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初任北大教授

陈衡哲1920年9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仅30岁，虽然比不上27岁当北大教授的胡适，但应该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最年轻的女教授了。

她能到北大当教授，是胡适从中介绍、运作的结果，但其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其中要过的一关就是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字逷先、逖先等）。

朱希祖1920年8月11日致函胡适，谈聘请陈衡哲到北大史学系任教事（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5册）：

适之先生：

昨接到你的信，始知陈衡哲女士已到南京讲演。他对于教西史的志愿，我已明白。“西洋上古史”和“史学通论”姑且不强他教。现拟请他教“西洋近百年史”，每星期三小时，如人数多，分为两班，用同样讲义教，须六小时。再请他在史学系研究课程中担任“欧亚交通史”二小时。前一种须编中文讲义，后一种缓编讲义，先行讲演，即至一年后再编成书亦可。“西洋中古史”和“西洋近世史”,已有人担任，中途不可更改。如陈女士愿意教，明年再商量吧。我的意思请和陈女士商量，如得同意，望速赐复。

希祖 九、八、十一。

从信中可以看出，朱希祖对陈衡哲来北大任教没有表示明显的反对。不过他想请陈衡哲教的课是“西洋近百年史”和“欧亚交通史”。而“西洋中古史”和“西洋近世史”已安排有人担任，不可更改。但也许这是他不愿意陈衡哲来此任教的缓兵之计，他要看看风向再说。

胡适8月29日日记记载的是：“访逷先。他完全否认反对S.H.C.的话，此盖管夷吾之反间计，而又嫁祸于逷先者也。”“逷先”即朱希祖。“S.H.C.”应该是“Sophia H. Chen”的缩写。朱希祖自辩说并不反对陈衡哲前来任教，应该是“管夷吾”的反间计，嫁祸于他。这个真正反对陈衡哲前来任教的“管夷吾”是谁，暂时不知。7月26日，林建刚老师在“胡适研究小组”曾就此问起：“请教：这里的管夷吾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则日记，我一直没读明白。请教群里各位师友。”并说“我总觉得胡适的这一日记，涉及当时北大内部的人事矛盾。”看来，这是一个谜，可以测知北大此时的暗潮涌动？！

第二天的胡适日记又载“与陈女士同访蔡先生。”既然朱希祖并不反对，那就面见大boss，让蔡元培校长“钦定”了。结果是到了9月2日，北大发出了一份文件，系“请陈衡哲先生为本校史学、英文系教授聘书。”（《北京大学日刊》第691期，1920年9月13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聘教授”，此事也就尘埃落定了。胡适在其中肯定出了大力无疑。

1920年9月11日是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胡适1920年9月11日的日记记载，早上九点，“大学开学。开学礼。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有燕树棠者（法律）最劣。我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莎菲（Sophia）即陈衡哲，看来她开学一亮相即相当精彩。

《北京大学日刊》第691期则有《本校开学纪略》的报道：

本校开学礼，已于十一日（星期六）举行。是日上午九时全体教职员、学生及来宾齐集于第三院大礼堂。行礼毕，由校长蔡先生致开会词，教务长顾先生、总务长蒋先生相继致词。旋由蔡先生介绍新聘教授颜任光、任鸿隽、陈衡哲、谭仲逵、燕树棠诸先生相继演说。旧教授胡适之、陈惺农两先生亦均有演说。至十二时余，宣布散会，并撮影以为纪念。

在此次长达三小时的开学典礼上，包括陈衡哲在内的五位新教授都发表了演讲。而胡适作为“旧教授”也有演说。但胡适赞为“最佳”，陈衡哲的演说都讲了什么呢？

《北京大学日刊》第696期（1920年9月18日）载有《陈衡哲先生演说词》，节选如下：

我对于北大的希望，可以分做三层说：

第一、是我对于北大全体的希望。……我愿尽我的力，用极诚恳的精神，和诸位一同去求学问的真理。……我对于大学，是希望能不负蔡校长的苦心。助他制造一种新空气——一种师生中没有障碍的新空气。——我现在担任的课，是历史和英文两种。以下我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希望，是对着这两种说的。

