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盛医药战略换挡，全球化再提速

过去几年，所有人都在探寻，谁会是下一个真正实现全球化的中国创新药企？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这并不代表国内药企没有付诸行动。

8月3日，亚盛医药公布两项高管任命：Faiçal Miyara出任首席业务拓展官，Jim Ziegler出任首席商务运营官。

此次人事调整，是这家国内血液肿瘤龙头企业一次关键的“全球战略换挡”。两条线同时到位，说明亚盛对全球化推进有了新的思考，至少在 "哪些市场自己上、哪些市场找人合作" 有了明确判断；甚至，下一步的潜在动作也可能已经在酝酿。

一切并不突兀。就在7月末，亚盛医药创始人杨大俊入选《The Medicine Maker》2026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在小分子领域位列第三。这份认可来自全球医药行业，是亚盛推进全球化的底气。更为核心的支撑，则是公司已有4项同步获FDA、EMA批准的全球注册三期临床项目。

虽然亚盛医药的全球化之路仍需持续验证，但它已然回答了一个具备普遍参考价值的问题：为什么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头部创新药企的进取心，以及与之匹配的实力。

两起对标MNC标准的任命

仔细拆解本次最新人事任命不难看出，亚盛医药正对标MNC标准完善全球化团队配置。

FaiçalMiyara拥有深厚的全球BD经验。他曾参与发起并搭建辉瑞纽约治疗创新中心（CTI），该中心核心职能是对接临床医生、科研机构与药企，打通全球研发资源通路。简言之，他既具备早期管线价值评估能力，能判断哪些临床前项目值得大厂重金投入；也手握连接大型药企与学术界的产业资源网络。CTI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孵化出Telavant，这家企业后续被罗氏以71亿美元收购。值得注意的是，Faiçal Miyara本人，此前也已达成过多笔数十亿美元级交易。

除此之外，FaiçalMiyara兼具完整药物开发实操经验，参与爱必妥、希冉择从工艺优化到临床开发的全流程。爱必妥2004年获FDA批准，是全球首款抗EGFR单抗，上市次年销售额便突破20亿美元；希冉择2014年获批，覆盖胃癌、肝癌、结直肠癌等多个大适应症，两款产品均是行业公认的重磅炸弹级药物。

Jim Ziegler则深耕医药商业化领域，兼具安进、吉利德等跨国龙头药企与创新生物企业的实战履历，并且具备多个血液肿瘤产品销售和市场经验。同时，他掌握创新Biotech从0到1搭建全球商业化团队的完整能力。在Iovance，其执掌全球商业化业务，牵头完成全球首款获批TIL细胞疗法Amtagvi的美国上市。而在Geron担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时，主导首款端粒酶抑制剂RYTELO（近年来血液肿瘤领域的重要创新药之一，获批治疗低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商业化战略及全球商业运营。

结合过往一系列铺垫动作来看，亚盛医药此次高管补位并不出人意料，其全球化布局始终在稳步落地。

2025年1月初，公司完成美股上市，搭建起海外资本化与国际化运营基础；去年7月引入拥有20余年医疗投行经验的Veet Misra博士担任首席财务官，其加盟前曾任Cantor Fitzgerald医疗健康投行董事总经理，为海外融资、资本运作筑牢底座。

此番补齐BD与全球商业化一把手，相当于在海外平台成型的基础上，补上管线合作、海外市场落地两大执行中枢，整套全球化组织架构至此形成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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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FDA、EMA许可的全球注册III期

沿着清晰的战略路径前行，速度就是核心竞争力，药企的战略推动，向来“组织先行”。结合管线全球化推进节奏来看，亚盛医药如今的确走到了全球化升级的关键节点。

市场熟知的是，耐立克、利生妥两大核心产品，已布局7项全球注册III期临床，其中4项已拿到FDA、EMA临床许可，该管线储备规模在国内创新药企中位居前列。

优势不只体现在项目数量，临床价值更具备颠覆性潜力。以利生妥获FDA、EMA批准开展的GLORA-4研究为例，这是全球独有的关键临床试验，有望填补重大临床空白。

这项试验针对新诊断中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一线治疗展开评估，当前临床标准方案为去甲基化药物（HMA），存在显著短板。一方面标准HMA药物有效率有限，仅约三分之一患者能实现治疗应答；另一方面，HMA获批已经二十余年，临床亟需安全有效的全新治疗方案。

