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漏诊获刑:我认错但不能认罪

儿科医生漏诊获刑:我认错但不能认罪

此前报道:儿科医生韩杰漏诊致幼儿死亡，因医疗事故罪判刑一年缓刑

疏漏与罪责之辩：抚州儿科医生韩杰获刑案，医疗过失该如何划定刑事红线

2026 年 7 月，江西抚州儿科医生韩杰医疗事故罪二审尘埃落定，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医疗事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同时作出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的从业禁止令。至此，这场源于两年前的幼儿急诊死亡事件，走完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事审判完整流程。已经完成一年羁押的韩杰重获自由之后，公开发声，坦然承认自己在诊疗过程之中存在疏漏，但是坚决否认自身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 “严重不负责任”，并且已经着手准备申诉材料，希望重新厘清案件事实与法律责任边界。一纸判决，将医学临床的客观失误和刑事犯罪的评判标准摆到公众面前，医疗过失的罪与非罪，再度成为法律界、医疗行业共同热议的公共议题。

时间回溯至 2024 年 2 月 17 日凌晨三点，抚州健强第五医院，两岁半的患儿小航因为持续呕吐、腹胀被家属送往急诊就诊。深夜急诊环境之下，儿科医生韩杰接诊患儿，结合家属描述的症状，开具腹部立位片检查。接诊之初家属对拍片检查存在抵触情绪，经过沟通之后才完成影像检查，片子回报提示肠梗阻，韩杰据此将患儿收入院，采取补液保守治疗，同时告知家属病情风险，病情加重需及时向上级医院转诊。但在本次接诊查体环节，韩杰没有完成腹股沟区域体格检查，病历记录当中也没有对应查体记载，未能及时识别出隐匿的嵌顿性腹股沟斜疝，这个儿科急症的致命隐患就此被遗漏。

当日上午八点，韩杰完成交接班工作，正常下班离岗，接班医师继续沿用补液观察的治疗方案，同样没有识别嵌顿疝的风险。数个小时之后，患儿病情急转直下，腹痛剧烈加重，家属在病区未能及时找到处置医生，最终自行驾车带着孩子赶往江西省儿童医院，转院途中患儿出现心脏骤停，抵达医院之时已经抢救无效死亡。一条年幼的生命骤然消逝，一场悲剧就此酿成。

事故发生之后，医学会开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本案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民事层面，医疗机构向患儿家属赔偿 146 万余元；卫健部门作出行政处罚，韩杰被予以警告、暂停执业六个月，科室其他医务人员也同步受到相应处理。纠纷本已走完民事、行政处置路径，但是家属坚持刑事追责，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公诉机关以医疗事故罪对首诊医生韩杰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作出有期徒刑一年的判决，二审维持原判，缓刑执行，附加三年从业禁止，这也意味着，即便缓刑期满，未来三年韩杰也不能够再从事医疗卫生相关工作。

走出羁押场所之后，韩杰公开发布文字还原就诊全过程，他没有全盘否定诊疗过错，坦然承认诊疗流程当中出现疏漏，但是在关键的定性上，他划下清晰界限：承认技术层面的处置瑕疵，但是绝不认可刑法条文当中的 “严重不负责任”。在他的陈述当中，自己深夜急诊接诊，完成拍片、收入院、风险告知，依规完成交接班流程后下班，后续患儿病情恶化发生在自己离岗之后，自己并未收到任何病情变化的通知。同时案件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嵌顿疝究竟是就诊之前就已经形成，还是入院之后才发生，确切死亡原因缺少尸检报告佐证，这些事实疑点，都不应当直接全部归责于首诊的自己。他提出，同科室接班医师、科室上级医生同样参与诊疗，为何最终刑事追责仅仅落到首诊医生一人身上，多重疑问，构成他申诉的核心理由。

此案一经公开，迅速撕裂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立场。站在被害人家属的视角，两岁幼童因为急症送医救治，本希望医院能够挽救生命，却因为查体环节的缺失，致命疾病被掩盖，最终付出死亡的沉重代价。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已经确认医疗行为和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生命逝去的现实客观存在。法律赋予公民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法院结合鉴定意见、完整案卷作出有罪判决，是对逝去生命的司法回应。有法律专家解读，首诊负责制之下，首诊医生需要对患者初始诊疗质量承担主要责任，遗漏腹股沟查体属于违反儿科基础诊疗规范，为后续悲剧埋下根源，多因一果的案件当中，后续人员的介入，不能够切断最初过错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据此追究刑事责任具备法律依据。

