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侯镜如才知，傅作义早知他起义但没告发，惊出一身冷汗

1952年的春天，避居香港三年的侯镜如重返大陆，却得知一个令他后怕的消息。

原来当年傅作义早就知道他要起义，却没有向蒋介石告发。

得知这个消息，他当即惊出一身冷汗，那么当年傅作义是怎么知道的？又为何没有告发？

推迟就任

1948年秋，东北塔山，战云密布，大军齐聚，一场殊死之战即将打响。

蒋介石任命黄埔一期、资历深厚的侯镜如为援锦总指挥，统领十七兵团下辖的五大主力部队，发起对锦州的救援。

侯镜如此时正在唐山，接到任命电报的那一刻，他只淡淡说道：“知道了。”

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一任命既是用人之际的信任试探，更是一场不得不下的豪赌。

他早已对卫立煌失去信心，眼看锦州风雨飘摇，再把指挥权交给旧人，怕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滑向崩盘。

而侯镜如，不仅有黄埔出身、北伐功勋，更在军中声望颇高，若能临危受命，或许还能稳住局势、力挽狂澜。

可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正是他亲自提拔的这位侯将军，早在数月前，已经与地下党悄然恢复了联系。

电报发出数日后，蒋氏始终未见侯镜如抵达前线，急电催问之下，才收到回电：“部队未齐，需至唐山接兵，暂无法履新。”

这一回复，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眉头紧锁，又无可奈何，塔山告急，他不能再等，只得改派第54军军长阙汉骞临时接任前线指挥，等待侯将军亲自履职。

一时间，整个东北“剿总”内部议论纷纷，能同时掌握五大兵团的指挥权，在整个国民党系统中，何其罕见？

对任何一位将领来说，这都是梦寐以求、一步登天的黄金机会，可侯镜如竟然毫不犹豫地推脱了。

从表面看，他只是托辞不就任；实则他非常清楚，塔山一战若由他出任主帅，便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而他心中早已有定数，这场仗，越迟打越好，越迟越利于解放军，塔山地形险要，东野四纵防线如铜墙铁壁，非一时半会可破。

自己若能争取哪怕一天、半天的缓冲时间，都能为四纵的防御准备争取到极为宝贵的布防时机。

他更明白，以国军那一窝蜂争功的心态，指挥权交给别人，只会适得其反。

而他的部下，第92军和第62军此时尚在半路，真正能掌控的兵力并不完整，他推托接兵，便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事实正如他所料，阙汉骞临时接手，信心满满地发动对塔山的进攻，意图夺下头功。

可面对早已严阵以待的东野四纵，54军一次次冲锋，却如同泥牛入海，屡战屡败，伤亡惨重，士气低落。

而此时，侯镜如则在唐山“从容接兵”，既未直接参与作战，又不沾失败之责，更成功将时间一分一秒拖向自己期盼的方向。

一场会谈

1948年10月，迟到数日的侯镜如终于抵达了战场，他一进十七兵团的指挥部，各路将领纷纷围拢上来，仿佛找到了主心骨。

阙汉骞最先开口，语气中满是委屈：“侯总司令，塔山难打得很，弟兄们冲几次，连前沿都摸不到！”

说着，他拍着桌子，咬牙切齿：“他们不是修战壕，是挖了大坑，兵都藏在下面，等我们的人靠近了再突然跃出，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侯镜如并不急着表态，而是默默点头，他心里清楚得很，这一切，正是他想看到的局面。

东野的防御计划早已烂熟于心，每一条战壕、每一个伏击点，地下党早就将情报详细送来。

而他所要做的，就是让东野四纵有充足时间准备好每一发子弹、每一寸阵地。

他缓缓坐下，说了一句：“情况我知道了，诸位，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接下来怎么打。”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侯镜如环视众人，故意装作不急不躁的模样：“这仗打也得打，救锦州迫在眉睫，但怎么打、从哪里打，要大家集思广益。”

话音刚落，第54军参谋长杨中藩起身发言：“塔山正面防御严密，我们不如侧翼突破，我建议转向西线，攻击白台山一带，那边地势平坦，适合机械化部队展开，只要拿下白台山，就能从侧面撕开口子，进而包抄塔山。”

他的这番话一出口，屋内不少人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但侯镜如却没说话，杨中藩的计划若真的实行，无疑会让东野四纵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白台山地势的确开阔，但正因如此，那里本是东野预留的“最后防线”，一旦被突破，塔山必危，锦州亦危。

于是，他故意面露沉吟之色，没有立刻表态，正在这时，另一人出声了。

“我不同意。”声音来自罗奇，原独95师师长，黄埔一期出身，此刻正担任蒋介石的特派参军，身份特殊、手握尚方宝剑。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看着”侯镜如的。

罗奇话语简洁：“现在改攻方向，无异于临阵换刀，不仅影响士气，也耽误时机，我支持张伯权的方案，继续进攻塔山正面，别忘了，我们现在是抢时间救锦州。”

张伯权是谁？侯镜如的连襟，十七兵团参谋长，他的“原地强攻”建议，其实正是侯镜如想要的。

塔山正面防线坚固，耗时长、代价大，对蒋军极不利；可对解放军而言，却是缓兵之计的天赐良机。

此刻，罗奇竟主动跳出来站队，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保命符”。

侯镜如顿时有了台阶，立刻附和道：“罗参军说得对，此时最忌摇摆不定，我们不能临战改阵，兵无常势，但心要稳。”

