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明穆宗朱载坖沉迷女色令人唏嘘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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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盘果饼，宫里报价五十两银子。明穆宗朱载坖当场翻了脸，说这东西在集市上不过五文钱一盘，硬是没舍得吃。就为这五文钱和五十两的差价，他能跟管伙食的太监较上半天劲。

可就是这么个抠门到家的皇帝，转头却在另一笔账上输了个精光。他把自己的身子，把整个大明的朝政，一股脑押给了后宫里那一颗颗红色的春药。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位算得清五文钱、却算不清自己一条命的隆庆皇帝～

诏狱深处的“王金案”

大明王朝的隆庆元年正月，北京城的风雪还没化干净，刑部与都察院的衙署前便贴出了最新的告示。锦衣卫的大铁门重重合上，几个神色委顿的前朝方士被打入死牢，正等候着法司的最后判决。

这几个人里，领头的叫王金，还有陶仿、申世文几个人。他们在前朝的时候，那可是红得发紫的人物。老皇帝嘉靖在位的时候，天天在西苑炼丹求长生，把这些方士当成神仙一样供着。王金这伙人为了迎合老皇帝，不断送上各种名目的金丹，还有各种秘传的春药和热剂。结果，老皇帝的身体被这些燥烈的中药慢慢掏空，最终一命呜呼。

新皇帝朱载坖刚刚登基，下的头几道诏书里，有一道就是针对这些方士的。他毫不留情地把王金等人投入大狱，让法司严厉问罪，理由是他们妄进药物，致损圣躬。

不久，法司上奏了王金等人的狱词，拟定了死罪，呈报论死、系狱。不过，新皇帝并没有立刻在奏折上批红勾决，而是下旨令再问，把这个案子发回重审。这几位昔日呼风唤雨的方士，就此被长期锁在阴暗的诏狱里，成了随时等待发落的囚徒。

在朝臣和百姓眼里，新帝一登基就重惩毒害先帝的方士，将其定罪系狱，这分明是和过去那种荒诞的金丹政治一刀两断。整个朝廷都为之一振，觉得大明迎来了一位清醒、务实的明君。朝野上下纷纷传颂，新皇帝是个讲道理的老实人，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新皇帝在登基之初大张旗鼓地把方士治罪、长期关押，并不是因为他真的讨厌这些药物，而是他想把这些方术资源重新收归自己手里。

要理解朱载坖的这种拧巴，得先看看他当皇子时过的是什么日子。

刚开始，他在裕邸当藩王的时候，日子过得非常憋屈。他的父亲嘉靖皇帝是个非常多疑、冷酷的人。因为迷信二龙不相见的说法，嘉靖一辈子都对这个儿子不理不睬，甚至连面都不太见。朱载坖不仅要随时担心自己的世子地位保不保得住，还要在经济上忍受克扣。他在裕邸的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身边的姬妾也非常稀少，生活极其单调和压抑。

这种长期的压抑，在嘉靖去世、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一个憋了三十年、天天担惊受怕的老实人，突然拥有了全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穷无尽的财富。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去修仙，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向了后宫。那些之前因为身份压抑而无法满足的欲望，在登基后变成了报复性的索取。

后宫里的宫女、妃嫔很快就充斥了掖廷。但这副在压抑中长大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剧烈的消耗。为了维持这种放纵，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能让人产生虚幻力量的药物。

王金虽然被下狱治罪了，但他留下的那些药方，以及内廷太监们手里掌握的各种秘药，却悄悄被送上了新皇帝的案头。那些用红铅、秋石等重金属和燥热草药制成的药丸，成了他夜夜不可缺少的支撑。他一边在朝堂上扮演着拨乱反正的明君，一边在深宫里大口吞下那些能让他瞬间亢奋、却在慢慢腐蚀他骨髓的红色毒药。

大明皇帝最荒诞的两笔收支

在历史的记录里，明穆宗朱载坖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抠门故事。

有一次，朱载坖突然想吃一盘民间的果饼。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掌管宫廷伙食的内官们把账单报上来的时候，却开出了一个天文数字：五十两银子。

朱载坖在裕邸住过，非常清楚民间的市集物价。他一看到这个数字，立刻把手里的账单拍在桌子上，生气地对身边的太监说，在民间的集市上，这种果饼一盘也就卖五文钱，你们竟然敢报五十两？就因为一盘果饼，他跟内官们僵持了很久，最后硬是没吃这盘点心，把这笔开支给省了下来。

这件小事在朝臣中传开后，朝野纷纷称赞皇帝躬行俭约，连一盘果饼的钱都要省。历史学者在撰写明朝历史的时候，也特别点出他“尚食岁省巨万”，说他每年在伙食费上给国库省下了无数的银两。

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却在做着动不动亏空百万的糊涂买卖。

朱载坖在饮食上确实省了碎银子，但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上，他算的一直是糊涂账。

那些被他留在身边的内廷太监和不法方士，看准了这位皇帝的性格软肋。他们不送贵重的珠宝，而是源源不断地往后宫里送那些药性猛烈的春药。这些药物的开销，不仅数字大得惊人，更关键的是，它在透支皇帝最核心的资本，也就是他的命。

根据晚明士人的私家笔记记载，朱载坖因为长期服用这些由内官进献的燥烈药物，身体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病理反应。这种药吃多了，药性在体内排不出去，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种极其尴尬且痛苦的状况。他的生理器官出现了长达数天、甚至昼夜不消退的僵直。

