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刘伯承与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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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与南昌起义

来源：党史天地1997年第9期

作者：屈德骞

老正按：这是一篇刊载于29年年前的文章。这篇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点：一是说到了2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前的1926年12月1日的顺泸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刘伯承是起义的总指挥；二是说到了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的身份，所承担的任务以及过程；三是大篇幅介绍了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后就写下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中对起义得失的总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即“八一“南昌起义）七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特作此文纪念。

一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标志。参加南昌起义之前组织指挥过顺庆（南充）泸州起义的刘伯承也曾说过：“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1933年6月和7月，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分别做出决议，确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即建军节。

从时间上看，真正打响第一枪的是顺（庆）泸（州）起义。南昌起义是1927年8月1日至10月初，顺泸起义先于南昌起义八个月，是1926年12月1日至1927年5月16日。

但是，顺泸起义与南昌起义相比较有三点不同之处：

从领导上讲，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领导的，顺泸起义是中共四川地委（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川军中组织起义的指示，组成由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的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来领导的，由刘伯承亲任起义总指挥，

从打击对象上讲，南昌起义打击了武汉政府、南京政府的军队和军阀部队，顺泸起义打击的是四川、贵州的军阀部队，

从起义结果上讲，两次起义最终都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保留了一部分部队，为后来的工农红军准备了骨干，顺泸起义的部队全部亡散。

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将南昌起义作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是完全正确的。

刘伯承是带着顺泸起义的经验教训参加南昌起义的，他比别人自然有更多的感受和看法，但他是半途参加的，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不了解，也就不便多言。不过他作为起义军的参谋长在起义中还是极尽全力协助周恩来、贺龙指挥，特别是起义失败后，他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写出颇有分量的文章——《南昌暴动始末记》，指导了后来组织的起义。

二

1927年5月16日夜，刘伯承和周国淦等人，从四川泸州龙透关突出四川贵州军阀部队的重围，辗转经富顺、大足、达县入陕，后转安康、西安、郑州，于7月中旬到达汉口，找到了党中央。

党中央对刘伯承的到来十分欢迎，因为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正等待着他。

当时，党中央接受了周恩来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同时通知在汉口的刘伯承前往参加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7月27日，刘伯承到达南昌.当天参加了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同时设立军事参谋团，为南昌起义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实施指挥。其成员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等，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

7月28日，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最紧张阶段。刘伯承深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次起义对于今后革命前途的重要性，他顾不上吃饭，日以继夜地协助周恩来，贺龙、叶挺审查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对于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他都提出来认真研究。

8月1日凌晨2时，起义枪声在南昌城上空打响，起义官兵们勇猛作战，向着各自的攻击目标冲锋。

战斗中，刘伯承与贺龙在西大街总指挥部里共同指挥战斗。

刘伯承不断把战斗情况传递到松柏巷周恩来那里，以便他掌握起义全局。

西大街总指挥部与敌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仅隔一条街。刘伯承对贺龙说，“这里离敌总指挥部很近，我们应尽快攻下他的指挥部，南昌城的敌人就不战自溃了.”贺龙同意集中兵力攻敌总指挥部。

可是，朱培德也知道他的指挥部离起义军的指挥部近，便调来一个精锐团警卫他的指挥部.
并集中兵力封锁指挥部前那座高达十九米的鼓楼，因为这里是起义军攻击他的指挥部的必经之地。起义军几次攻到鼓楼下的门洞都没成功。

这种情况出现，贺龙、刘伯承和周恩来都很着急。他们又得知南昌周围有好几支敌军正在火速向南昌压来，如果不尽快解决敌总指挥部，消灭南昌城内的敌人，那么整个形势将会变得非常不利于起义军。

“不行！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大钉子拔掉。”急得踱步的刘伯承，停住脚步对贺龙说，“总指挥，我到鼓楼去看看。”

“好！我们一起去。”贺龙说罢，转身对一位参谋说，“要注意和周恩来、叶挺同志联系。有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他俩来到火线上，顶着密集的弹雨，仔细观察鼓楼那边敌人的火力情况。刘伯承发现，敌人的火力基本上是集中在正面，而两侧比较薄弱。他以一部兵力仍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的火力，以主力部队向两侧迂回，对敌军展开了新的、更加猛烈的进攻。

起义军官兵看到总指挥贺龙和参谋长刘伯承亲临火线指挥，深受鼓舞，发起了顽强的冲击。向两侧迁回的部队接近鼓楼，架起云梯登上了鼓楼，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扫射。敌人被迫退进了院子。起义军向院门攻击，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逐屋争夺。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大部被消灭。

与此同时，叶挺、朱德、聂荣臻等也都按照总指挥部的部署，率部展开了英勇战斗，将当面之敌歼灭.

