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遗存为据 为后世文明留根——访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史前系研究员安娜·巴赫·戈麦斯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史前系研究员安娜·巴赫·戈麦斯（Anna Bach Gómez）的学术轨迹从西地中海延伸至上美索不达米亚，如今她又将目光投向中国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作为研究公元前6000年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陶器生产的专家，她不仅致力于还原器物制造工艺，更着力探寻技术选择背后的知识传播、社群互动与代际传承。在她看来，技术从来不只是工具，而是社会结构、价值观与集体认知的物质表达。

近日，本报记者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期间采访了戈麦斯，并围绕科技方法与跨学科融合如何重塑古代社会认知、中国考古实践对全球文明叙事的贡献，以及跨文化语境下遗产保护和遗产阐释的共识路径等议题展开对话。这位曾两度来华、与中国考古学界建立深厚合作的学者，展现了一位考古学家如何在科技浪潮与人文守望之间，为守护人类的共同记忆与遗产探寻可持续之路。

安娜·巴赫·戈麦斯（Anna Bach Gómez）

本报记者 刘雨微/摄

科学技术激发考古范式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

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科技探文明之源，遗产聚人类同心”。在您看来，这一主题的核心意涵是什么？

戈麦斯：这个主题恰好点出了当前考古学的两个关键方向。科技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强的工具来重建过去——从古DNA测序、同位素分析、碳十四测年，到激光雷达、地磁探测、无人机航拍与三维建模。但这些手段的真正价值，终需落到对古今社会的深刻理解之中。而文化遗产提醒我们，尽管历史轨迹各不相同，但总有共通之处。考古学不只是在生产科学知识，更是在不同文明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科技帮助我们追问来处，遗产则帮助我们读懂彼此。

今天，考古学已是真正的跨学科之学。我们整合多条证据链来复原古代社会，也越来越具备比较视角和全球眼光。农业起源、技术创新、城市化等问题，早已无法仅凭某一区域的材料来解答。通过比较西南亚、东亚和欧洲的文化演进轨迹，我们能更清晰地捕捉人类历史的多样性与内在共通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

这是您第几次来到中国？这次整体感受如何？

戈麦斯：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2025年11月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参加研讨会，其间与学生开展了合作，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这为我长期聚焦的近东新石器时代课题打开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比较窗口。

中国考古学和人文领域研究对高新技术的应用非常迅速，但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研究人员。仅在北京和内蒙古的博物馆之行中，我便深切感受到，中国学者的价值不在于他们对技术工具的使用，而在于他们处理和解读海量考古数据的能力。

我还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它的研究涵盖了从碳十四年代学、古DNA、同位素分析、残留物检测、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鉴定，到冶金考古、玉石器分析、陶瓷玻璃研究和数字考古等多个方向。这种架构将不同领域的专家整合于同一平台，形成了高效的协同效应。当今考古学问题的复杂性，恰恰需要这种整合式路径。

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学者将大规模科学数据与长期历史视角相结合的意识，以及他们将技术创新融入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议题的自觉。这种科学卓越性与宏大历史思考的结合，是对国际考古学的一项宝贵贡献。

中国考古学与遗产保护的国际坐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考古中国”等重大科研项目，系统开展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到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发展的长时段研究。在您看来，这些工作对国际考古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戈麦斯：中国的大型考古项目代表了当今世界考古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些项目积累了关于早期农业、城市化和早期国家发展的大量新数据，支撑这些成果的是一整套日趋完备的科技手段。

数据的丰富固然重要，也许更具意义的是，这些项目鼓励我们跳出那些历史上主要基于近东和欧洲构建的模型。不同地区走向社会复杂化的路径各有不同，中国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独立演进案例。从“文明三要素”到“文明化进程”，中国学者不断推进理论更新，从中华文明的考古发现探讨早期国家的形成机制与多元路径。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在推动范式转换。这份底蕴，无论是知识深度还是文化厚度，都值得国际学术界珍视。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也极大丰富了全球考古学的认知版图，因为这些研究都表明，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文明起源模式。东亚、西南亚、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跨区域比较，使我们既能识别出共通的演进脉络，也能发现各自独特的历史轨迹。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考古学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参与程度？

