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报人、政客，“三界通吃”为自己积攒政治资本？

文│赵铭

吴鼎昌乃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闻人，身跨金融、新闻、政治三界，均颇有建树。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主持成立了四行联合经营事务所和四行储蓄会，并担任主任，是北方金融界的实权人物；他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之一；他两度为官，经历晚清、北洋、南京三个政权，极富政治热情。在人物评价上，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称其为政治嗅觉敏感的银行家；有人赞其雄才大略，有传统文人的家国天下情怀与报国之志；有人则认为其有官瘾，汲汲营营只为顶上乌纱。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且让我们从头回首一番吴鼎昌玲珑多面的风云一生。

1884年，吴鼎昌出生于四川华阳，幼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考中华阳县秀才后进入成都客籍学堂，不久考取了官费留学资格。1903年，东渡日本，在东京预备学堂毕业后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在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但较少参加政治活动，课余练习书法，为归国后考取“洋翰林”做准备。1910年毕业回国，以“最优等游学毕业生”在北京参加“洋翰林”复试，得授商科进士。此后历任北京法政学堂教习、东三省总督署度支、本溪矿务局总办等职。

1

银行家：振兴盐业，主持四行

吴鼎昌（后排右）、陈适云（中坐）夫妇与女儿吴元俊（后排左）、女婿刘廷蔚（后排中）、儿子吴元黎(前排右)合照。

1911年6月，吴鼎昌任大清银行总行总务科长，8月调任至大清银行南昌分行总办。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大清银行停业。因与同盟会的渊源，吴鼎昌被委派参与大清银行清理，并兼任筹备中国银行事务正监督，主持草拟了《中国银行则例》，可算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但在银行制度问题上与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的周学熙发生了意见分歧，于1913年离开了中国银行。1917年他参与创办了金城银行，任董事。1918年，他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一职，开始了其金融生涯的新阶段。

盐业银行由久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于1915年创办。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被捕入狱，盐业银行一下子群龙无首，股东大会紧急推举了吴鼎昌为总经理。这一推举结果，既因吴本人在金融业界的影响力，也有派系斗争的政治斡旋有关。吴鼎昌一上台，马上着手充实股本。因盐业银行基础十分薄弱：原定为500万元资本，官股200万元，但实际投入官股仅10万元，而300万元商股仅有张镇芳等人认购的50余万元。吴利用与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的私人关系，先后拉来了30万元作为股本，并规定公开的账面上一定要达到总股本1/4的数目，以扩大社会影响；在扩股方式上，制订了“十年扩股，自由缴股”的办法。依靠其精明强干和准确判断，以及广泛的交际关系，银行业务起色明显。盐行银行老职员李肃然曾撰文回忆道：“自吴鼎昌主持以来，除内部革新外，业务发达，蒸蒸日上，获利甚丰，每年所发股息，向未少过一分，是以盐业银行之声誉大振，成为华北四大商业银行之一，且居首位。”

四行储蓄会大楼

1921年初，吴鼎昌赴欧美考察银行制度，发现了银行联盟的经营模式，规模大、资力雄厚的银行能取得较高信誉，而中小银行则资力薄弱，容易陷入困境或被兼并。受此启发，回国后吴鼎昌即联系周作民、胡笔江商议实行三家银行联合经营。1921年11月16日，盐业、金城、中南银行召开联合会议，达成了联营决议，协定了营业规约和联合事务所简章。次年7月11日，总行设在天津的大陆银行董事长谈荔孙也决定加盟，于是形成了四行联营格局，时称“北四行”。后成立了四行储蓄库，作为发行钞票的储备金，在当时用于共同支持中南银行钞票的兑现。1923年在吴鼎昌的倡议下，北四行在四行联合经营事务所之下，设立了四行储蓄会，并推选四行的总经理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吴鼎昌为主任委员，总理一切事务。1934年时四行储蓄会存款达9200万元，在当时颇具规模。后又合办了四行信托部和调查部。

在吴鼎昌的主持之下，四行储蓄会成为北方金融垄断集团，与南方的江浙财团成对抗之势，盐业银行也得到了飞速发展。至1927年，盐业银行股本已位居国内商业银行之首位，其存款总额在北洋政府时期与浙江兴业银行交替为私营银行之首位。这些业绩显示出了吴鼎昌绝佳的经营手腕，吴俨然成为金融界的权威人物。