前期临床数据显示，利生妥可给MDS患者带来可观临床获益，且耐受性表现良好。若GLORA-4试验达到终点，利生妥将成为全球首款用于中高危MDS一线治疗的Bcl-2抑制剂，也是HMA上市二十多年来该领域首个获批靶向药，有望彻底改写中高危MDS的整体治疗范式。

更关键的是，临床兑现窗口正加速逼近。据2025年财报电话会议，管理层表示2026年公司将全力提速注册III期试验，其中GLORA-4、POLARIS-1计划完成绝大多数受试者入组。加之利生妥完整保留全球开发与商业化权益，提前筹划未来已是必然选择。

但事实上，亚盛需要推进全球化升级，动因并不局限于耐立克与利生妥两款核心产品，其深耕难治靶点、攻克未满足临床需求的成熟研发以及全球临床能力，正在更多管线同步复制。

靶向高难度靶点MDM2-p53的APG-115价值也在被不断验证。APG-115此前已入选CDE“星光计划”，佐证了潜在价值；2026年ASCO年会上，亚盛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公布该管线联合方案用于复发/难治儿童实体瘤的积极临床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潜力；同时在唾液腺癌、腺样囊性癌、黑色素瘤等适应症中，也已经读出积极疗效信号。

6月末，跨国药企益普生以最高17.5亿美元对价收购Kartos Therapeutics，拿下口服高选择性MDM2抑制剂navtemadlin。对比来看，APG-115覆盖更多适应症赛道、临床数据维度更丰富，潜在临床与商业价值具备更大想象空间。

这一笔交易为APG-115提供估值基础的同时，也预示了亚盛医药的管线梯队，价值释放将分批、持续到来。基于此，公司提前配齐BD、商业化等全球化组织能力，自然需要早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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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Biotech跃迁大时代，不会缺席的中国药企

放在全球视角下，亚盛医药此番全球化战略部署，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长久以来，海外Biotech似乎逃不开“被收购”的宿命，真正跑通自主全球商业化路径的企业屈指可数。但近几年行业风向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海外头部biotech迎来自主商业化的密集潮：从Madrigal、Argenx、Insmed，再到RevMed，队伍加速扩容。

逻辑在于，具备差异化属性的稀缺管线、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持续完善、跨国药企资深商业化人才向外流动……多重变量叠加，让Biotech走出“自主临床开发+自主全球商业化“成为现实，不少企业由此成长为全球制药版图中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

在行业浪潮之中，中国创新药企自然不会缺位。支撑海外Biotech跃迁的客观条件，国内企业同样享有，并且可能更强。

中国药企，向来不缺优秀的领航者。这一点，从行业圈层的认可中亦可窥见。上文提及，亚盛医药创始人杨大俊入选《The Medicine Maker》2026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在小分子赛道位列全球第三。这份榜单不追逐大众热度，采用同行提名、国际专家多维度评审的机制，往届上榜者不乏跨国药企 CEO、顶尖科学家以及部分诺奖得主。

杨大俊的入选意味着，全球医药产业界将中国创新药企的领导者置于与跨国巨头同等的位置进行审视与认可。

亚盛医药一方面手握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管线矩阵；另一方面全球化布局步步为营。甚至，出海层面，此前与武田制药达成耐立克海外权益的选择权合作，完成与跨国巨头的深度对接，积累了全球合作的实战经验。

最新的部署，让亚盛医药的全球化，显得更加有底气。无论选择自主出海，或是采取“自主+合作”混合模式推进全球化，都具备现实基础。

回望海外市场，对具备硬核产品的Biotech而言，海外商业化落地往往会开启新一轮价值增长周期，在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之后，二级市场收获正向反馈。这套成长逻辑，接下来可能也会适用于更多国内创新药企。

来源：氨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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