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到了贴门神，那你知道哪些古代人物做过门神吗？

1902年除夕前夜的北京琉璃厂，一名在华考古学者托着油灯，在灯花噼啪声里打量沿街摊位上色彩斑斓的年画。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彩色木版，绘着怒目圆睁的武士，居民说可挡百鬼。”一百多年过去，贴门神依旧是民间辞旧迎新的头等大事。可若顺着史书往前追，谁最早被请上门板守岁？答案未必只有熟悉的秦叔宝、尉迟敬德。

翻开《山海经·大荒北经》，最先跃入眼帘的是度朔山那株缠绕三千里的巨桃树。枝桠东北伸出一口“鬼门”，万鬼昼夜攒动。守口的两位凶神，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腰悬桃木剑，专等恶鬼过界就擒拿斩首。后来，人们把桃木削成小板写上两位神名，挂在门户，两千年前的“早期门神”雏形就这样出现。那会儿还没有彩纸，有钱人用桃木板，穷人干脆刮几道石灰，写个“荼”、“垒”同样心安。

时间推到东汉末年，道教勃兴，神魔观念大变。道经里把钟馗抬到显眼位置，说他“摄魅镇宅，风闻而至”。不过真正让钟馗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是唐玄宗那场著名的“梦里抓鬼”。开元二十四年冬，李隆基患疟疾，深夜做梦见红袍小鬼偷走玉笛。正在他气急败坏时，一黑脸长髯大汉一把揪住小鬼，剜眼拆骨，转身抱拳说：“臣终南进士钟馗，愿为陛下除妖。”龙颜大悦，病也即日痊愈。玄宗召来吴道子，挥毫写下浓眉獠牙的钟馗像，自此“画钟馗”成了宫廷例行活动，通过御赐、摹本流布民间，这位“进士爷”成了家喻户晓的第二代门神。

要论声名最盛，还得看大唐双雄。一方是“檀公良马，燕然勒石”出身的右武卫大将军秦琼；另一方则是曾劈开颉利可汗铁甲的尉迟恭。史料显示，贞观初年，太宗夜梦魅影，惊坐龙榻，精神困惫。魏征献策：“愿召勇武之士宿卫殿门，使妖魅不敢近。”于是两位猛将披甲执戟，彻夜立于含元殿外。三夜无鬼骚扰，太宗歉然，说“让卿受寒，何如绘形于门？”宫廷画师赶工，一人跨赤兔，白袍金甲；一人执马槊，黑甲带链，威风凛凛。此后百姓竞相摹绘，秦琼贴东，尉迟守西，形成后来“秦瓮（穹）门神”的定式，第三代门神就此坐稳江山。

不过，门神的“编制”并非铁板一块。南宋之后，地方志与庙会年画里不断添丁入口——关羽镇财行商，张飞震慑宵小；岳飞与王阳明被江南士子看重，挂在书房；湖南、湖北武庙则推崇二十四诸葛，连大禹、姜太公也来分一杯羹。到了明末清初，杨柳青、桃花坞和潍坊三大版画重镇日夜开版，门神图式从单纯“威吓”转向“喜庆+寓意”。有人爱选“和合二仙”求和顺，有人偏爱“七星神将”图个多子多孙；讲究的商号还专门定制，自家掌柜替成汤、兰陵王当了一回门面。

值得一提的是，门神的材质也紧跟时代。古时是桃符、木雕、纱灯，宋元之际改成彩绘纸本，明清大量商品化木版画涌现。进了20世纪，上海石印厂推出“月份牌”，张张都是西服革履的现代门神，比的不是长枪大戟，而是腕表、留声机、蒸汽机车。都市摩登和乡土年俗在同一张纸上握手，折射出近代中国的风物巨变。

新中国成立后，官方美术出版社统筹全国年画，1950年代的天津杨柳青画社就发行过“解放军门神”系列：一边是跨步端枪的陆战兵，一边是驾驶歼五的空军飞行员，主题是“保卫祖国”。这些“钢铁门神”黝黑的炮管取代了古代兵刃，却传承了护宅除厄的核心寓意。

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气息更浓。烟草公司请出了抗战飞虎队，啤酒广告请来张飞关羽举杯痛饮，门神成为营销符号。近年快餐业也不甘落后，2020年春节，某洋快餐推出“吉祥金桶”：包装上两位戴着墨镜的拟人门神守着门，广告片里偶像明星与之对戏，古风配流行音乐，场面既戏谑又认真。这种嫁接虽然谈不上深刻，但至少提醒城市里的上班族——是时候把那一对神气活现的纸像摆上门框，给忙碌的生活添点仪式感。

当然，门神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它背后的心理诉求。千百年来，小到草屋茅舍，大到王府宫殿，谁不盼着夜无盗寇，岁岁平安？当城墙变成了水泥楼房，当巡夜的更夫让位于监控探头，那两张色彩斑斓的画像依旧在年三十下午被郑重其事地贴好。它们或是满脸虬须的秦叔宝，或是怒目圆睁的钟馗，也可能是手抱琵琶的和合二仙，可角色变了，寄托未变——挡邪、求安、盼佳兆。

回望史册，每一次门神更迭，背后都有时代脉搏：上古信鬼神，道教讲斩魅；唐人崇英雄，推将领；市井重财富，请财神关公；战火纷飞年代，人民盼国泰民安，换成了荷枪实弹的战士。旧岁已逝，新岁始来，那张门神年画横亘在门楣，既是对先人成规的继承，也是自家对未来的期许。无论是棍棒大刀，还是喷气战机，只要能把一年的晦气挡在门外，它就能在纸上活出千年的风采，这或许正是门神文化最恒久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