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口祖屋，楼上楼下：父母与红十三军的往事

母亲后来说，那段日子她一辈子都忘不掉——楼上住着共产党，楼下坐着国民党。十四个字，轻飘飘的，可她说出口的时候，眼睛总是盯着灶膛里慢慢暗下去的火苗。

那时候我还小，不晓得这几个字的分量。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明白，那十四个字底下，压着父亲和母亲好几年踩在刀刃上的日子。

父亲叶滨儒，1908年生在永嘉县渠口村。七岁上初小，十一岁考进枫林高小，只读了一学期便因交不起学费退了学，回家跟着开中药铺的祖父学习中医。

祖父过世后，他撑起药铺，白天坐堂问诊，闲时下地种田，偶尔贩些山货贴补家用。日子过得紧巴，但也还算安稳。

二十岁刚出头，他亲手打破了这份安稳——他要跟共产党走。这个决定，把全家拖进了一条看不见底的险路。

年轻的时候，父亲亲眼看着国民党在楠溪一带横行霸道。捐税一年重过一年，保长带着兵丁挨家挨户催粮，交不上就拿人。

父亲背着药箱走村串户，见过的苦命人太多了。有人连一副药的钱都凑不出来，硬生生在家躺着等死。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出。

胡公冕

1929年底，表伯卓平西突然来到渠口，进门就撂下一句话：“胡公冕回来了。”父亲晓得这个名字，永嘉五尺村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此时受党组织指派回浙南领导红军队伍。表伯问他敢不敢去见这个人，父亲说有什么不敢。

几天后，在表姑卓珠英温州城里的家中，父亲第一次见到了胡公冕。多年后父亲跟我描述那个场景：胡公冕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不像个带兵的，倒像个教书先生。说话声音不大，可每一句落到地上，都能砸出个坑来。

胡公冕问得很细——家里几亩田、药铺一年挣多少、念过什么书、平日里跟什么人来往。问完了，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让父亲记了一辈子的话：“你这样的身份，留在外面比跟我上山有用。”

胡公冕的意思是，父亲是医生，又在乡下有根基，这样的人要是能钻进国民党的衙门里，比多一个扛枪的战士金贵得多。父亲那时年轻，心里是想跟着上山真刀真枪干的，但胡公冕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革命的路不止一条。

接下来的事，父亲是照着胡公冕布的棋一步步走的。他通过表伯卓平西在县里的人脉，谋到了永嘉县田赋征收处沙头、巽宅两处粮库的临时稽征员差事。

这职位说白了就是替国民党收粮食税，银钱从他手上过。父亲白天坐在粮库的账桌前记账，夜里把白天过手的银元悄悄抽出一部分，用油纸包好，塞进药箱的夹层里。

金贯真

第一次送钱，是1930年初，三百多块银元，要送到温州朔门一家南货店。到了南货店，才知道中共中央巡视员金贯真也在那里。

父亲把银元卸下来，金贯真给他倒了杯茶，只说了句“辛苦了”，便没再多话。父亲喝完那杯茶，从后门离开，在街上绕了三圈才敢回家。

此后近半年，父亲每隔一阵就往温州城里跑一趟，银元有时几十块，有时上百块，全数送到胡公冕或金贯真手上。

每次交接，两位首长都会盯着父亲的眼睛嘱咐同一句话：“敌人凶得很，嘴要严，脚要稳，出了事咬死也不能认。”父亲把这句话牢牢刻在了心里，连母亲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到底在外面做什么。

那年5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浙南正式成立，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队伍初建，士气正盛，在“赤化浙江”的号召下接连出击，5月中下旬便挥师攻打平阳县城。金贯真从平阳布置任务后返回温州，被国民党特务包围，当晚惨遭杀害。

消息传回渠口，父亲好几天没怎么说话。仗在明面上越打越大，地底下的路却越收越紧。党的隐蔽工作比以前更加审慎——能不见的人就不见，能不走的路就不走，每一个人都像一粒沙子沉在水底，悄无声息，却也寸步难行。

渠口村全貌

渠口村卡在大小楠溪的交通咽喉上，往来的红军通讯员和伤病员越来越多。我家祖屋在凤凰山脚下，偏居村隅，后窗推开就是后山，一条窄土路穿过荒草，接上凤凰山古道，再往里走便是莽莽山林。后来，这条路成了同志们遇险时的退路。

那以后，祖屋便有了两副面孔。明面上，父亲是渠口乡的乡长——胡公冕托温州绅士陈叔平替他运作来的位子，白皮红心——穿着国民党地方公职人员的灰布褂子，出入乡公所，跟保长们称兄道弟。