说罢，他一锤定音：“按原计划执行，由独95师打头阵。”

众将听命不疑，只有杨中藩面色微变，但罗奇的身份太重，他也只能悻悻坐下。

可就在这时，罗奇又提出了一个“补充建议”：“部队远道而来，舟车劳顿，士气未振，我请求让独95师休整一天，明天再打。”

这话一出，众人齐声附议，阙汉骞苦着脸：“我们的人从烟台赶来，途中遭遇八级大风，在船上吐得昏天黑地，根本站不稳。”

62军军长也说：“部队一上岸，士兵东倒西歪，连枪都握不稳，这怎么打仗？”

侯镜如闻言，大手一挥：“好，明日开战，今天，所有部队原地休整，养精蓄锐，明日一鼓作气。”

就这样，原本迫在眉睫的战事，在侯镜如的“顺水推舟”之下，再次延缓。

从他抵达战场，到召开会议，再到决定“休整一天”，三天时间，就这样在不动声色中悄然过去。

而就在这三天里，塔山前线的四纵如同得到了喘息的甘露，日夜兼程地修筑掩体、布设火力、防线再升级，工事再加固。

后来的塔山，成了蒋军挥之不去的梦魇，而侯镜如已经在计划另一场重要的行动。

北平兵调

1949年元旦刚过，侯镜如正在塘沽的十七兵团指挥部内，与副官商议部队休整编制细节，门外急匆匆进来一名传令兵，呈上一份傅作义亲签的命令。

命令内容只有短短一行：第92军三个主力师，立即北上，进驻北平永定门一线，准备城市防御部署。

这命令一出，侯镜如顿时坐不住了，第92军，正是他安插最多亲信、掌控最牢的主力军团，此时正在李介人的协调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

调兵北上，等于是将他手中这柄尚未亮出的利剑，从自己掌心夺走，插入敌营虎穴之中。

“难道泄密了？”他第一反应便是如此。

此刻起义尚未正式爆发，若真被傅作义察觉风声，那就是生死一线。

思索再三，侯镜如决定保持沉默，几日后，92军三个师先后进驻北平外围，分别扎营在永定门、南苑、右安门等重要关口。

明面上是加强防御，实则却是将这支最不稳定的队伍，硬生生塞进了傅作义眼皮底下。

紧接着，局势愈发诡谲，东野大军即将南下，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却被困在张家口，急需援兵。

他不得不抽调精锐赶赴新保安，却反被围困，自身难保，在这一节骨眼上，他仍调92军进城，明面是为加强防守，实则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算计。

他早已注意到李介人与黄某、张伯权之间来往频繁，甚至隐隐嗅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默契气息。

特务部门的密报也屡次提到，92军之中某些军官“言辞激进”、“思想异常”。

特别是李介人，虽有侯镜如亲属身份庇护，却早已被暗中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可傅作义最终却选择了“视而不见”，自从“战犯名单”公布那一刻起，他便知风向已变。

若要自保，唯一的路，就是“弃暗投明”，傅作义看得很清楚，侯镜如若起义，他必得其助，北平或可和平解决。

若上报蒋介石，92军势必遭清洗，自己也将被拖入深渊，与其两败俱伤，不如“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更何况，傅作义对蒋介石的信任，早在数年前便已逐渐崩塌，不如自谋后路，于是，一场可能腥风血雨的大清洗，就这样被他以“冷处理”按下不表。

归来真相

1949年8月，侯镜如率部起义，随后避居香港，直到三年后，才重返大陆。

那天晚上，他与从前的同志在招待所小聚，谈及旧事，席间有人轻描淡写地提起一句：“其实，当年你们那件事，傅作义是知道的。”

侯镜如先是怔住，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放下茶杯，声音不自觉放轻：“你说什么？”

那人愣了下，抿了抿唇，却仍点了点头：“傅将军那时确实知道92军的动向，只不过，他没说。”

侯镜如回到房间后，久久没有开灯，他缓缓靠坐在床边，双手紧握，却止不住指尖轻微颤抖。

若傅作义当年将此事上报蒋介石，他和92军便会被毫不犹豫地清洗。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蒋军内部与敌暗斗，是凭自身胆识与谋略化险为夷。

可如今才知道，这份“全身而退”的胜利，其实半数靠自己，半数竟靠傅作义“没有出手”。

他忽然想起一桩旧事，当年北平兵调之时，他寝食难安，夜夜在灯下反复推敲应对之策，唯恐一个判断失误，牵连全军。

可彼时的傅作义，也尚在进退维谷之中，既惧蒋氏猜忌，又怕被历史抛下，当时的北平，不止侯镜如在做选择，傅作义亦在做选择。

那夜，他坐在床边，忽然惊出一身冷汗，那并非风寒，而是后知后觉的惊魂。

他这才明白，那一年，自己与92军，是在两股力量之间的空隙中侥幸逃生。

可正因为此刻的明白，他对“活下来”的意义也有了新的理解，这一刻，他忽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当年的选择不仅正确，而且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