2

报人：意在立言，秉持“四不”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报》同仁合影。前排左起：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

吴鼎昌字达诠， 常有人误写做“铨”，吴借此声称自己不缺金，而是要立言。1924年起，已是金融界翘楚的吴鼎昌开始涉足报业。这年胡政之独立经营的《国闻周报》遭遇资金匮乏，吴鼎昌得知后每月出400元进行补贴，同时使用“前溪”这一笔名在该报上发表财经评论文章。1926年，吴鼎昌以5万元买下了《大公报》，成立了新记公司，自任社长，以张季鸾为主笔，胡政之为经理。三位留日旧友就这样形成了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并将《大公报》办成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吴鼎昌在报业方面的作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是新记《大公报》的主要创始人和独立出资人。吴鼎昌曾说：“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因此“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完事，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预备好这两个人三年薪水，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他也确是这么做的，

1926年以5万元买入《大公报》后，独资掌控着该报的经济来源。直到1945年后，《大公报》在美购买新式印报设备、港版副刊负债甚巨的特殊情况之下，接收了一些其他入股，才打破了吴独资经营的局面。牢牢把持的经济命脉为《大公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其办报方针“四不主义”能够施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1926年9月，《大公报》甫一复刊，即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以作说明，在文中提出了“四不”的主张，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所谓“不党”，即“纯以公民的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因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而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即“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四不”精神是文人论政的体现，更是新闻独立与自由的突出表现，而这一办报思想正是在吴、张、胡三人的共同讨论和理解之下生发出来的。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在其《 <大公报> 百年史》中提出：“（四不）核心思想是吴鼎昌首先提出来的几个观点”。“不党”与吴所言“不拉政治关系”相应，“不卖”也正与吴所言“不收外股”相和。如此政治上“不党”，经济上“不卖”，人格上“不私”，思想上“不盲”，是为“大公”，新记《大公报》也因此获得了人们的欢迎与认可。

其次吴鼎昌是报馆早期经营工作的计划制定者。三人的分工中，胡政之负责组织，张季鸾负责文章，吴除了提供资本外，还发挥所长则负责纸张、设备、迁址等重大经营问题。因经营银行业务多年，富有经验，为报馆制订的经营计划颇有成效。如订购纸张一项，当时印报所用的白报纸需从海外订购，纸价的涨落受外汇市场的影响很大，而购置纸张的费用是报社的一笔大开支，一时算计不周，便会造成巨大损失，尤其对于刚续刊的《大公报》来说显尤为重要。初期的纸张订购及结算，都由吴运筹帷幄，选择合适的时机购汇结汇，每每恰到好处。如此新记《大公报》复刊半年营运状况即见好转，一年后已收支相抵。

此外他还是新记《大公报》早期社论的撰写者之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之前，吴鼎昌白天在银行工作，晚上就到报社来，谈论时局新闻，与张季鸾、胡政之交换意见，研究社评写作，时常自己也撰写一些财经方面的评论文章。曾任《大公报》兼职编辑的陈纪滢在《悼前溪先生》中写到：“他每天下午从银行办完工以后，就到编辑部来聊天。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有时候他拿起外埠发来的专电来看，随手改动一两个字，或对某一条新闻加上一个标题。晚上，各地消息都集中了以后，他有时自告奋勇说：‘今天的社评我来写。’于是便走到季鸾先生的房间去写。他写作甚速，大约两三千字的社评，有一个多钟头便完稿。写完以后就交给季鸾、政之两位先生轮看。他两位如觉文意不妥，或哪个字用得不好，马上就提出来修改。相同的，他俩写的社评，如遇达诠先生在报馆时，必也交给他看或修改。”吴鼎昌撰写过《战卜》、《注意国内及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爆发》、《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等评论文章。

1935年，吴鼎昌步入政坛之前，为贯彻“不党”的方针，宣布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在社共计10年。