这种病态的亢奋，在笔记里被描述为“阳物昼夜不仆”。

这绝非什么帝王的威风，而是一种严重的药物中毒迹象。他的身体在这种持续的病态折磨下，精气迅速流失。到了后来，他不仅精神恍惚，两条腿也失去了知觉，别说上朝处理政务，连从床榻上站起来都变得困难重重。

这时候再看他省下的那盘果饼钱，就显得无比荒诞。他算清楚了五文钱的民生账，却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无底洞，任由太监用春药把大明皇帝的尊严和骨血彻底掏空。

“犹不与大臣接”

当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连站立都变得困难时，受损的绝对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身体，整个帝国的运转轨道也开始发生危险的偏转。

到了隆庆三年，朱载坖守孝期满，按理说应该全面恢复正常的朝政。可是，此时的皇帝由于长期服药，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大臣们在午门外等了又等，却始终见不到皇帝的影子。

当时的御史温纯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给皇帝上了一道措辞恳切的奏折，指出皇帝现在“犹不与大臣接”，天天躲在后宫里，不跟臣子们见面。他请求皇帝遵守祖制，多出来接见群臣，亲自决定各种章奏的批复。

这道奏折递上去后，石沉大海，没有激起任何波澜。

其实并不是朱载坖不想出来当一个好皇帝，而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出现在公众面前。一个连路都走不稳、整天被病痛和尴尬的生理反应折磨的人，如何能端坐在皇极殿的龙椅上，面对那群目光如炬的言官？

更关键的是，皇帝不上朝，大明的权力中枢并没有因此停止运转。

在古代的政治体制里，皇帝一旦在某个位置上缺席，周围的势力就会立刻涌上来填补这个空档。皇帝躲在后宫养病，朝廷的大政方针、人员任命，就只能通过太监在后宫和内阁之间传递。

这种传递方式，让帝国的决策变成了一张张从深宫里传出来的中旨。

这些中旨，往往绕过了正常的内阁讨论和六部审核，很多时候就是内廷太监和个别阁臣私下达成的交易，然后借着皇帝的名义发出来。当时的历史学者在评价这段历史时，直接指出了这个弊端，说皇帝长期不按时上朝，导致“中旨窃丛”，内廷的权力开始无限膨胀。

此时的朱载坖，在政治博弈中已经逐渐退化成了一个用印画押的傀儡。

后来的史书在评价明朝历代皇帝时，曾经拿他跟前代的皇帝做过比较。都说朱载坖性格宽大，像当年的明仁宗一样温和。但他根本没有仁宗那种勤勉执政的精气神。穆宗像宪宗一样安于享乐，却没有宪宗那种控驭群臣、对朝局收放自如的手腕，说白了就是缺乏驾驭臣下、掌控局面的能力。

朱载坖以为躲在后宫吃药享受是天子的特权，但他却不知道，他正在把大明朝最核心的决策权，打包送给高拱、张居正以及宦官冯保。他在后宫里追求的那点快乐，代价是整个帝国制度的失衡。

三十六岁的终局大渐

隆庆六年闰二月的那个早晨，终于成了朱载坖生命中无法逾越的关口。

在勉强御门听政、并当场支撑不住被抬回乾清宫后，他的生命开始进入了倒计时。那些曾经让他以为能返老还童、重获生机的燥热药丸，此时变成了最致命的毒药，开始在他的五脏六腑里集中爆发。

到了五月，乾清宫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和死气。皇帝的病情急转直下，正式进入了临终前“大渐”的状态。

弥留之际，朱载坖把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召到了床前。此时躺在龙榻上的皇帝，面色枯槁，早就不复当年的壮年模样。他看着这几位自己平时极度依赖的大臣，挣扎着发出了最后的顾命。

没过多久，这位在位仅仅六年的皇帝，在乾清宫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去世的时候，年仅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本是一个男人正值盛年、精力最旺盛的年纪。但他却用这短暂的六年，提前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透支光了。

由于他早逝，继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当时只有十岁。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权力已经严重倾斜的朝堂。

皇帝一死，之前被压制的各种矛盾瞬间爆发。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位顾命大臣很快就因为权力分配彻底闹翻，太监冯保则在暗中挑拨离间，最终联合张居正把高拱排挤出局。历史学者后来指出，穆宗死后，朝廷里“柄臣相轧，门户渐开”，明朝后期最致命的党争和内耗，其实就是在隆庆皇帝驾崩的那一刻，埋下了最深的祸根。

他以为自己算得很精。他一辈子都在算计一盘果饼值几文钱，一辈子都在计较太监有没有在日常开支里坑他的银子。但在最关键的生命和权力账本上，他却用最糊涂的方式，把大明王朝的未来和自己的生命，一次性全输了出去。

老达子说

朱载坖常被当成一个运气不错的老实人。在位六年虽短，他却赶上了高拱、张居正这样的一流能臣，外头完成了俺答封贡，里头推行了赋税改革，大明难得喘了口气。

可把账翻到最后一页就知道，这份宽大的代价有多重。一个沉湎享乐、撒手不管的平庸皇帝，比暴君更能烂掉一个王朝。暴君掏空的是一时的民力，他掏空的是整个帝国的根基。他省下了几两碎银的果饼钱，却把大明最核心的精气神，喂给了那一颗颗红色的小药丸。

《明史》给他的定评一针见血：“迹帝之终始，宽大如仁庙，而精勤不若也。安豫如宪朝，而控縱不若也。”一个连自己都管不住的宽厚人，终究坐不稳那把龙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