……我对于这里历史系的希望……具体的说来，是：第一，希望办一个历史学会。……想同朱逷先先生商量，我们历史系也去组织一个学会。第二、希望办一个历史学报。朱先生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这个报不久当可出现。将来历史学会如果成立，这个报便可以算他的机关报，和国内外的历史家，交换学识。第三，希望大学的图书馆，可以一天完备一天。……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不能把秦始汉武请来给我们实验，所以他的实验，止有靠着图书馆了。我这三个希望，若能达到，那么我敢预料，一二十年以后一定有两件事能够成立。第一、就是把最新的历史方法，来研究我们本国的历史，做一部通史，和各种分代史及专史。也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那么，不但我们自己有历史可读，并且也可以使欧美的人知道我们中国的历史，洗洗这几十年来，让别国人胡乱作书的羞耻。第二件事，就是用中文著一部欧洲通史，和分代史，和专史，使国内要研究欧史的人，有条道路可走。是我对于本校历史系的希望。我对于英文系的希望，是愿他们把文学和社会联合起来。我现在担任的是戏剧，所以且从戏剧方面，来说明我的意思。……我很希望我们北大的文学系，不久也有这么一个工场出现。这便是我对于北大的三种希望。我对于诸位同学，也有一个要求，我便是求诸位每次上课的时候，要带着那真正求学的诚心和爱护真理的精神。我也愿意用极诚恳的精神，去做诸位的领路人。还求诸位助我成功。

陈衡哲对北大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对北大全体的希望，希望它“有一种师生中没有障碍的新空气”；二是对北大史学系的希望，希望它创办一个历史学会、一个历史学报。她还希望不仅要用西方最新的史学方法做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不论中文、英文，而且要用中文写出欧洲的通史、断代史和专史；三是对北大英文系的希望，希望他们把文学和社会联合起来，创办一个戏剧工场。而她对北大学生的要求是“诸位每次上课的时候，要带着那真正求学的诚心和爱护真理的精神。”为此她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学生引路人。可惜的是，从后来的教学状况看来，她愿意做学生的引路人，可是学生并不愿意听从她的指引。

陈衡哲的开场演讲确实精彩，要言不烦。那么胡适自称“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的演讲又如何呢？1920年9月15日第6版《申报》提到胡适的演讲是“一篇沉痛畅快之演词，一时击掌之声如雷而发。”而胡适对陈衡哲的中外史学专著撰写大业还做了回应，“二三十年以后，朱逷先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估一个位置了。”史著与北大并高！

可惜的是，陈衡哲和任鸿隽9月16日结婚，这桩喜事”也为她北大任教的仓促收场埋下了伏笔，虽然蔡元培还为此送了一副贺联：“科学社最小限度，历史谈重新开篇。”

那么陈衡哲在北大都教了些什么课，又做了如何准备呢？《北京大学日刊》的《图书部典书课布告》有如下内容：

《日刊》第711期（1920.10.6）：“兹经杜威博士、陈衡哲教授指定伦理学、教育学、历史三科参考书籍三十一种，陈列本课第四阅览室，备供阅览。书目列左：……（三）陈衡哲教授指定预科学生历史参考书籍（略）。”

《日刊》第713期（1920.10.11）：内容同712期，最后加了一句：“以上都是属于欧战以前的历史。论及欧战和战后的史书，随后再指出。”

《日刊》第722期（1920.10.21）：“陈衡哲教授指定历史研究科中欧交涉史的参考书十种，存本课第四阅览室，以供阅览。书名是（略）。还有别的书，以后再临时登出。”

《日刊》第730期（1920.10.30）：“陈衡哲教授兹又指定《中国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四幅，为中欧交通史参考用的地图，仍存本课第四阅览室，以供参考。”

