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去世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为何最后上位的是靠后的蒋介石？

孙中山先生去世，是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

一方面正值国共合作时期，革命事业如火如荼且即将北伐。

另一方面就是孙中山先生去世前并没有明确指定让谁接班，由此引发了此后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直到1926年，才基本告一段落。

而最后登上权力巅峰的，却是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受冯玉祥的邀请北上洽谈，没想到却在北京去世。

孙中山先生的突然离世，让国民党内部突然有了纷争。

因为除了孙中山，国民党内部并没有一个让大家都服气的领头人。

加上孙中山去世前又没有明确指定谁来接班，关于谁接班的问题一时间成了大家最为关心的事情。

而当时最有资格接班的人其实有三位，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以及廖仲恺。

当时胡汉民正担任代理大元帅，按理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胡汉民接替是没问题的。

可惜胡汉民没有跟着孙中山先生北上，陪同北上的是汪精卫。

再说胡汉民是国民党右派，一直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之策。

如果让他上位，那联俄容共之策还能否延续？所以，胡汉民上位，国民党左派其实是不乐意的。

而廖仲恺恰好是支持联俄容共之策的左派，而且和苏联关系不错，显然是不错的接班人。

不过廖仲恺是坚定的革命者，并不热衷权力。

至于汪精卫，此时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不说，更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况且他还在孙中山去世前后还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是孙中山遗命的最后见证者。

胡汉民上位，汪精卫不服，汪精卫上位，又有不少人反对，而廖仲恺又不热衷权力。

那到底谁来接掌大位呢？此时一个外人一锤定音。

最后以汪精卫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

此番决定，大家居然都认可。

为啥呢？因为一锤定音的是苏联人鲍罗廷。

当时苏联为了帮助孙中山革命，先行向孙中山提供了了200万卢布、8000支步枪，并且派了大量顾问前来帮助革命，其中就有鲍罗廷。

鲍罗廷南下后，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硬生生把涣散软弱的国民党改组为具有向心力的国民党。

同时还帮助成立黄埔军校，帮助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

此后苏联又不断援助资金和武器，这些分配权又被鲍罗廷掌握，这就导致鲍罗廷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很深的话语权，他的看法也有决定性的意义。

既然胡汉民反对联俄容共，那鲍罗廷自然不会支持他，转而支持汪精卫。

汪精卫呢，立场又中立，鲍罗廷支持他，那左派也表示了支持。

这么一来，胡汉民这边的右派形势直接一边倒。

但直接任命，难免说苏联插手内政。

于是苏联人提出将广州大本营改组成国民政府，重新投票选。

有了苏联人的支持，汪精卫最后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主席，得以顺利上位。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虽说汪精卫成了国民政府主席，但话语权却弱于廖仲恺。

因为廖仲恺和鲍罗廷私交密切，双方属于盟友，有了苏联在背后支持，廖仲恺其实地位相当高的，只不过他不热衷于权力斗争罢了。

按理说，谁来接班一事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准备北伐。

可在当年8月19日，廖仲恺居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门前被刺杀，舆论震惊。

为调查这起诡异的刺杀案，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全权调查处理，另由鲍罗廷担任特别委员会顾问。

为何蒋介石会位列其中呢？还是鲍罗廷的原因。

蒋介石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但在国民党内部，政治地位并不高。

当时国民党一大选举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17名候补委员里，都没有他的身影。

可谁知蒋介石居然和鲍罗廷搭上了线。

原来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蒋介石就以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去苏联考察。

在苏联考察期间，蒋介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也研究了俄国的革命经验。

回国后，又是劝说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又是不断发表支持联俄联共政策的言论。

这让鲍罗廷误以为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左派，恰好军事上需要制衡一下旧军队出身的许崇智，由此鲍罗廷开始提携蒋介石，且让他调查廖仲恺刺杀一案。

根据一番调查，刺杀廖仲恺的事粤军旅长朱卓文收买的歹徒，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也有刺杀的嫌疑。

最终得出结论，刺杀廖仲恺是国民党右派动的手。

至于到底是不是，谁也不知道。

但鲍罗廷却借这件事大肆清洗国民党右派以及粤军军长许崇智。

胡汉民被迫去苏联考察，许崇智则被迫前往上海。

一番清洗和排挤后，蒋介石收编粤军部队成功上位，成为一方实权派。

鲍罗廷原以为扶持汪精卫和蒋介石，就能持续推行联俄容共之策。

殊不知这二人对于权力的渴望，远大于革命。

先说汪精卫这边，汪精卫现在缺的就是兵权，上位后着手将手伸向军队。

至于蒋介石，则打算借北伐来获取政治地位。

北伐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谁坚定支持北伐，谁就是坚定继承国父遗志的人。

对于蒋介石而言，通过北伐无疑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也是捞取政治资本的最好途经。

