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名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AI是21世纪的超级合成器”

参考消息网8月5日报道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7月1日刊登题为《法国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AI是21世纪的超级合成器”》的文章，作者为卡洛斯·弗雷斯内达。全文摘编如下：

让-米歇尔·雅尔1948年出生于里昂，一直对新合成器展现出孩童般的热情。这位法国音乐家近日来到西班牙，庆祝其标志性专辑《氧气》发行50周年。

现年77岁的雅尔依然精力充沛，在场场爆满的演出与筹备新专辑之间游刃有余。他简要回顾了自己的音乐历程，并为人工智能(AI)时代艺术家的独特性发声。自青年时代起便充满革命精神的他承认自己已加入AI的浪潮，并坚信AI将对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音乐领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时间回到1976年，阿巴(ABBA)乐队凭借《跳舞皇后》席卷舞池，而就在此时，一位法国作曲家却以被一些人称为“未来之声”的作品脱颖而出。

探索超越传统的音乐形式

记者问：当您回想起专辑《氧气》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成功时，脑海中会浮现什么？

让-米歇尔·雅尔答：我向来不怀旧，但回想《氧气》当年产生的影响，确实让我觉得很有趣。那感觉就像一艘来自外星的飞船突然降落在迪斯科时代。我还记得母亲看到专辑封面设计时对我说的话：“孩子，你怎么会想到用一种气体的名字来给专辑命名，而且封面上还印着一个骷髅头？”当时我在筹备这张专辑时，其实并没有刻意去创作“未来音乐”，只是在自己的“厨房”里用第一台合成器进行实验，探索一种超越传统乐理的音乐形式。电子音乐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匠人，混合不同的音色，并融入各种声音和噪音。

问：您是否像同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曾被摇滚乐所吸引？

答：我十几岁时曾在摇滚乐队里演奏过，也去过巴黎看过很多场演唱会。我喜欢摇滚，但每当听到那些英国乐队时，我都会自问：这是英国的革命，但我的革命又是什么呢？当时正值1968年“五月风暴”，对我来说，在法国音乐研究小组的经历至关重要。一切始于当时我们称之为“具象音乐”的概念，它正是电子音乐的基础。与摇滚、爵士或蓝调不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诞生于欧洲——如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音乐流派，它植根于超现实主义，并带着一种类似马塞尔·杜尚那种不羁的态度，将其应用于音乐领域。这是我们欧洲人应当引以为豪的。

问：你的音乐不仅在英语世界广受认可，更赢得了“全球性”的称号，至今仍吸引着全球数以万计的乐迷。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答：我想，关键在于忠于自己的根源。“全球性”与“国际化”是有区别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属于“国际化”，它们将一切标准化。而“全球性”需要打破边界，且敢于尝试新事物。只要有艺术家愿意打破规则、勇于颠覆，艺术就无需畏惧任何挑战，就像阿尔莫多瓦、达利、毕加索等众多西班牙艺术家那样。

AI是一个“绝佳的工具”

问：AI对音乐来说是威胁还是动力？

答：我坚信，AI对整个人类乃至艺术而言都可能带来极大的积极影响。它是一个绝佳的工具，不仅让你能够进行创作，还能帮助你管理自己的作品。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制定使用规则。例如，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问：对于那些认为AI会扼杀人类创造力的人，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答：今天关于AI的争论让我想起了历史上关于蒸汽机的争论，当时一家英国报纸曾警告说，当速度达到每小时50公里时，人类的心脏可能会爆炸。这也让我想起梵蒂冈当年不但谴责印刷术，还反对让所有人都能阅读书籍的立场。每一项发明都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并为人们提供了以前所没有的工具。火确实很危险，但它推动了我们文明的发展。电力也有其风险，但它对人类来说是积极的。我记得电子音乐刚出现时曾让交响乐团感到不安，甚至到了在歌剧院演出时，他们会拔掉我们乐器的插头来抵制表演的地步。当年人们曾认为摄影会取代绘画，电影会取代戏剧……我们可以放心：AI不会取代小提琴和吉他。

问：您在西班牙的演出中使用AI吗？

答：我已将其融入了接下来将在西班牙各地的演出的视觉效果和舞台设计中。我目前将其视为一位多才多艺的合作伙伴，而且你可以与之对话，并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很乐意向观众展示，在AI的帮助下，如何创造出诗意、超现实、有机、令人惊喜且出人意料的作品。

问：您在音乐部分也使用AI吗？

答：我刚从伦敦回来，在那里为即将于2027或2028年发行的下一张专辑进行了录音。我在新专辑中与AI合作，目的并非复制，而是为了实验，尝试新的音色质感，就像我一直以来对待新技术那样。我将AI视为21世纪的超级合成器。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或许能用来创造新的音乐流派和新的表达形式。

与观众达成一种共鸣

问：《氧气》发行50周年，西班牙伊维萨岛的“失忆症”俱乐部也迎来了50周年。

答：能在这个俱乐部庆祝这两个周年纪念，让我浮想联翩——不仅因为这家俱乐部对电子音乐的深远意义，更因其独特的哲学理念：忘却过去与未来，尽情享受当下。我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我依然将我的乐器视为一个厨房，在那里不断进行实验。

问：在俱乐部演出和面对超过100万人的观众演出有什么区别？

答：其实差别不大，无非是在技术上需要适应场地而已。对我来说，目标始终如一：与观众达成一种共鸣，实现彼此间能量的相互交流。如果一切顺利，最终会让你感到一种充实感。在这个充斥着手机、平板电脑和屏幕的时代，我们有着一种生理上的需求，渴望与他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分享彼此的体验。

问：您曾在埃及金字塔前演出，也参加过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纪念演出。您是上世纪80年代首位受邀在中国举办音乐会的西方音乐家，并在莫斯科音乐会吸引350万观众，创下“最多观众的单体音乐会人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演出中，有没有哪一场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答：很难只选一场。去年在撒马尔罕的音乐会确实非常特别，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也是如此。在中国的那段经历更是独一无二。我对休斯敦的音乐节也记忆犹新。

“打动我们的东西从未改变”

问：技术与情感能相容吗？

答：我认为可以，而且我觉得自己通过现场音乐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至今已有50多年了。我花在乐器上的时间比花在人身上的时间还要多。回望这50多年来技术的发展历程，从那些模拟设备到AI，确实很有趣，但情感却始终如一：那些打动我们的东西从未改变。

问：77岁高龄时，如何保持创作灵感？

答：秘诀在于保持好奇心不减。这是你在艺术家眼中能瞬间察觉到的。每当我面对一个新项目时，我都会试着以“新人”的心态去对待。我现在对新专辑的兴奋感，与当年制作《氧气》时一模一样，尽管这是个截然不同的项目。

问：您是如何滋养这份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念的？

答：可以说，我是一个“颠覆性的乐观主义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因各种原因体验过那种“世界末日”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各个年代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善：60年代过去了，70年代过去了，80年代也过去了，但那些年代的元素依然随处可见。我愿意相信，人类能够善用21世纪所拥有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工具。我经常去中国，每次从那里回来，都仿佛是从未来归来，因为中国对科技和创新的投入如此之大。我希望欧洲能够觉醒，开发出自己的AI工具，并继续将自身的价值观和创造力传播到世界各地。（编译/刘丽菲）