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启明：重新发现徐梵澄

《启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张巍卓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

“先生于叹息之余，终不明白那青年用意所在。”这是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写下的文字，“先生”指鲁迅，“那青年”即徐梵澄。

徐梵澄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作为“受鲁迅宠爱的学生”（出版家赵家璧语），鲁迅也说“‘此公’脾气颇不平常”“‘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徐梵澄留德3年，承鲁迅之托，译《苏鲁支语录》（今通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自传》等，1945年赴印，侨居33年，晚年因译《神圣人生论》《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等、著《周子通书》《陆王学述》《玄理参同》等闻名。

尼采哲学、国民性批判、佛学、印度哲学、陆王心学……普通读者很难搞懂其间关联，徐梵澄的文字又偏古奥，喜用佛学、古代哲学名词，致其哲思难被普及。幸有张巍卓的《启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指路——到目前为止，本书应是通往徐梵澄的“精神哲学”最便捷的通道。

鲁迅发现了他的“慧根”

徐梵澄，本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1909年10月26日生于湖南长沙，父徐大华擅经商，号称长沙丝绸业第二大户。

徐梵澄童年时就学私塾，打下扎实国学深厚，后入教会学校“雅礼中学”，得良好的英语训练。中学毕业后，先考入湘雅医学院，又考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继而入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并结识鲁迅。1929年，徐梵澄赴德留学，与朱自清、冯至、朱偰、滕固成好友。

据《鲁迅日记》，留德期间，鲁迅与徐梵澄往来信件达154次，鲁迅请徐代购版画、书籍等，仅1930年，鲁迅便收版画409幅（多为画集、画册），鲁迅前后寄给徐梵澄的钱约1100马克。（甘竞存、曾立平：《鲁迅与徐梵澄》，以下多处引用该文内容。）

1932年8月，徐梵澄因父病回国，稿件多经鲁迅推荐发表，不足三年，约百篇以上，还不包括书稿和译稿。

年轻时徐梵澄“性格乖张”，求鲁迅发稿，却不许把原稿直接给编辑，只好由许广平代抄，有时鲁迅代抄。译完《苏鲁支语录》，徐梵澄忽然失踪，鲁迅不得不替他校对。

鲁迅为何如此善待徐梵澄？

人们常忽略鲁迅的佛学功底，日本留学归来后的“北京沉潜期”，受章太炎影响，鲁迅一度苦读佛经，许寿裳称为“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鲁迅的国民性解剖，与学习唯识宗有关，而鲁迅的救世精神，亦与“地狱不空”观相通。鲁迅友人内山完造曾说：“鲁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

鲁迅可能最早看出徐梵澄是有“慧根”的人。徐梵澄激于壮志难酬，曾想出家为僧，鲁迅劝他：“人生在世界上，是‘出’不到哪里去的。”晚年徐梵澄说：“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处对我的一个重要指点。”

徐梵澄在印度留影

为什么要走“启明”之路

徐梵澄的“慧根”究竟是什么？或可用三点概括：一是追求完美的激情，不肯妥协和折中；二是对整体性的执着追求，坚信可将宇宙观、人生观统一起来；三是对古典语言的沉淀与感悟。

现代世界诞始于“启蒙”，即康德所说“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但“启蒙”有短板——为挣脱“不成熟状态”，只能依靠理性，造成理性绝对化、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迷信线性进步等问题。

以理性为名，现代人割裂了“真善美”的关联——“善美”皆主观，唯“真”成标准。可世上并无唯一、恒定的“真”。以求“真”为名，往往发生历史被质疑、文化被否定、传统被推倒的局面……

更可怕的是，被绝对化的理性日渐把持灵魂，当打开水龙头就能出水、按下开关就能亮灯成为常识，人们越来越坚信“理当如此”“方法至上”“没有偶然”，造成越来越激烈的“内卷”。

“启蒙”让世界“碎片化”，“生命意义”的思考已成奢侈品。可怎么才能回归世界本来的丰富？为走向现代化，就一定要摧毁传统？

如本书所揭示，这也是鲁迅曾经历的精神跋涉——严复试图以翻译启迪国民，章太炎试图以宗教启迪国民，鲁迅则发现了小说，它不仅打通了中西之隔，亦串联了古今之变——好小说自成“共和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们可同样流下热泪，千言万语无法“启蒙”的种种，通过小说中，瞬间可会通。