况且蒋介石当时已经有了北伐的资本，定然全力支持北伐。

当时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伦也同意北伐，政治顾问鲍罗廷也举双手赞成。

在12月28日的日记里，蒋介石定下目标：“预定明年8月克复。”

可就在此时，加伦奉调回国，鲍罗廷也回国叙职，代理他的是季山嘉。

而季山嘉呢，则却反对北伐。

1926年2月7日，蒋介石和季山嘉商谈北伐之亊，遭到季山嘉反对。

季山嘉认为，目前政治、军事方面条件还不成熟，北伐应该从缓，两人闹了有些不愉快。

另一边，由于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而冯玉祥又是苏联在北方找的盟友。

为此季山嘉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策应冯玉祥的国民军，然后让蒋介石先去海参崴，转而去西北帮助冯玉祥练兵。

去北方，岂不是放弃现在的权力？两个建议均被蒋拒绝。

在蒋介石眼里，季山嘉让他海路运兵，是为了打消自己北伐的计谋。

而让他去海参崴练兵，则是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即“以失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二人由此结下了梁子。

蒋介石并不知道季山嘉的意见恰恰就是莫斯科的意见，主要是苏联在北方有了冯玉祥和郭松龄这两个盟友，自然不希望北伐军和他们先打起来。

所以苏联听取了季山嘉的意见，将加伦调回国。

但蒋介石哪里知道这个内情，以为季山嘉是冲着自己来的，就认为季山嘉反对自己。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又让蒋介石的神经绷的更紧了，这就是对王懋功的安排。

王懋功原是许崇智麾下的旅长，许崇智出走后，升为第一军二师的师长。

蒋介石虽然收编粤军部队，但军队根本不和蒋介石一条心，蒋介石能依仗的也就是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生组成的第一军。

而第一军中，又以一师为自己的铁杆部队。

按正常情况，蒋介石会不断拉拢其他人。

谁知王懋功在政治立场上却倾向于汪精卫，这让蒋介石大为不满。

当然，这其中也有汪精卫故意为之，即借这个机会把手伸向军队内部。

而在随后的经费问题上，更是引起蒋介石的猜忌。

1926年2月6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给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

但次日，军校经费就减少至27万元，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

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认为是季山嘉和汪精卫故意为之。

到了2月24日，广州国民政府收编了广西来的两个军后决定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分别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

蒋介石认为，广东现在有六个军，按理说应该改编为第七、第八军。

但现在却空下第七军的建制，显然，这是季山嘉企图扶持微王懋功第二师为第七军。

反对北伐、削减军费、番号错乱编序让蒋介石怀疑季山嘉别有用心，即季山嘉想要动他视为政治根子的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联想到当初自己就是在鲍罗庭支持而驱逐了粤军许崇智的，难道这件事要在身上重演？

气上头的蒋介石直接将王懋功扣留，让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稳住自己的第一军。

然后向汪精卫提出驱逐季山嘉，换鲍罗庭。

汪精卫为了安抚蒋介石，口头答应。

但后来态度一百八十大转弯，让蒋介石觉得这两人准备联手对付他，同意驱逐季山嘉，后面又持反对态度，已经是不信任自己的表现。

蒋介石就以退为进，决定辞去一切军职，并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一事以逼季山嘉回去。

汪精卫现在还需要苏联人的支持，蒋介石和季山嘉闹掰了也不好收场。

为缓解二人的矛盾，同意了蒋介石“赴俄休养”一事，甚至赴俄护照也得到批准，一度让蒋介石非常惶恐。

哪怕是驱逐了王懋功，依旧让他疑虑重重，认为季山嘉和汪精卫打算扳倒他。

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表示：“单枪片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另一边，国民党右派看出蒋介石和苏联人之间的矛盾，他们要来搅动局势。

自胡汉民走后，右派们丢了不少权。

不甘心丢权的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讨论的，由此形成了后面的西山会议派。

但他们无兵无权，想要扳倒汪精卫、蒋介石难如登天。

谁知蒋介石和苏联之间闹的越来越僵，让他们看到机会，决定借蒋介石多疑的心理，来制造谣言和事端，故意大写特写蒋介石与苏联的矛盾，以挑起蒋介石、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