暗地里，阁楼上住着共产党交通员，药铺的抽屉夹层递过红军的情报，常有身份不便言说的人从后窗翻进来，歇一宿，天不亮又翻出去。

那几年，父亲的处境悬得很，母亲的处境更悬。她后来跟我说，她那会儿最怕的不是自己被抓走，而是灶上正煮着饭，楼上正藏着人，万一国民党冷不丁闯进来，那一锅冒着热气的饭就是全家说不清的罪证。

可害怕归害怕，该烧的饭一餐没落过，该打掩护的时候她也没犹豫过。母亲是个不怎么识字的女人，她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但她知道丈夫在做一件大事。她帮不上别的忙，就只能管好那口锅、看好那扇门——这在她看来，就是她能为这场革命出的全部力气。

不久，终于出了事。国民党当局以“通匪、资匪、窝匪”的罪名把父亲从祖屋里拖到院子里，五花大绑。

有人问道：“你下属几个支部？”父亲脑子转得飞快，“支部”这个词用温州话说出来，跟“猪莆”——就是装猪崽的竹笼子——几乎一个音。

作者父亲叶滨儒

于是父亲抬起头，一脸茫然地说：“这个……这个要问我家里的，母猪是她养的，有几个猪莆，装了多少猪崽，我记不清。”那人愣了一瞬，随即暴怒，把枪托狠狠砸在父亲肩上。

父亲当场跪倒在地。那一砸落下的伤，父亲后半辈子每逢阴雨天都疼得抬不起胳膊。

父亲被押解到枫林关押了两个多月，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能用的刑具几乎都尝了一遍，但他硬是没有吐露红军的任何信息。后经表姑卓珠英和绅士陈叔平全力营救，父亲才得以出狱。重获自由后，他未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决心。

1930年冬，国民党大举围剿红十三军，红军弹尽粮绝，武装斗争失败。胡公冕下令队伍化整为零，埋藏武器，有的归农，有的避居他乡。

国民党重金悬赏胡公冕，他与刘蜚雄藏于垅岙溪深山，后经卓平西、卓珠英策划护送，途中在乐清虹桥镇被自卫队查获。经多方斡旋担保，二人化装由柯泰好护送至海边，雇船从台州返回上海，化险为夷。

1931年春，为筹措经费，胡公冕派刘蜚雄、杨波来温州，由卓平西召集胡黄金、胡协和等八人，暗藏手枪，隐居在卓珠英家中。

他们将城中最大地主诸厉生之子绑架至楠溪，藏于陈时镜家中。不料计划被告发，反动政府包围搜捕，陈时镜牺牲，卓平西逃往上海，家被捣毁，全家逃难至我家避居。

雷高升

同年夏天，胡公冕又派刘蜚雄、雷高升、杨波等人到温州重组武装。那年冬天，胡公冕派陈全善护送卓平西前往龙潭坑，与刘蜚雄共同领导斗争，同时恢复了我家的秘密联络站。

汪瑞烈、柯贵卿、卓清风等人隔几天就摸黑来一趟，进门先不开口，端起桌上的凉茶灌一碗，然后上楼。父亲不仅为过往同志提供掩护，还借行医之名，常前往龙潭坑与刘蜚雄、卓平西等人直接联系。

1932年春，刘蜚雄、杨波奉命赴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部队交由雷高升和卓平西领导。同年五月，红军在永嘉、仙居边境艰苦作战，弹尽粮绝后决定诈降以骗取武器，不料在岩头中了敌人的圈套。

消息是半夜传到渠口的。报信的人浑身是泥，说岩头镇东宗祠堂出了事——红军弟兄被诓到祠堂里“领枪”，结果枪没领到，人倒下了二十来个，仅卓平西等少数同志逃脱。

父亲连夜摸黑往岩头赶。赶到东宗祠堂时，天刚蒙蒙亮。祠堂门前的空地上横着二十来具遗体，有些面孔他认得——头几个月还在我家楼上歇过脚、喝过母亲烧的姜汤。

岩头东宗祠堂旧址

父亲蹲下来一个一个看过去，认出了几个曾经在油灯底下跟他一起喝过水的人。他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分给了遇难家属，又跑了几家药铺借钱，帮着把几具无人认领的遗体安葬了。

回来之后，父亲三天没怎么说话，只是坐在药铺里一味一味地拣药，手上没停，嘴也不张。

红十三军的队伍被打散了，但楠溪的乡下人记得每一张牺牲的脸。那首民谣至今还有人会念：“死了老雷，有平西；杀了家业，有中飞；打死黄金，有青枝。”念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些名字背后是谁，但知道一个意思——杀不完。

