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8 月 2 日,美国财政部更新数据,联邦政府未偿公共债务总额正式突破 40 万亿美元,这也是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债规模首次触及这一量级。从 39 万亿增长至 40 万亿,用时仅四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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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国内,中国人民银行 6 月 12 日发布的 2026 年 5 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债券余额达到 100.6 万亿元,这也是社融口径下我国政府债券余额首次站上 100 万亿元关口。
三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货币单位的债务数据,背后是三套完全不一样的财政经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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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万亿美元的债务体量是什么概念?分摊到全美 3.3 亿人口,人均对应的联邦债务超过 12 万美元,联邦债务占 GDP 比重达到 123%。
60% 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立的债务参考警戒线,美国的债务占比已经大幅超出该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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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扩张速度更值得关注,自 2024 年起,两年时间内美债从 35 万亿增长到 39 万亿。2026 年近期日均债务增量约 126 亿美元。
美国参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统计,过去一年美债新增 2.88 万亿美元,日均新增约 9.1549 亿美元,相比债务本金,利息支出才是美国财政最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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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6 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或将突破 1 万亿美元。回望 2020 年,该项支出还不足 3000 亿美元,五年时间规模大幅抬升。
2026 财年前八个月,联邦利息支出已经达到 7230 亿美元,月均付息规模 88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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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研究所曾提出学术预警假说,当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国防军费,美国的霸权基础或将面临内部层面的压力。
目前,美国财政利息开支已经超过国防预算,这是二战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财政局面,大致测算,联邦政府每 7 美元财政开支当中,就有 1 美元用于支付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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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债务走到今天,由多重长期因素叠加而成,海外军事行动带来持续军费开销,疫情时期大规模财政救助,再加上历届政府为争取选票推行减税政策。
财政收入增长有限,但支出居高不下,财政缺口依靠发行国债来填补,美国能够长期维持高债务,依托的是美元在全球贸易、外汇储备、大宗商品定价当中的优势地位,可以向外分摊部分通胀与债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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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套机制的边际效用正在减弱,美国财政部 TIC 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的占比,从 2012 年的 49% 回落至当前约 30%。
海外需求占比下降,倒逼美债收益率上行,8 月初 30 年期美债收益率冲高至 5.27%,创下近 19 年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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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机构测算,如果维持现有债务扩张节奏,到 2027 财年短期国库券占全部未偿债务的比重将接近 25%,为 2004 年以来最高水平。
市场机构预估,2027‑2030 年美国累计融资缺口大约 3.7 万亿美元,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长期展望,到 2036 年美国年度利息支出或将攀升至 2.14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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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万亿卢比的账面数字,第一眼看上去冲击力很强,但这是货币单位带来的视觉效果,折算美元约 2.3 万亿,债务绝对体量仅为美国的十七分之一。
真正的矛盾在于,印度的经济体量很难匹配当前的债务规模。
根据 IMF 国别报告,印度广义政府债务(中央 + 各邦)占 GDP 处于 76%‑80% 区间,Trading Economics 机构预测 2026 年底该数值或将达到 82.3%,早已超过 60% 的欧盟债务参考线。
印度中央政府公开初步数据,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中央政府债务 201.17 万亿卢比,对比上一财年 185 万亿卢比增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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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中央层面债务占 GDP 约 56%;如果把各个邦的债务一并纳入统计,广义政府债务占 GDP 就会突破 80%。
印度财政最棘手的就是利息负担,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当中,大约四分之一要用来偿还债务利息,相当于每获得 4 块财政收入,就有1块流向债主。
莫迪政府一直推动 “印度制造”,希望在制造业领域追赶发展,但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被利息消耗,能够投向基建、产业升级的资金被挤压。
城市基础设施短板突出,孟买地铁拥挤,班加罗尔雨季城市内涝频发,背后就有财政资金不足的现实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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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印度缺少美元那种全球货币的缓冲能力,无法向外转嫁自身债务风险。截至 2026 年 3 月底,印度外债规模 7628 亿美元,一年内新增 263 亿美元,外债占 GDP 比重升至 20.8%。
印度外汇储备账面维持在 6000 多亿美元,但外债规模还在持续走高,2025 财年印度政府总支出 1.13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 28.5%,财政赤字率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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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末,社融口径下我国政府债券余额 100.6 万亿元,折合美元约 13‑14 万亿,债务绝对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债务背后的逻辑和其他经济体有显著区别。
从债务结构来看,2026 年一季度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 42.35 万亿元,占 GDP 大约 30%;地方一般债叠加专项债合计约 60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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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财政部法定政府债务统计口径,政府债务负担率约 70%,国信证券研报预测,2026 年末国内政府债券余额或将达到 109.5 万亿,其中国债 47.5 万亿,地方政府债券 62 万亿。
70% 的法定政府债务负债率,对比美国 123%、日本 250%,以及 G20 国家平均 118%,处于相对偏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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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区分统计口径:IMF 财政监测报告采用宽统计口径,把部分地方平台隐性债务纳入测算,得出 2026 年中国广义政府债务占 GDP106.9%。
该口径和我国财政部法定政府债务统计范围不一样,二者不能直接等同对比,同一报告当中,美国对应数值 125.8%,印度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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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债务运行逻辑和欧美有明显不同,美国联邦财政大量资金用于社保、医保、债务利息等消费类支出;印度财政很大一部分收入被利息消耗;
而我国新增政府债券资金,主要投向实物资产建设,2026 年前四个月,新增专项债用于项目建设的占比提升至 86%,投向涵盖市政道路、产业园区、交通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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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资形成大量国有实物资产,2024 年末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净额 55.4 万亿元,客观来讲,部分基建项目社会效益优先,直接财务现金流回报有限,但整体扩充了国家资产底盘。
我国政府债务不是单纯借新还旧的空转,更多是债务融资用于社会资产建设,利息成本也是重要差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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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维持在 1.7%‑1.8% 区间,而美国 30 年期美债收益率冲高至 5.27%。
同样是一万亿规模的债务,美国每年需要承担五百多亿级别利息,国内付息成本不到 200 亿,较低的利率水平有效降低债务滚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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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国政府债务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极低,不容易受国际汇率剧烈波动冲击。这和印度高占比外债、本币偏弱的处境形成鲜明反差。
40 万亿美债、196 万亿卢比、100 万亿人民币,三组债务数字摆在面前,评判一个国家的债务风险,从来不是比谁欠债更少,而是要看债务资金投向、还本付息能力,以及长期财政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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