戈麦斯：中国的学术传统自成一体，具有内在的延续性和完整性，这本身是一项显著优势。中国学者近年来的国际参与度明显提升，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保持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活跃联系，不只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方法——它能帮我们发现自身难以察觉的盲区，也能让更多人真正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独特贡献，尤其是其知识深度与文化厚度。全球化时代，联系不难建立，难的是让这种联系持续活跃，这恰恰是学科走得更快、更远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认为中国对世界遗产体系的公平性、代表性和多边合作格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戈麦斯：中国已成为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它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国际培训项目、跨国申报和合作保护项目中——不仅多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还两度主办世界遗产大会并担任主席国。这些举措有助于使世界遗产体系更具全球代表性。

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它表明工业传统、技术知识和活态手工艺可以被认定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这拓宽了我们对文化遗产内涵的理解。与此同时，中国推动的跨国联合申遗、联合考古、文物修复和人才培训等合作，也让更多具有不同历史经验和考古学传统的国家参与进来，鼓励了更大的多边协作。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共同的国际责任。挑战再多，没有全球范围的携手合作，人类的共同记忆就无从守护。

跨学科共探史前技艺与社会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的学术足迹从西地中海延伸至上美索不达米亚，是什么吸引您将目光投向这些区域？

戈麦斯：我的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如何通过物质文化来理解复杂社会的起源。西地中海是我的学术起点，但后来我把重心逐渐移向上美索不达米亚，因为这里是农业、永久性聚落和新型社会组织形态最早出现的关键地区之一。从技术角度切入这些过程，不仅能还原器物是怎么造出来的，还能看到知识怎么传播、社群之间怎么互动、创新怎么一代代传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长期聚焦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拉夫文化的陶器生产，这项研究如何刷新我们对技术、生产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理解？

戈麦斯：技术从来不只是效率或生产力的问题。每一个技术选择的背后，都藏着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和代代相传的习得性实践。在哈拉夫文化中，陶器生产远不只是一个技术流程，它包含的是共享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习过程、社群认同和象征表达。从黏土的选择、器物的成型、装饰到烧制，每一个环节透露出的社会关系信息，都不比制造工艺本身少。这种视角挑战了现代人把技术仅看作工具性手段的习惯思维。史前技术告诉我们，创新同样可以强化社会凝聚力和集体认同，而不只是提高产量。考古学能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技术发展与社会组织是共同演进的，真正可持续的创新，始终离不开合作、知识共享和文化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的团队在田野工作中使用了哪些科技手段？

戈麦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我们正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吉尔德巴纳希尔克（Gird Banahilk）遗址做的工作。在那里，我们整合了陶器岩相学、科技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碳十四测年、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分析等多种技术，得以重建数千年来这一带的聚落布局、生产体系、农业活动和交换网络。还有一个例子是陶器产地研究，利用矿物学和地球化学分析，把当地生产的陶器和外来的陶器区分开来，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人口流动和区域互动的认识。

科学方法的最大价值在于整合，而不是某一种单一技术或学科知识。科学分析能帮我们拓展认知、推翻旧假设、提出新问题。只有当这些数据真正融入考古学阐释和历史背景时，它们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变革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

考古学正越来越多地整合各类先进科学设备与分析方法，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戈麦斯：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尖端分析设备确实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但这些设备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会造成一种依赖关系，进而影响研究问题由谁提出、由谁主导解释。所以，国际合作不能只停留在把样本送到设备先进的实验室这一步。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共享、研究人员流动、联合博士培养和技术转移，才是建立真正平等伙伴关系的关键。

田野工作始终是考古学的根基，因为考古背景信息无法在实验室里重建。实验室分析必须与精细的发掘、情境化的阐释和本地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价值。我认为，未来的方向是构建合作研究网络，让专业知识在多个方向流动，共同回答那些具有全球意义的普遍性问题。