3月7日，广州出现反蒋的油印传单，恰好这段时间，苏联考察团来到广州。

多疑的蒋介石，以为季山嘉真的要和汪精卫联手扳倒他。

就在蒋介石担忧不已想办法的时候，中山舰事件爆发了。

中山舰事件始于一起商船抢劫案件。

1926年3月18晚上六点半，珠江一商船遭劫。

事态紧急，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没有经过蒋介石的同意，要求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巡舰一只去处理。

可当时黄埔军校无船可开，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就自做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当时负责接这个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然后立即上报了股长欧阳钟。

期间因为电话听不清，以为是教育长邓演达之谕，也不知道船只的规模，“巡舰”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

欧阳钟得到报告后，又奔赴海军局交涉。

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务外出，作战科科长邹毅当面应允，派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

事情到这里，开始出了岔子。

事后欧阳钟自称立即返回了办事处，但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说，因打不通李之龙电话，就拿着传令去面见李之龙。

而李之龙的夫人也说，说又三人到李之龙家，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李之龙归来后，看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但自由舰稍微有些损坏，只能派中山舰了。

3月19日，中山舰出了港口，于上午9时抵达黄埔，等候命令。

此时，苏联考察团又想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就问蒋介石，中山舰要不要从黄埔开回来让苏联人参观。

此时是下午，这让蒋介石一头雾水。

自己从未派军舰到黄埔，何来军舰回去？

而上午的时候，汪精卫问蒋介石去不去黄埔，蒋介石表示要去的。

此后九点、十点的时候，又打电话问，到底什么时候去。

一连三个电话，让蒋介石异常疑惑，为什么急切切老问去不去。

下午的时候，李之龙又来一通电话，更让蒋介石疑心大起。

毕竟中山舰没自己命令去了黄埔，而后又问要不要开回去，难道是有阴谋。

这让蒋介石越想越怕，以为汪精卫派李之龙带水兵来抓他，然后把他绑架到海参威处决，第一反应就是跑到汕头的嫡系何应钦那里去。

但走到半途想一想，如果这时候跑了，那汪精卫岂不是得逞了，到时候什么罪名都按在自己头上。

于是，他决定调头回到广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抢先发动政变，先发制人，要和苏联人翻脸。

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军队戒严，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在内的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并把苏联顾问卫队缴械。

但十几个小时后蒋介石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苏联和中共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自己反应过激，背叛革命的居然是自己。

至于到底谁要求调军舰的，已经无从知晓。

得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后，陈延年打算通电讨蒋，严办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

关键时刻，汪精卫又病倒了，只能先把工作交给其他人。

蒋介石趁这个机会立即找苏联顾问团。

说实话，蒋介石现在最顾虑的就是苏联的态度。

而苏联顾问团呢，则问蒋介石此举是针对苏联还是针对季山嘉个人。

显然，苏联顾问团打算妥协这件事，并不想把事情闹大，蒋介石就顺台阶下，表示这次行动只针对季山嘉，另表示自己依旧拥护联俄联共的政策。

为啥苏联态度这么软呢？主要北方的盟友冯玉祥下野，郭松龄反奉失败，只剩南方这个盟友。

万一搞崩了，这么些年的投资和努力都打水漂了，只能妥协并劝中共放弃武装反抗。

苏联态度软下来，其他几个军长因为苏联顾问态度的转变，由开始的不以为然转而附和支持老蒋。

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团的接触和密谈知道次日才传到汪精卫耳里。

这让汪精卫大为恼怒，认为苏联没把自己放眼里，以身体不好为由，负气出走。

汪精卫一直是合则留，不合则走，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以退为进罢了，一是为了治病，二让老蒋反省。

结果汪精卫出走，更让蒋介石怀疑汪精卫汪做贼心虚。

而苏联的妥协且调走季山嘉，又让老蒋进一步膨胀，加上其他几个军长的态度转变，难免让他产生舍我其谁的心理。

这件事后，彻底成为蒋汪势力此消彼长的分水岭，也是以他心中武力解决内部纠纷，攫取最高权力的成功的范例。

1926年4月16日，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老蒋由此步入权力的巅峰。

此后，蒋介石以“党务整理”为由，意图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权力中枢。

但苏联一直以为蒋介石会继续坚持联俄联共，不断妥协和退让，为接下来的“四一二”埋下了祸根。

从某方面来说，蒋介石能短短一年内攀上权力巅峰，苏联人在背后功不可没。

可惜，苏联人以为蒋介石上位能和苏联成为盟友，但结果蒋介石掌权后却转身投靠英美，白白为英美做了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