至此，起义军将南昌守敌朱培德、程潜三千多人全部歼灭，占了整个南昌城.

占领南昌城后，考虑到南昌周围江西周边的敌人必然要来进攻，于是起义部队便从8月3日开始，按原定计划相继撤离南昌南下。

南下途中，由于种种原因，起义军几次分兵，力量分散，在敌人的重兵面前，于10月2日退到汕头附近的流沙地区相继失败。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人员转入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后来这支部队上了井冈山。

起义军失败后，刘伯承、周恩来等人分散隐蔽在附近渔民家中，而后相继离开、刘伯承到香港，后取道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听候分配.

三

刘伯承回到上海不久，即1927 年11 月就受党中央的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身在异国学习的刘伯承没有忘记“中国革命怎么搞”这个最大的实际，“南昌起义为什么失败”
始终在他脑子里萦绕，迫使他挥笔写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此文原稿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 1927年卷内）。文章对南昌起义进行了全面分析，并首先明确指出“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充分肯定了这次起义的伟大意义。文章还详细地记述了南昌暴动的经过，并就暴动的时机、进军路线的选择、部队的兵员训练和补充、根据地的建设、指挥员的指挥艺术等等，讲了很好的意见。最后，文章指出南昌暴动有四条根本性的弱点和八条教训。

四条根本性的弱点是：（原文）

（一）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而武汉尚多我们同志武装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第三派联合成熟，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少与消沉之时。

（二）就空间讲，不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

（三）就数量说，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笔者注，指武汉政府、南京政府环绕于南昌及江西的兵力），在通常革命军自然较政府军的兵力小，但是群众趋于革命之结合的多，今革命群众之结合亦属少数。

（四）就质量说，敌军自然内部复杂，战斗力不尽强，而我军内部大半非同志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部队，且训练能战的亦不甚多，因此无收指臂效果的可能。

行动上的八条教训是：（原文）

1、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暴动时尤然。此次暴动的总領导者，是前敌委员会，如谭平山在南昌領导暴动，而前委并无其名。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

2、暴动时因还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地拿出来，农民之未能充分发动起来一齐奋斗，自有一些旁的情形，而这确为主要的原因。这里指的是文章在前面提到的：“那天战事结束就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提出没收地主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笔者注：对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才没收，不够此数则不没收）的口号（后来到了东江，有个农民听了这口号就说，这是耕者无其田的口号）”，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领导的，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層杀工衣的国民党头衔及長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这便是农民发动不起来齐奋斗的重要原因。

3、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地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而怠情迟缓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指挥如此不统一，也无法统一，有那么一些出于个人之间的友谊来参加起义的，自然无法统一指挥，无法打仗，这恐怕是起义失败最重要的缘由。

4、我们革命是要不断地不妥协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奋斗的精神，坚决的手段致敌死命，如对蔡廷锴有了断然的处置，保存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李济琛的基干部队可说是完全失败了，乃计不出此。这时我们同志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游移误事的大罪过，”这里讲的蔡廷锴，文章在前面曾提出：8月1日拂晓解决了朱培德、程潜在南昌的武装时，就发现“蔡廷锴及其军官有些还是不稳定的，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终未实行。”以致演成后来率领第十师（4500人）在进贤叛变，“归陈铭枢去了，我军就完全损失了战斗力强之一师。”其错误是对敌斗争不坚决。

5、这次估量太差。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估量自己，就要拿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此次估量自己农民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因为我们既将土地口号提错，农民力量当然减少，如衣民在争夺土地之时，确能奋斗，但不能就未编练之农民对敌正式作战。南昌暴动时，尚有些未编训之农民正式作战者，这是何等的不认识呐。此时农民本可以扰乱敌军的，因计划不周，组织不好，联络不确实，而收效甚小，又是工作不切实的罪过。一句话，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不准确。

6、财政本应该在剥夺地主上，坚决地精密地计划，与毅然决然地实行，才能够供给需要，率于旧的普通派款、新的向地主勒款两办法之何举棋不定，款项支出影响于军事。等款困难，军费不足。

7、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级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才非常缺乏。

8、一切政治工作人员，自然不能在最短时间觉悟农民、组织农民，但到一地宣传，亦须努力为之，又在有组织农民之地，亦没有确实联合。总而言之，政治宣传不够。

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和后来读过的人，都感到在那时的历史情况下，刘伯承能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南昌起义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总结，是相当难得和可贵的。其经验教训，尤其是最后指出的四条根本弱点和八条教训，指导了后来的各次起义，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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