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九点半，人到得差不多了。
我叔的工友来了三桌，苏晓娘家来了两桌，剩下的是亲戚和邻居。
本来坐得刚刚好。
但有一桌一直空着。
我叔张罗了半天，看着那张空桌子愣了一下，然后低声说：坐不满就坐不满吧，把凳子撤了。
大伯母的声音从后面飘过来：我就说办八桌够了吧？打肿脸充胖子。
她说的声音不算大。
但饭店就这么点地方，回音嗡嗡的。
我攥了一下拳头。
我叔像没听见一样，笑呵呵地去给每桌倒茶。
我堂哥周磊坐在第二桌，翘着二郎腿刷手机，他媳妇坐旁边补口红。
爸，你说建军叔到底攒了多少钱？周磊凑到我大伯耳朵边，十桌都办得这么寒酸，他那九万块真是打水漂了。
我大伯瞪了他一眼：吃你的。
但那个瞪，不是生气。
是嫌他说得太大声。
九万块。
这三个字在我们家，是一根扎了八年的刺。
2016年，我叔在东莞那个电子厂干了十五年，每个月工资从两千涨到四千五，省吃俭用存下了九万块。
九万块是什么概念？
是我叔十五年没舍得买过一件超过一百块钱的衣服。
是他每天吃厂里五块钱的盒饭，午饭晚饭都吃一样的。
是他逢年过节不回家，因为一趟火车票要两百多。
那九万块，他说了，给我娶媳妇。
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得吓人。
旭子，叔没本事，给不了你别的。这钱你拿着，以后找个好姑娘，叔就放心了。
那年我刚跟着他进厂，十八岁，啥也不懂。
然后那件事就发生了。
工地上有个包工头叫陈卫国，做了个百来万的项目，材料款被人骗了。
三十几个工人等着发工资，都是大老远跑来打工的。
过年了，人家都等着拿钱回家。
陈卫国卖了自己的车，不够。
卖了手表，不够。
最后他跪在工地门口，给每一个认识的人打电话借钱。
没人理。
那天傍晚我下班经过工地门口，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跪在地上，满脸鼻涕眼泪，手机屏幕摔碎了还在一个一个号码拨。
我叔在旁边站了很久。
我拉他走。
他不动。
后来他走上去，把银行卡递过去。
密码六个一，里面九万。先给兄弟们发了。
陈卫国抬头看他，眼珠子通红。
你……你谁啊？
厂里的，住你旁边那个棚户区。见过几次面。
我……我还不上……
我叔蹲下来，拍了拍他肩膀：先把工人的钱发了，别让人家过不了年。
那天晚上，我叔回到出租屋，坐在床上抽了一整夜的烟。
一包红双喜，抽到天亮。
第二天消息就传开了。
我大伯第一个打电话来：周建军你是不是脑子有病？那是给旭子娶媳妇的钱！你借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
厂里工友说：老周啊，你太老实了，那钱十有八九回不来。
邻居说：这年头好人没好报。
我妈——对，就是改嫁那个，不知从哪听到消息，托人带了句话：他活该穷一辈子。
那些话一刀一刀全扎在我叔身上。
他没解释。
只跟我说了一句：旭子，叔对不住你。那钱……以后叔再攒。
我当时十八岁，说实话，我也埋怨过。
九万块啊。
在我们那种地方，够付首付了。
但我没说出口。
因为我看见我叔那天晚上躲在厕所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他哭了。
四十岁的男人，蹲在一块钱一次的公共厕所里，哭得一声都不敢出。
后来陈卫国来找过一次我叔。
那天我正好在。
他瘦了一大圈，下巴上全是胡茬，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扑通跪下。
哥，钱我一定还你。你等我。
我叔把他拉起来：别跪，大男人的。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
陈卫国走的时候，回了三次头。
最后一次，他站在巷子口，对着我叔弯了一个九十度的腰。
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一年。
两年。
五年。
八年。
一个电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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