3

政客：发展实业，主政贵州

1935年10月6日，中国赴日考察团团长吴鼎昌（右）与上海市商会代表俞佐廷赴日考察。

中国文人传统乃是“学而优则仕”，无论是冲着权势富贵，还是怀抱家国天下造福苍生之志，都免不了走上出仕之路，吴鼎昌未能幸免。他作为政客的经历有断续。初回国考中商科进士，已是在晚清朝廷步入仕途。历任几个职位不久，清朝覆灭，因着同盟会的因缘，在北洋政府也有所发展。袁世凯时代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推荐吴鼎昌参加“人才内阁”，任财政部次长。但好景不长，被面相拖了后腿。袁世凯笃信相学，某次见过吴鼎昌后，说：“此人脑后见腮，且说话带雌音”，认为其不可重用，遂将其改派为天津造币厂总办。直到临死前才改变看法，任命吴为农商部次长，但此时北洋政权已经摇摇欲灭，吴未去就任。此后一段时间，吴鼎昌致力于银行与报业，但始终关心政治，依政治形势调整银行业务、为报纸撰写时政经济评论。

再次步入政坛，是1935年吴鼎昌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部长，参与了当时所谓的“名流内阁”。在位两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是发展农村金融。吴认为“为政不在多言，只需埋头苦干”，两年间，纵横奔走，勤于政事。他鼓励生产，发展贸易，积极推进农村合作事业，发起成立了国货联营公司；筹备成立农本局，创办县市合作金库，发展农村金融事业，以促进农村经济恢复发展。但这些举措因着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社情政体的复杂情况，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1946年12月，蒋介石将宪书交给文官长吴鼎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鼎昌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第四部部长，主管民营工业，负责上海、南京等地工厂内迁。该年11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开始了7年的主政贵州时期。这一时期可谓政绩卓著：卫生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严谨鸦片烟毒，改革不良的社会风气，增强民众体质提升健康水平；教育上，发展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创办了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高校，开展国民教育活动，以提高民众文化科学素养，使得抗战八年成为了贵州历史上公认的文化教育发展的高峰期，到抗战结束时，贵州教育基本上形成了各类教育共同发展的态势，当时堪称其教育发展史上的空前高峰；行政管理上，举办县行政官员、乡镇保甲长训练班，增强各级政府行政工作效率，推行抗战行政；实业上，创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省工矿、农林、金融、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计划、提倡、统筹”发展责任，以支持持久抗战；农业上，建立农业改进所，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采用新科技革新农业，防治虫害，发展农村经济，以解决战时军粮军食问题。当时舆论公认“贵州在抗战后方是进步相当迅速的省份”，对吴鼎昌的治黔成果给予了认可。1944年，吴写下《六十生日戏笔》，说到“一惊壮岁匆匆去，更惜余年缓缓过。不辍耕耘酬帝力，讵容禅坐学头陀。江山佳丽恣游钓，风雨猖狂任啸歌。开夏初筵期尽罪，童心犹在任消磨”，可见其对自身数年来所为的一番自我肯定。1945年1月，吴鼎昌调任至重庆，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他在此位上提出了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建国大计的计策，并起草了“寒电”，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序幕。此后先后任中央监察委员、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49年国民政府摇摇欲坠时，辞去一切职位，去往香港。于次年便病逝在手术台上，年仅66岁。

回眸一望，吴鼎昌在银行家、报人、政客三个身份上都做出了相当的成绩。世人责其有官瘾主要是据其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吴曾说：“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以此来判断吴多年来所做诸事，无论是经营银行、涉足报业，还是发展教育、开设学校，都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为政治铺路，颇有种以动机定论的倾向。而吴本人在其文集《花溪闲笔》中则另有说辞，称：“人皆知予喜谈政治，然世之喜谈政治者，不一定皆适于作官，予即其中之一人。平生志愿在办一学校，办一报馆。无意袍笏登场，便无须组织班底。二十四年冬起，竟在南京作了两年中央官吏，本事出意外……又不意二十六年冬忽奉命出主黔政，抗战时期义不得辞。此皆平日喜谈政治之结果，遂不得不一再为所不欲”。所谈到的平生志愿，尽皆完成，而为官则是“不得不一再为所不欲”。此言是出于本心还是粉饰辩解，见仁见智。而不论动机如何，在其位谋其事，吴鼎昌以其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做出了不少实事，对金融、新闻、政治三界都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足算得是斑斓不凡的精彩一生。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