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8年春节前夕，北京忽然降下一场大雪，钓鱼台的院墙被覆上一层白霜。就在这冰冷的空气里，新华社的一份内参匆匆送到中央办公厅，写明“王力、关锋已被隔离审查”。那一刻并没有写上戚本禹的名字，这个小小的空缺后来却被不少文章添进了各种想象。阎长贵在多年后回忆那段经历时轻叹一句：“很多年之后，我看到一些回忆录，把时序、人物动机写得面目全非。”他觉得有必要把几件事说清楚。
1961年，年仅24岁的阎长贵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哲学史组。组长关锋见到这位正经科班出身的小伙子，第一句话就是：“年轻人，先别急着写稿，会写字和会写文章可不一样。”这句话后来成了阎长贵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关锋没有让他立刻承担编辑事务，而是要求他闭门读书、学写政论。
关锋本人并非学院派，却在山东基层摸爬滚打多年，笔头厚实，逻辑缜密。陈伯达、邓力群当年之所以把他挖进《红旗》，正是看中了这份“土里刨出来的理论功夫”。于是，《红旗》里出现了一个独特景象：哲学史组成员几乎不排版、不校对，仅负责写稿和培训新人。其他组的同志开玩笑说：“拿《红旗》的钱，不做《红旗》的活。”有人据此写文指责关锋吃空饷。阎长贵的说法截然不同，他认为那纯属误读——将关锋圈进编辑流程，反倒浪费了一个笔杆子，“让他天天审稿，不如让他守着稿纸挖思想”。
再说戚本禹。1966年夏天，戚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如鱼得水，阎长贵受他推荐，临时调去给江青做机要秘书。很多回忆文章写道：1967年8月30日晚的钓鱼台会议上，“王、关、戚”三人同夜被点名，戚当场被令写检讨。可查阅当时简报，只有王力、关锋被宣布“请假反省”，戚本禹次日仍照常办公。阎长贵后来说，“那晚我在场，通知只到两个人，戚没被波及。”
“你真没写过揭发材料？”90年代初，阎长贵赴沪探望刚获释不久的戚本禹，忍不住问了一句。戚本禹叼着烟，笑得苦涩：“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写那玩意儿有啥用？”这句半带自嘲的话，在阎长贵听来意味深长。若真写了“王力、关锋是野心家”的文字，档案不会毫无痕迹；可至今未见任何原件或抄录。
事实上，戚在1967年9月4日确曾递交一份检讨，不过内容是对自我问题的交代，最多提到“对王力在外交口径上的偏差未能及时提醒”，并未将责任一股脑甩给同僚。4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月，他才被正式隔离。时差如此明显，却被不少文章一笔混过去。
有人写关锋到60年代中期迷上抛头露面，“稿子不见分量”。阎长贵不这么看。他举例：1964年《红旗》第7期那篇《论中国哲学史的阶段划分》虽属政论，但大量援引先秦诸子与宋明理学的断层研究，学术味浓得很。衡量分量，要放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政论文章本就要服务路线方针，倘若抛开时代语境，只谈“深度”或“学术性”，结论一定失真。
至于“享受待遇却不做事”的说法，更与事实不符。哲学史组没有参与排版、发行，却承担了稿件质量把关和青年作者指导，背后功夫看不见，也最费脑力。陈伯达那句“让关锋带几个小孩儿，以后哲学口有人接班”并非空话，据不完全统计，哲学史组五年内培养的新人后来有十几位调进中央党校、社科院。若把这部分工作一刀抹掉，只盯着考勤本，自然显得“闲散”。
值得一提的是，戚本禹、关锋出狱后并未再涉政坛，而是转向纯学术。戚在上海专注明清史料整理，关锋则把精力放在《中国思想简史》修订上。晚年的稿件虽不再引发轰动，却与早年政论并无冲突——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本是常事，却被某些作者硬解读成“早期有才，后期平庸”。这种非黑即白的判断，忽略了写作者处境与任务的变化。
阎长贵晚年编《问史求信集》，先后访谈上百位当事人，只为把亲历的片段拼回更接近真相的整体。他常说一句话：“史料不是砖瓦，拼错一块，整堵墙都会歪。”戚、关两人的某些光环与阴影确实并存，但若连基本时间轴都写错，再精彩的文笔也难免失真。
1968年的那场大雪早已融化，钓鱼台旧址更换了围栏，院里的松柏年年吐新芽。误差却像埋在地表的石子，走路的人若不留神，总会被绊一下。有人愿意弯腰捡起，把石子放到该放的位置；有人则踩过去，顺手把石子踢向更远处。阎长贵属于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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