《日刊》第724期（1920.10.23）：“陈衡哲教授续行指定历史研究科中欧交通史的考地图二种。”

《日刊》第737期（1920.11.8）：陈衡哲教授兹又指定中欧交通史的参考书二种：（一）诸蕃志；（二）元也里可温考（载《东方杂志》第十五卷一至六号内）。二书仍存本课第四阅览室，以备披阅。

《日刊》第741期（1920.11.12）：“陈衡哲教授托李守常先生借来《大秦景教流行碑》一份，作中欧交通史参考之用，仍存本课第四阅览室，惟陈置期限，至下星期六（本月二十日）为止。”

从这些《图书部典书课布告》的内容来看，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她给历史研究科开设的中欧交通史”（她也称“中欧交涉史”，也即朱希祖在8月11日信中提到的“欧亚交通史”）开了不少阅读书目。至于她给历史预科开的课，也就是朱希祖在同一封信中提到的“西洋近百年史”。

不过，她除了是史学系教授之外，还是英文学系的教授，而且她在开学演说中还提到要在北大办一个戏剧工场，因此她在英文学系开了一门“戏剧”课。她1920年10月9日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教学状况时说：“我近来稍微定心了，功课也渐有头绪。我最喜欢的是drama。预科也很有趣味，他们的年纪还轻，脑子还很receptive。我现在很想inspire他们一点求学问的精神，实在不专限在教历史。研究课只上了一次，还不能下什么判语。不过他们大都是老先生了（有的恐怕连儿媳也有了！），教室中的空气不大能够balance。据我看来，大约他们还能做点自助的研究，不过恐怕他们的idea已经固定了，别的意思不大能接受罢。但是这也不过是一个hasty judgement。和你谈谈罢了。……”（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第36册，第15-17页）

“drama”即戏剧课。虽然陈衡哲说“我最喜欢的是drama”，但现实马上打脸，果真是她所说的“hasty judgement”（草率的判断）。请看她11月3日给胡适写的信：

……今天上drama课的时候，问学生读了上次的assignment吗？六七十个人中间只有四五个人举手，这是已经第三次如此了。我想在课堂上和他们议论议论剧中的意思，但是他们一定不肯先读，我还能做什么事呢？

……我现在决计不教drama了！但是我也不愿使你为难——我使你为难的地方已经不少了。我有两个办法：（一）我总须待把易卜生教完了再££。（还有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中，请你助我找一个替人。我想我们既然不必找什么认真教书的好教习，难道在北大全校中找不到一个人吗？（二）万一果然找不到替人，我就说因为身体不好，要少教三点钟。让他们去把我降做“讲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虽然陈衡哲上课很是充满热情，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及时跟上，不肯提前阅读她指定的剧本。这样，她要求的课堂讨论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这让她的信心大受打击，希望胡适帮她找个代课的老师。如果找不到，她就说“身体不好，要少教三点钟”，并宁愿从教授降为讲师。

陈衡哲还在1920年11月8日给胡适的信中提到：“那学生的不肯读书是一个occasion。其实我有实在不能不减少钟点的需要。……我也十分抱歉。不过把性命……waste康健——去拼，我也有些对不住我自己。”

11月3日信中提到的“身体不好”，加上此次信中提到的“其实我有实在不能不减少钟点的需要”，其实并不是她的托词，实在也有不得已的理由。这就是因为她怀孕了，不过她又羞于向胡适提及。

而再过一两个月，就不是她请求减少授课钟点，而是到了为着怀孕要辞职的时候了。《北京大学日刊》第788期（1921.1.17）刊登了《陈衡哲教授启事》，其中提到：

鄙人前病未愈，近又患肺恙，现已遵从医生之劝，决计休养一学期。兹将对于本校所授各科之办法略述如下：

一、所授之英文戏剧科，已由英文部主任代为请定柯劳文夫人代授。

二、所授之预科“西洋近百年史”已由历史部主任代为请定陈廷均先生代授。

三、史学系研究科之“中欧交通史”无从请代，只好请各学员暂行自修，待鄙人病略好，再行设法助各学员之研究。又鄙人所著之英文《中欧交通史》已由第一院讲义课印好，请各学员迳行往取，以资参考。所有其中印刷舛误之处，不久当修正，将稿送至史学研究室，以便各学员之校对。