“启蒙”是建构出来的，“启明”才是本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关键在能否找到“启明”的通路。鲁迅看到了徐梵澄的怨气、意愿和潜质，可以成为“启明者”——而“启明之路”，恰好是徐梵澄后半生的概括。

发现儒家的“精神哲学”

鲁迅先生去世后，徐梵澄一度在同济大学、国立艺专任教，后在中央图书馆任编纂，主持《图书月刊》，饱览当时思想界的种种观点。

1945年，徐梵澄被派往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讲学。五年后，因经费中断，徐梵澄准备回香港。1951年2月，他与好友、画家游云山到印度本地治里的阿罗频多修道院拜访，得“神圣母亲”米拉挽留。米拉是法国人，父亲是银行家，因追随阿罗频多来到印度，阿罗频多退隐后，米拉全面主持院务。

为挽留徐梵澄、游云山，米拉成立了华文部，半年后，游云山因母亲病重而离开，徐梵澄则坚守26年，汉译了《神圣人生论》《五十种奥义书》《薄伽梵歌》等。通过对勘中西印经典，徐梵澄找到了三家通义，即“精神哲学”，指“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且超出思智以上”。

在相当时期，人们认为“精神哲学”是舶来品，唯欧洲、古印度才有。徐梵澄则指出，欧洲有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偏重思辨，古印度亦有精神哲学，偏重宗教。但儒学也有自己的“精神哲学”，它只是形态不同，呈“半宗教半哲学、亦宗教亦哲学”——它不像哲学那样重思辨，更强调实践，通过体悟，提升生命境界；亦不像宗教，而是专注人文，“远非欧洲人文主义者所可及”。

徐梵澄翻译的《尼采自传》

通过发现中国精神哲学传统，徐梵澄跳出近代以来“以西释中”的窠臼，为“启明”创造了可能——沿着内证与自修之路，人人都可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沿着徐梵澄厘清的儒家“精神哲学”之路，足以超越中世纪始，现代哲学“逐渐远离探求宇宙人生真理的宗旨，脱离了哲人的生命实践”之弊。（郭小军：《精神哲学视域下儒学的神圣人生》）

用一生修为成就了庄严

1978年，徐梵澄归国，在中国社科院工作，随着大量著译出版，人们称他为“大师”，刘小枫在《圣人的虚静》中写道：“很多人尊他为大师，但并没有什么人真正理解他。他留下诸多的文字，但敢于入宝山探索的人却并不多，人们在对他肃然起敬的同时，似乎也有点儿敬而远之。”

一方面，“精神哲学”是“为己之学”，成就与否，全在个体努力，但“我”分“真我”“假我”、“大我”“小我”，当市场价值成主导，“真我”“大我”的收益模糊，难用效率评估。在“快乐的肤浅”驱逐下，“痛苦的沉思”渐稀有。

另一方面，徐梵澄的文字古奥，他沉迷于它的模糊、复杂、多义，只有这种文字才能做到既简洁又丰富，后人再也写不出《论语》《道德经》，不是思想差了，而是语言已逻辑化，遮蔽了我们对可能更广阔的、更复杂、非逻辑的世界的认知。现代人能看到每片树叶，却常常看不到整个森林。当《论语》《离骚》已显艰深时，徐梵澄文字中的大智慧，也难免会因“看不懂”“太深刻”等，遭到忽略。

好在一切学问的目的，在成就更好的自己；成为怎样的人，可检验修为。徐梵澄在南印度时的助手玛丽斯说：“在我的印象中，徐先生有着深邃的意识和情感。他安静、高贵、优雅，他内中藏着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明觉。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完成这一意识的巨大转变的……”

人生难得是庄严，非大智慧、大心胸者不能至。

“江汉朝宗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奚其归？曰：归至道！如何诣？曰内觉！”读过本书，再读徐梵澄在《薄伽梵歌》序言中写下的话，顿觉天地辽阔，“启明”就在胸中。

原标题：《从启蒙到启明：重新发现徐梵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