让患者早晨服用，以巩固疗效。
午后则改用缪仲淳的资生丸方，但他在制法上做了重要变通。他要求将资生丸的各个药物都不经炒制，直接生晒研成细末，用竹沥调和成丸，再用枇杷叶汤送服。
这样一直服用到入秋，患者才彻底恢复健康。
关于丸药的制法，王孟英特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古人在制作丸药时习惯用蜂蜜作为赋形剂，这其实很没道理。因为不同病情需要不同的制剂方式，应当根据具体证候灵活变通。
他认为用竹沥制丸、枇杷叶汤送下，正是针对痰湿内阻、肺胃不降的病机而设，比单纯用蜜丸更为贴切。这种不拘泥于古法、因病制宜的思路，正是王孟英临床经验的高度凝练。
回顾整个治疗过程，王孟英始终紧扣“湿热酿痰”和“阴亏阳扰”这两个关键点。他敢于在众人皆云虚疟时力主清热化痰，在反复发作时坚持滋阴清肝，在丸药制法上大胆革新，处处体现了他辨证精准、用药果断的风格。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他主动邀请顾听泉会诊，既展现了谦逊合作的胸襟，也反映出他对复杂病情的审慎态度。王孟英用这则医案告诫后人，温病过程中出现的寒颤、茎缩等看似虚寒之象，往往却是热深厥深的假象，唯有细察舌脉、详问病史，才能不被表象所惑，做出真正对病人有利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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