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我的朋友刘雅林写了一篇文章，谈“大衣哥”忘本的问题。他用了一个很醒目的标题《“种地不苦”的傲慢：朱之文为何让人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指斥“大衣哥”忘了自己几斤几两，更忘了自己是从哪片泥土里爬出来的。大衣哥说啥了，乃至让刘雅林这位农民兄弟如此愤怒？他说了一句“农民种地不辛苦”，并进一步解释为何“不辛苦”，是因为现在农村都机械化了，农民生活比过去提高太多太多。刘雅林是一位农民，一位农民骂起了曾经是“农民的骄傲”的大衣哥，骂他“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到底冤枉不冤枉呢？
我的看法，农民当然是“苦”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劳动，没有退休金，还是在过那种养儿防老的传统生活。尤其是农村的老人，晚年生活是无趣的，靠在墙根晒太阳是他们的常态。农民“苦”的根在哪？本质并不在于“面朝黄土背朝天”，而在于劳动与收入不成正比。打个比方说：如果“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能挖出一筐黄金，他们还觉得苦吗？恐怕人人都想去地里“受苦”。他们的“苦”在，每天辛勤劳作，换来的微薄收入，勉强保持一个温饱而已。
“大衣哥”的言论之所以刺耳，是因为他脱离了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真实处境。一方面，是生存逻辑的错位。对已实现财富自由的“大衣哥”而言，种地或许是“消遣”和“体验生活”。但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地是谋生的手段，是全家生计的寄托。当一个人不再靠天吃饭、不再指望地里的收成过日子时，他自然感受不到那种“一年盼到头”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是对“辛苦”定义的简化。“大衣哥”辩称自己的原意是感慨科技进步让农活比以前“轻省”。他只看到了机械化替代了部分体力劳动，却看不到农民面临的多重挤压：农资成本年年涨，粮食价格常年低迷，种粮比较效益持续走低。种一亩地刨除化肥、人工、水电、人工这些成本能赚几个钱，难道心里没点逼数吗？恐怕连一百元都赚不到。这种付出与回报极度不对等的绝望，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的“辛苦”吗？
农民陷入的是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困境，所以新时代的农民都选择去打工补贴家用，农村里没有几个完全靠种地生存的农民。“劳动与收入不成正比”是一个结构性矛盾，种地不挣钱，是残酷的客观现实。 “大衣哥”是农民不假，但他“翻身奴隶把歌唱”，靠的不是种地，而是唱歌这种“副业”。他是被捧起来的网红，有农民身份加持，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当前农业经营尤其是粮食种植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已经很小，农民增收更多依靠兼业化——也就是外出打工，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如果只靠种地，农民在农村的生活质量，是不敢想象的。我就有一个小学同学，没有其他本事，身体又不好，过得形同乞丐。
这种矛盾的本质，是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价值被系统性低估。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曾通过“交公粮”等方式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如今，在市场化浪潮下，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其收益依然难以匹配从事者的劳动付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苦”。当城镇职工养老金动辄数千上万时，农民的人均养老金仅两百余元，这种近30倍的差距正是劳动价值被低估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最大的功绩，是“给了农民尽情发展的自由”。正因为在土地上无法实现体面生活，农民才被迫“逃离”土地，进城务工或另谋出路。当种地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回乡，这种无奈的选择，本身就是对“种地不苦”最有力的反驳。作为从底层走出来的“农民歌手”，“大衣哥”理应更能体会农民的艰辛，甚至应为这一群体发声。当他站在云端，用富人的滤镜轻描淡写地消解农民的苦难时，他实际上砸了“农民”这口滋养他的“锅”，他不是一个好的“农民代言人”。
我并不是去纠缠“大衣哥”某句话的对错，而是去正视话语背后的现实鸿沟。我们是否真正尊重并公平地回报那些在土地和流水线上劳作的人，标志着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当农民劳动的尊严和价值被充分承认，当他们的收入与付出能够真正匹配时，“种地辛不辛苦”或许才不再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问题。在此之前，任何“不辛苦”的轻率断言，都只会被视为一种脱离底层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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