而在广大临床医务工作者群体当中，这起案件带来强烈的震动与焦虑。争议的核心，集中在医疗事故罪当中最关键的六个字：严重不负责任。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明确，只有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身体健康损害，才能够构成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标准列举了擅离职守、无故拒绝救治、严重违反查对制度等情形，大多指向主观上漠视生命、肆意违反核心制度的行为。但何为 “严重不负责任”，针对临床漏诊、查体疏漏这类技术过失，目前没有细化、统一的司法判定细则，留给裁判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带来 “以鉴代审” 的现实风险 —— 医疗事故鉴定服务于民事、行政评判，它的证明标准，和刑事犯罪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并不等同，民事上的重大医疗过失，是否直接等同于刑事层面的严重不负责任，成为法学界持续争论的焦点。

很多一线儿科、急诊医生共情案件背后的执业困境。急诊夜班，患者病情瞬息万变，部分疾病症状隐匿，夜间人员、检查资源有限，高强度压力之下，出现查体遗漏、判断偏差的客观风险始终存在。临床当中的诊疗疏漏，分为主观懈怠漠视生命，和客观技术局限、病情隐蔽带来的过失。如果普通诊疗过失直接跨越到刑事追责，容易催生防御性医疗：医生为规避刑事风险，开具全套检查，过度排查所有可能性，不敢做保守观察，推诿复杂危重病人，最终承受代价的依旧是广大普通患者。大家并不主张免除医生的过错责任，民事赔偿、行政处罚本就是处置医疗过失成熟路径，但是刑法应当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处理医疗纠纷的第一选项。

同时案件抛出另一现实命题：交接班之后，首诊医生责任边界止于何处。医院实行交接班制度，患者移交到下一班医护手中，后续还有上级医师查房、科室集体诊疗。患者的救治，是医疗机构团队共同完成的工作。当后续班次同样没有识别病情，发生严重损害后果，刑事层面的责任，是否应当全部由首诊医生承担，也引发大量讨论。法院裁判文书当中引用首诊负责制，认为初始诊疗过错已经埋下致命风险，后续的介入因素不能切断因果链条；而另一方观点认为，首诊负责制不等于无限终身追责，交班之后，医疗机构以及接班医务人员同样承接诊疗义务，刑事责任分配应当对应每一个环节的过错程度，而不是把全部重量压在第一个接诊的医生身上。

不可回避的一点，本案并未开展尸检。对此有法律学者解释，涉及未成年人死亡案件，尸检需要征得家属同意，尊重家属情感选择，本案五名专家组成的医学会鉴定组，结合病历、影像学记录、临床病程综合得出鉴定结论，证据链条完整。但也有不同声音提出，缺少尸检报告，嵌顿疝发生时间、死亡参与度只能够依靠临床推断，在刑事诉讼当中，事实认定应当追求更加严谨客观的标准中国吉林网。

时至今日，没有哪一方是真正的赢家。对于患儿家属，一百四十六万的民事赔偿，永远换不回两岁孩子鲜活的生命，丧子伤痛会长久留存；对于韩杰，一次诊疗疏漏，换来刑事处罚与三年的执业禁令，职业道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对于整个医疗行业，案件带来的震荡，拷问着医疗纠纷的处理逻辑。医疗本身就伴随不确定性，它不是精密的机器维修，人的病情千变万化，症状会伪装，个体存在差异，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做到百分之百零失误。但生命又无比珍贵，每一次医疗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无法逆转的悲剧。

韩杰已经明确提出申诉，未来案件还有继续走向司法复核的可能性。无论申诉结果如何，这起案件的公共价值，早已超越个案本身。它提醒司法体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医疗事故罪当中 “严重不负责任” 的客观认定标准，区分主观漠视生命的重大失职，和客观条件下的诊疗技术疏漏，划清民事过失、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清晰的界限，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医疗追责既要守护患者生命权益，让受害家庭得到公平的交代，也要守护医务人员合理的执业空间，防止泛化的刑事追责，反噬整个医疗体系。

医学与法律，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在此碰撞。医学允许局限与误差，法律追求确定的是非与罪责。如何平衡患者权益保护和医务人员执业安全，如何守住刑法谦抑性，让刑事追责真正瞄准那些漠视生命的严重失职，而不是把临床失误简单等同于刑事犯罪，这是韩杰案留给整个社会长久的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