从此来看，陈衡哲教的三门课程均为一年时间上完。而她11月要求辞去的“戏剧”课程当时并没有辞掉，这次请柯劳文夫人（克拉克·柯劳文教授的夫人）代授。“西洋近百年史”请陈廷均代授。而“中欧交通史”无人能代课，只能让学员自修。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她所著之英文《中欧交通史》讲义已经印好，可作为学生学习的参考。

陈衡哲何时从北大辞职，不得而知。也许可从胡适1921年9月10日的日记中略见端倪：

去看莎菲，见着他的女儿，名荷儿。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他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即因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莎菲婚后不久即因孕辍学”可对应《陈衡哲教授启事》中的有关内容。此处的“辍学”应该是停教而不辞职。虽然让很多人失望，但最失望的自然是忙前忙后的胡适了。他不由想起当初任、陈结婚时送的贺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有后则羞”，一个本有雄心壮志的北大女教授，被怀孕、生女打乱了计划。但也许是“有后则喜”呢？！

至于陈衡哲何时辞去北大教授，笔者猜测要么是1921年的年中，要么是年末。1921年12月17日出版的《北大生活》提到她的时候则是“前历史学系教授陈衡哲女士”了。

不过虽然教书的事做不成了，但正如胡适所说“著书最佳”，历史写作事业有了可喜的成果。1922年7月3日她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说：“近日除为本地各学校演讲，及间为《努力》作文外，方从事编辑一《西洋史大纲》。此书本应商务印书馆之请，辑为高级中学教科书用者，然哲殊不曾以教科书为其范围，书成当以呈正。此后拟再编一关于西洋历史之参考书，明年秋间，或可卒事。届时如能此来，必当重为先生服役，以偿年来离京旷职之罪也。”（陈衡哲教授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066期，1922.7.29）

“年来离京旷职”一句，似乎意味着她是在一年前辞的职，也就是1921年的年中、第二学期的结束。《努力周报》1923年第73期（10月7日）刊登了陈衡哲的《近作 <西洋史> 序言》。其中提到“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而“第二个动机，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史时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对注入式教育的一个人。在史学界中，这个方法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别注意学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为辅证或是反驳我的演讲之用。但这个努力的结果，不过使我感到中文参考书籍的缺乏。于是我便决意辞去教职，专门编书。我的入手的方法，是先用独力编一部《西洋史大纲》，作为基础，然后再藉教书及自己研究的机会去续编以下的几种书，——有的独力可成，有的非合作不行，——西洋文明史、西洋近代史、欧亚交通史及白种人势力扩张史。”

陈衡哲这里提到她辞去教职的原因是要“专门编书”，先编一本《西洋史大纲》，然后藉教学研究之机继续编写《西洋文明史》《西洋近代史》欧亚交通史及白种人势力扩张史》等。1924年1月，她所著的《西洋史》（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二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简介

叶新，安徽歙县人。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出版管理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和文学双学士。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未来研究院智库专家、《数字出版研究》编委。编著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美国名编辑研究》《美国书业观潮》《环游谈荟》《简•奥斯汀在中国》《版权丛论》《书中有故事》《晚清版权文献汇编》《晚清出版史料汇编》《民国版权史料汇编》《高梦旦：著述与追忆》《高凤池日记》《版籍丛录》《近代书评文献汇编》等，策划有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等。即将出版《张元济与早期商务印书馆——近代出版史散论》《寻访查令十字街》《〈庸报〉副刊 另外一页 全编》《大东书局史料初编》《中国雕版源流考汇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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