胡公冕在上海得知岩头事件后，义愤填膺，于同年七月亲带徐挽澜、朱柱、徐象连、滕时顺等人回到温州，策划“兵运”工作。那段时间，胡公冕等人的生活饮食基本由父亲负责供给。

一切就绪后，约定次日夜十二时举事，里应外合解放温州城。然而举事前数小时，反动团部得到密报，紧急戒严关闭城门搜查，胡公冕只得通知撤退。卓平西将胡公冕化装后，由金新科家经信岭向西步行返回上海。

不久，胡公冕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捕。党组织又派刘蜚雄来温州，与卓平西重新组织武装斗争，联络点仅保留我家和卓珠英家两处。刘蜚雄改名换姓，装扮成一个十足的书生模样，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

白天他在渠口村路廊给群众讲故事、唱京戏，还到学校代课，跟村里人有说有笑，谁也看不出他是红十三军的领导。据母亲回忆，那时候我还在襁褓里，刘蜚雄常抱着我逗。

作者父母叶滨儒、徐元妹

刘蜚雄把散落在西溪一带的十多位同志召集到新根据地，过往的同志时常藏到我家落脚。母亲管烧饭、打掩护、转移人和东西——这些事她一直干到1934年春天，乐清反动保安团联合地主武装围攻根据地，红军寡不敌众，根据地被破坏。

1934年以后，我家的联络站不再使用了。刘蜚雄撤离浙南，卓平西也远走他乡。父亲重新回到药铺里，安安静静地做他的医生，替人看诊、抓药。遇到穷人家拿不出钱，他就把药包好递过去说：“不急，有了再说。”

后来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卓平西从西北回来，和父亲、叶芳、陈明俊等人组织过一支抗日自卫队。可惜队伍里人员复杂，心不齐，没多久就散了。

父亲就此彻底回归医道，他重新拾起医书，考取了正式的行医资格。解放后他加入联合诊所，后来又进入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给穷人抓药时从来不先问钱。

而母亲，那个一辈子没上过学堂、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女人，也终于卸下了那扇门的重担。她不再需要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竖着耳朵听前门的动静，不再需要把恐惧咽进肚子里、把镇定摆在脸上。

她重新做回了一个普通的农家主妇，管着灶台、喂着鸡鸭、带大儿女。只是偶尔出神的时候，望着灶膛里慢慢暗下去的火星，会自言自语般说一句：“楼上共产党，楼下国民党。”

他们都不再跟任何人提起那些年的事。有人问起来，父亲就摆摆手说“都是过去的事了”，然后低头继续拣他的药。母亲则在旁边默默添一把柴，火光照着她不再年轻的脸。

那些在阁楼上歇过脚的同志、那些深夜里从后窗翻进来的身影、那些藏在药箱夹层里的银元——全都沉进了岁月的深处，像石头沉进河水，不再泛起涟漪，却永远改变了河床的模样。

作者父亲的医科大学毕业证书

1998年冬天，父亲在温州过世，享年九十一岁。走得很安静，就像他大半辈子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时那样。十年后，2008年4月，母亲也安然离世，享年九十二岁。

他们生前曾不止一次提起，想回渠口看一看祖屋。父亲说，想再看看后山那条路；母亲说，想再摸一摸灶台的边沿。可到底没能成行。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远路经不起折腾，这个念想便拖成了遗憾，最后带进了土里。

后山那条路，草长得比人还高，但山还在，地还在，那些他们用命守过的夜晚也还在。

父亲一辈子没当过官，也没留下什么财产。他留下的，是几本翻烂了的医书，和一段我们后辈用了很多年才慢慢拼凑完整的往事。母亲留下的，则是一口锅、一扇门的记忆，和一个连她自己都不太会写的“家”字。

他们一个用医术和谋略在明处周旋，一个用沉默和坚韧在暗处守护；一个把命挂在刀刃上，一个把心压在灶膛里。没有谁比谁更勇敢，只是各自守住了各自的阵地。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那些年楼上楼下的日日夜夜，只有那十四个字里说不尽的惊心动魄。

如今，祖屋已经坍塌。但每当我带着孩子们来到祖屋旧址，站在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上，我总会告诉他们——

曾经有一对普通的夫妻，在这里用他们的方式，撑起过一段不普通的历史。楼上那盏灯，是为信仰点的；楼下那扇门，是为家开的。灯灭了，门也倒了，但光还在。

——是为记。

附记：本文写于2011年，作者叶纬中，温州某中学退休教师，2022年夏天离世。文中所记红十三军渠口秘密联络站相关史实，经胡公冕夫人彭漪兰签字确认，留存于永嘉县档案馆。

叶纬中侄子白马惊天剑在保持核心史实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二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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