在守望人性中延续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

全球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但似乎越来越碎片化。在您看来，考古学中那些大的理论框架和哲学性叙事还存在吗？

戈麦斯：欧洲有丰富的叙事传统——西班牙的、法国的、英国的——我们在这些传统中成长。可一旦新发现动摇了旧叙事，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悬置”状态：数据是新的，但与之匹配的故事还没讲出来，尤其是那些可以向公众传播的考古知识。

西班牙的现状恰恰是这种全球性困境的一个缩影。我们失去了与历史建立连接的想象力和动力，更关注财务安全和科技进步。这种“悬置”不仅是理论层面的，也是个体层面的。欧洲这些年越来越转向个人主义——我们去博物馆、看戏剧、去艺术节消费，但缺少一种集体性的意义认同。没有这种集体感，我们其实很难获得真正的成长。而这种集体感，恰恰源自我们对自身历史轨迹的共同叙事。所以，一旦叙事断裂，再多的考古新发现也难以拼合成有意义的图景。

要走出这种状态，就需要重新建立人与过去之间的连接。这种传递，在学术界有一个专门的讨论——我们称之为“编辑”。不只是在编辑考古报告或学术刊物，而是当有了建筑、古代遗存和所有来自过去的物质时，我们如何把这些物质“编辑”成可以传递的知识。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传授如何保存这些“编辑”成果。如果我们不注重“编辑”的方式，下一代在参观世界遗产或博物馆时，看到的就只是一座建筑、一个陶器，除此之外毫无感触。

世界各地都面临同样的“编辑”挑战。要让这条传递渠道保持开放，就需要持续做好一件事——对物质遗存进行维护、修复和系统性保存，确保它们能顺利“交付”给未来。与此同时，许多考古遗址正因气候变化、城市扩张和非法发掘而加速消失，速度远超我们的保护能力。保护工作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让当地社区从被动受益者变为积极参与者。考古学不仅是重建过去，更是为后代守护人类共有的遗产，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遗址与群体身份之间的深层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报》：

刚才您谈到了“连接”和“集体性”的缺失，这恰恰与个人主义膨胀形成对照。但考古研究表明，关怀弱者的行为并非现代产物，其根源可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戈麦斯：的确如此。一个能够主动关怀老年人和新生儿的文化，才称得上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它真正理解生命循环的规律，并懂得如何以社群的力量去适应各种生存挑战。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随着定居生活的逐步确立和丧葬习俗的日益复杂化，考古遗存的数量和类型都出现了显著增长。墓葬材料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如何对待儿童，如何对待那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个体；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某些群体可能并未得到同等的关怀。这种对弱者的帮扶，恰恰是社会复杂化的真正起源。

如果人类彼此不再照看，文化的根基便面临动摇。技术终究只是工具，在数智时代，将照看孩子和老人的责任完全交由机器和算法，是一种需要谨慎审视的选择。这正是考古学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的伦理启示：它提醒我们，关怀与互助一直都是人类文明得以存续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刚才提到社会复杂化的起源是“互助”，这种跨越漫长时光的连续性，让您更倾向于用“崩溃”还是“过渡”来描述文明的转变？

戈麦斯：学者常用“危机”或“崩溃”这类词来迎合高影响因子期刊的偏好，但现实要复杂得多——社会从来不是突然崩塌，而是一种跨越数代人的缓慢“过渡”。即使一个人因灾害或经济危机失去财产，他所掌握的知识不会立即消失，但经过两三代人的传递后，便可能被遗忘或转化。考古学让我们看清的正是这种长时段演变，而非灾难性的断裂。我们谈到的“关怀传统”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今，本身就说明“连续性”需要通过“过渡”来理解，而非通过“崩溃”。

这种视角让我们看到人类适应新环境的韧性，也带来一种希望：危机之中总有延续，而延续之中，就有我们可以承接的东西。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赵琪

新媒体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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